《东方的女儿：贝·布托自传》新版序言
【巴基斯坦】贝·布托 著 江亦丽 等译 译林出版社2008年1月 定价：29.80元
2008年01月15日13:42 来源：人民网《读书》频道
不是我选择了此生，而是此生选择了我。
生于巴基斯坦，我的生命折射了她的动荡、悲情和胜利。巴基斯坦再一次处于国际社会的聚光灯下，恐怖主义分子假借伊斯兰之名威胁着她的稳定。但民主的力量始终相信，通过推行自由可以铲除恐怖主义。
巴基斯坦不是一个平凡的国家，我的生活也从不平静。我的父亲、两个弟弟先后被杀害；我的母亲、丈夫，还有我本人都坐过大牢，后来我还长期流亡海外。然而，尽管有这些苦难与悲伤，我仍然觉得自己是幸运的。感谢真主的保佑，让我突破传统，成为伊斯兰国家有史以来第一个女总理。那场选举成为穆斯林世界争论的焦点――女人在伊斯兰中到底应该怎样定位。选举结果证明，一个穆斯林女性可以被选为总理，可以管理一个国家，可以同时被男女民众接受为国家领袖。我对巴基斯坦人民充满感激，是他们给了我巨大的荣耀。
现代主义者与极端主义者的交锋仍在继续，但自从我1988年12月2日宣誓就任总理以来，穆斯林世界的女性同胞们已经在大步前进。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少数人被赋予改变社会发展进程的重任：把一个刚刚起步的国家带进现代社会，打破对女性的偏见，给从来没有过希望的人们带来希望。
如果命运可以任我选择，这样的生活不见得是我首选，但它确实充满机遇、责任和成就。我冥冥中感到，未来还将充满更多的挑战，无论是对我的祖国还是我个人，但我们将勇敢面对。
二十年回首，往事如烟。父亲被杀害，我自己遭囚禁，但是继承父亲衣钵的重任压在肩头。我本不指望追求个人的幸福，也不奢望爱情、婚姻和生儿育女。就像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饱受牢狱之苦、终生未嫁，我原来也以为我将孤守一生。然而，命运打破了这些狭隘的预想，我在婚姻里得到了快乐和满足，尽管周遭的环境困顿艰险。我丈夫19年来始终和我站在一起，和我相濡以沫，我为他的勇气和忠诚感到骄傲。这些年来，他要么住在总理府，要么蹲在大牢，被当成挟持我事业的人质。尽管相距遥远，尽管挑拨离间的阴谋不断，我们之间的感情反而更加牢不可破。
是的，生活并不如我所预料，但我不愿与历史上的任何一位女性交换位置。我是一个为自己的文化和宗教自豪的女人。我觉得有责任让人们了解真正的伊斯兰教：恐怖主义劫持的宗教与真正的伊斯兰格格不入，真正的伊斯兰教主张宽容与多元。我知道我是所谓“圣战者”、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最惧怕的符号。作为一个女政治家，我一直为巴基斯坦的现代化、教育普及、对外交往与科技进步不懈奋斗。我坚信，一个民主的巴基斯坦能够成为全世界10多亿穆斯林的希望，指引他们在倒退与进步之间做出选择。
我投身政治斗争始终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要争取自由民主与社会公正。毫无疑问，这些价值观值得为之流血奋斗。而我也相信从事这项事业对我更具有挑战性，因为我是一个女人。当今社会做一个女人很不容易。不论在什么地方，女性依然需要比男性付出更多，才能证明自己并不差――我们必须工作更多的时间，做出更大的牺牲。与此同时，我们还要从情感上自我保护，很多不公平、甚至恶毒的攻击施加到我们的男性家属身上，试图通过他们迫使我们屈服，我们要经得住伤害。我为这些行为感到可悲，今天竟然还有很多人认为男人是一家之主，通过对男人施压就可以向他的女人施压。
现实就是这样，我们必须有所准备，不要抱怨双重标准，要去战胜它们。我们必须勇敢应对，即使这意味着付出男人双倍的时间和努力。在此我要感谢我的母亲，是她告诉我，怀孕仅仅是生命的一个生理状态，不应该打断正常的生活规律。按她的话去做，我在怀孕期间几乎忘记了所有生理上的不适和情绪上的烦恼。然而我还是看到，一桩家庭琐事被炒作成了一个引发激烈议论的政治话题。从军方总部到报纸社论，谁都不愿放过。看到这些，我对怀孕的细节秘而不宣。幸运的是，我得到了弗莱蒂?赛特拉医生的精心照料，而对于我的赴诊情况，她守口如瓶。
我现在有三个可爱的孩子，比拉瓦尔，巴赫特瓦和阿希法，他们给我带来了快乐和骄傲。当我1988年怀上第一个孩子比拉瓦尔的时候，军事独裁者解散了议会，宣布要举行大选。他们以为一个怀孕的女人不可能参加竞选。他们错了，我能做到，而且我做到了。1988年9月21日，比拉瓦尔降生，过后没几天我就参加大选并且赢得了胜利。比拉瓦尔的降生是我生命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赢得大选又增添了另外一段，尽管有人预言说一个女性穆斯林不可能赢得民众的思想和灵魂。
出任总理没多久，母亲劝我“抓紧时间再要一个孩子”。她相信作为母亲必须在持家和承担其他责任之前赶紧要小孩。我听从了她的建议。
当我第二次怀孕还是秘密的时候，军队的将领们要我去锡亚琴冰川，在全国海拔最高点上听取军事汇报。巴基斯坦和印度为了锡亚琴在1997年险些爆发战争，1999年再度因此剑拔弩张。我很担心冰川峰顶缺氧会对胎儿带来不利影响。我的医生向我保证没有问题，他解释说，缺氧首先会影响到母亲，这时候你可以带上氧气罩，胎儿就安然无恙了。尽管如此，我走得还是战战兢兢。士兵们看到他们的总理来到锡亚琴冰峰之上，士气大振。那里是一番壮观的景象，四周全是皑皑冰雪，与远天相接，浑然一色。这里万籁俱寂，只有雪峰矗立，让人感受到天堂里的静谧。隔界相望，印军哨所若隐若现，提醒我们不要被和平的表象蒙骗。
反对党得知我怀孕了，一下子炸开了锅。他们呼吁总统和军队把我赶下台，理由是巴基斯坦政府容不得一个休产假的孕妇总理。他们说我生孩子期间将不能履行职责，因而会使政府陷于无可挽回的瘫痪。按他们的说法，这是违反宪法的。他们向总统施压，要求军方支持，准备罢黜总理、成立过渡政府举行大选。我驳斥了反对派的说法，据理力争。有关职业女性的法律写有生育小孩的条款（当时是我父亲把职业妇女享有产假权写进法律）。我申辩说，这个法律也同样适用于总理。我的政府阁员都和我站在一起，认为当一名男性领导人出现身体不适时，就不会引发宪法危机，同样，一名女性领导人稍有身体不便也不应该成为大肆攻击的靶子。
反对派不肯罢休，他们策划罢工运动以便向总统施压，要求解散政府。这时我必须有所应对。父亲曾教导我，在政治上，时机非常重要。经过咨询医生，我知道孩子已经满期。经他同意，我决定剖腹产――时间就选在反对派要举行罢工的前一天晚上。
我要打破人们的思维定势，要让人们知道怀孕不会影响女人的工作。所以尽管身怀六甲，我还是照常拼命地工作，甚至比男总理更卖力。接近临产时，我在首都主持了一次内阁会议，然后直飞卡拉奇。第二天我醒得很早，坐上一位朋友的小车向医院驶去。
这确实是一辆“小”车，与我平常乘坐的奔驰公务车相差万里。出门的时候，执勤的警察都没看它第二眼，他们专注于进入我家院门的车辆而不是驶出的车辆。
我们急速赶往医院，我的心开始怦怦直跳。赛特拉医生已经在医院等我们。我走出车门，医护人员们一脸惊奇。我知道消息很快就会通过手机或者呼机传开（巴基斯坦是南亚和中东地区第一个开始使用手机的国家）。我迅速穿过走廊，走进了手术室。丈夫和母亲也将马上赶到，之前我们都商量好了。我从麻醉药中慢慢苏醒，感觉躺在手推车上，从手术室进到私人病房。“是个女孩。”我听到了丈夫的声音，接着我又看到了母亲的微笑。我给女儿起名叫“巴哈特瓦”，意思是“带来好运”。真的很灵验，罢工不了了之，反对派的计划破产了。
成千上万的贺电从世界各地发来，不管是政府首脑还是平民百姓都给我写信，共享欢乐。这对于广大年轻女性来说尤其是个重大时刻，证明了一个女人可以生育小孩同时不影响工作，即使处在充满挑战的领导岗位。第二天我就开始工作，阅读政府文报，签署政府文件。后来我才了解到，我是有史以来唯一一个边工作边生小孩的政府首脑。既然这样，以后的女总理们也不必把它看成是不可逾越的障碍，要大胆地去冲破它。
巴哈特瓦生于1990年1月。7个月之后的8月6号，总统违背民主解散了我的政府，那时候国际社会的注意力聚集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无暇顾及巴基斯坦。我的丈夫被逮捕，母亲劝我把孩子们送到国外去。与孩子们分离无疑像揪心一样疼痛。那时候比拉瓦尔才两岁，巴哈特瓦还不到一岁。我的妹妹住在伦敦，愿意照看他们。我的公公婆婆也来帮忙，不顾一把年纪搬到了伦敦。在家里我连做恶梦，听到孩子们在哭着要妈妈。我经常给妹妹打电话询问孩子们的情况，她告诉我不要担心，但是梦魇还是挥之不去。
政府被解散后，港口城市卡拉奇一片混乱，陷入无政府状态。恐怖活动猖獗，无辜的平民遭到屠杀，惨死在公交车上，在家门口，甚至在办公室里。我知道孩子们住在伦敦相对更安全，但我仍然夜不能寐，时常被恶梦惊醒。
我和母亲大部分时间住在首都伊斯兰堡。我丈夫在1990年当选议员，现在只要议会一开会，他就被当局软禁在家。我向丈夫和母亲倾诉，跟孩子们分离对我是多么大的折磨。我觉得是我抛弃了他们，我担心他们的心智成长会因此受到负面影响。
1991年，比拉瓦尔开始在伦敦昆斯凯特区上幼儿园。巴哈特瓦这时才一岁。我突然想，把这个小不点安全地藏在巴基斯坦的家中应该没有问题。于是我径直飞往了伦敦，迫不及待地奔向妹妹的公寓。刚到门口，就听到女儿在哭，正是我在梦里听到的哭声。我急忙把她抱进怀里，又拉过儿子。“我决定把巴哈特瓦带走，”我告诉妹妹。她立刻舒了一口气说：“我本来不想让你担心，这孩子一直哭了好几个月了。”无需言语，两个孩子好像都已经知道要发生什么了。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时的场景，比拉瓦尔穿着白衬衫，蓝条裤，白袜子，小黑鞋，呆呆地站在走廊上，背靠着墙，棕色的眼神充满悲伤，茫然、默默地望着我。没有哪个母亲忍心把两岁的儿子丢下不管，也没有哪个孩子能想到母亲会带走另一个孩子却把他丢下。
把巴哈特瓦抱在怀里，我驱车直奔希斯罗机场。她在我的怀中安静无声。我带着她登上了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航班。9个多小时的航程，巴哈特瓦一声都没有哭，她把小脸埋在我的肩上，酣然而睡。巴基斯坦有名的音乐艺术家牢吉汗女士当时坐在我的身旁，她看到小不点这么乖觉得很惊奇，对我说：“我在飞机上从来没见过这么安静的小孩。”
公公婆婆决定仍然留在伦敦，帮我妹妹照顾比拉瓦尔。让我稍感宽慰的是比拉瓦尔有家人陪伴，可以在海德公园散步，喂鸭子和小松鼠，这些能暂时转移他的注意力。
1990年人民党政府被解散，我又重新参加竞选活动，还要经受与孩子们分离的煎熬，应付当局对人民党和我家人的迫害。我心力交瘁，瘦了很多。1992年春天，我发现自己怀上了另一个孩子，我们的家庭在扩大，这带给我极大的快乐。然而这时候国家局势动荡，当局在卡拉奇展开了军事行动。少数族裔政党统一民族运动党（MQM）挑起血腥事端，谢里夫政府指控该党蓄谋分裂国家、妄图建立一个所谓“真纳普尔”的独立国家。军方公布了蓄谋的“真纳普尔”国地图，随即开始了军事镇压。大多数国民已经厌倦了社会争斗和流血冲突，统一民族运动党的国中之国图谋不会得逞。
军队的坦克开上街道，推倒MQM设置的层层栅门，解救出被封锁的民众，然而这时候巴基斯坦却陷入了更深的危机。谢里夫总理迷信沙特式的政治体系，想把巴基斯坦变成神权国家，强迫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强化神权统治。我的政党在参议院中坚决抵制这项法案，但抗争的时间所剩无几。因为到1994年，谢里夫将在参议院取得多数，那时候他会把巴基斯坦“伊斯兰化”。大所数人民反对把巴基斯坦变成神权国家，人民坚守国父真纳的世俗理念。然而军队中的强大势力支持谢里夫，而且也正是因为他们的支持，谢里夫才在国民议会中得到三分之二的多数席位。
当局在财政政策上玩忽职守，给普通民众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灾难。停电现象在人民党执政期间早已消除，而今重新上演。腐败丑闻充斥报纸头条。印度孟买爆炸案使印巴关系急剧恶化，印度把爆炸袭击归咎于巴基斯坦。1993年纽约世贸大厦首次遭到袭击，巴基斯坦又差一点被列为恐怖主义国家。这样，在野党各派坐到了一起，成立了一个大联盟“巴基斯坦民主联盟”，并且号召在1992年11月18日举行一次抗议集会。
那时的我非常瘦，没有人以为我就要生小孩。尽管体重下降——也许正因为体重下降，我感觉健康而精力充沛。我的力量被抗议号召再次激发。全国人民都纷纷响应，各地的大篷车已经就绪，准备向拉瓦尔品第进发，向当局展示人民的力量。运动的目标是恢复民主、停止神权和解决民生。在抗议运动的头一天，我获悉政府将动用武力阻止集会。“这说明政府会使用催泪弹。”我对政治秘书纳西德?汗说。我开始担心腹中的胎儿。纳西德找来了护目镜。有人答应给我们准备防毒面具，跟军队用的那种一样，但第二天他们根本就没露面。我们只好随身带上湿毛巾。夜里，一大群人把我家的房子围了起来。第二天早晨我们起床后发现，一道铁丝网栅栏立在房子周围。当我和党的其他领导走出前门的时候，棍棒迎面而来。党员们爬过铁丝网来奋力保护我，遭到野蛮殴打。
我们中一少部分人奋力穿过铁丝网，找到一辆车，从伊斯兰堡立即赶往拉瓦尔品第。途中我们不时地遭遇搜索的警车，因此不得不缓慢行驶，而且要把头埋藏起来，以防被发现。忽然我们的面包车刮上了铁丝网路障，动弹不得。我们发现旁边封住的道路上有几辆车，便向其中的一辆吉普车打招呼，车主很同情我们，把车给了我们。最终，穆斯林联盟（伽西姆派）领导人马利克?伽西姆，空军司令阿斯噶尔?汗，现任外长卡苏里，我的政治秘书纳西德?汗，她的丈夫萨夫达尔?阿巴西参议员，还有我的安全官穆纳瓦尔?苏拉瓦尔迪（2004年遇刺身亡），我们七人一起上了这辆吉普车。
幸好铁丝网路障只架设在伊斯兰堡一带。我们的吉普车一进入拉瓦尔品第狭窄的街道，人民就欢呼沸腾起来。他们开始聚集到我们车子周围，高喊口号。我们一路来到里亚卡特?巴格公园，这里是集会地点。后来警察告诉我，他们之前接到有人报告说我出现在拉瓦尔品第，刚开始对这些举报嗤之以鼻，置之不理。但是随后几分钟里无数相同的电话打来，他们开始当真了，决定亲自来查看个究竟。事实证明这些报告都是真的。于是，一场疯狂的追捕在拉瓦尔品第的街道上展开。我们这辆孤零零的吉普车遭到来自各个方向的催泪弹。一时间警笛大作，混乱一片，整个场景就像007的电影，或者说更像印度宝莱坞的电影。
群众涌到警车和我们的吉普车之间，阻挡警察追击。警察发射催泪弹，还跳下车来用棍棒驱赶人群。催泪弹爆炸，烟雾翻腾，我们就改变方向或者越过人行道驶上另外一条街道。群众为我们欢呼，口号响彻天空。越来越多的警察赶来增援，每条道路都被警车封锁了。现在警察们径直向汽车挡风玻璃发射催泪弹，目标直指我们。挡风玻璃碎了，最终我们的司机受不了了，他踩住了刹车，跳下车去，不见了踪影。警察包围了车子，把我们全都逮捕了。后来，我们还是被释放了，这次活动给当局者造成重创。
不知道是不是催泪瓦斯的关系，自从这次事件后，我的胆囊就开始疼痛。我服用顺势疗法的药物，但疼痛仍不见消减，而且经常疼得不堪忍受。如果采取手术治疗的话，我将冒失去孩子的风险，我不愿冒这么大的风险。后来疼痛越来越厉害，我只好飞往伦敦求医。医生们的建议是尽快剖腹产生下胎儿，然后立即进行微创手术切除胆囊。1993年2月3日，我的小女儿阿西法降生在波特兰医院，我搂起可爱的小宝贝。当时我并不知道，随着小阿西法的降生，我们的家庭已经不能再扩大了。不久，人民党于1993年10月24日再度赢得大选。然而在巴基斯坦重复性的政治轮回中，我的第二届政府于1996年再次被非民主地解散，我的丈夫阿西夫随之被捕。令人伤心的是，当他2004年11月出狱时，我的年龄已经不允许再要小孩了。
我们庆祝小阿西法的诞生，那时我却不知道母亲的老年痴呆症已经越来越严重。她的病源于1977年，那天我们在拉合尔看板球赛，齐亚将军的帮凶用棍棒殴打我们。母亲遍体鳞伤，头部受伤尤其严重。从那以后，她跟以前再也不一样了。但是现在病情恶化得太快，太突然，令人心碎。
我眼睁睁地看着曾经美丽、优雅、迷人的母亲淡去，她的生命之烛逐渐暗淡、微弱。这位坚强的女性，曾经为反对军事独裁不屈地抗争，曾经为妇女争取权力英勇地冲锋，而现在却病得几乎不认识人了，也不会说话了。她已经不会说自己饿不饿，牙疼不疼了。看到向来坚强的妈妈现在如此的无助，我心如刀绞。然而我仍然感谢真主，让妈妈还坚强地活着，与我相伴。她的存在给予我无穷的力量，她是连接我们家族血脉、亲情和爱的纽带，使我牢记不屈的信念，还有我们共同经历的风雨坎坷、共同的悲伤与欢乐。
阿西夫的长期监禁是家庭的巨大痛楚。孩子们在童年时期没有爸爸在身边——这是无法弥补的损失。同时他的囚禁也说明男性主义思想仍然主导社会。试想，一个家庭主妇会因为她丈夫的政治事业，在毫无证据和宣判的情况下被作为人质监禁八年吗？当然不会。但这种事情既然发生了，我们就必须面对。出狱不久，阿西夫心脏病严重发作，险些撒手人寰。
置身国外看巴基斯坦，我认识到祖国现在的命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危急。毫无疑问，如果西方国家继续纵容军事统治者压制民主自由，新一代恐怖分子将从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中演化出来，盗用伊斯兰之名，与西方进行暴力对抗。重塑自由民主政府绝不仅仅是巴基斯坦人民的诉求，也是全世界所有力图避免“文明冲突”的有识之士的目标。
当我在伦敦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必须承认，我的生活虽然吸引人，却也折磨人。我不论走到哪里公文包都不离身，往来于世界各地，在大学校园，在商业协会，在妇女组织，在外交智库，对伊斯兰、民主和妇女权力发表见解。我不停的进出美国和英国的议会，并始终保留巴基斯坦人民党主席身份。我探望在纽约接受治疗的丈夫，为孩子们将要在迪拜的考试作准备，我还领导世俗政党联合，争取2007年自由公正的大选——担子真是太重了。但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我坦然接受。接下来，我将要告诉您我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最后一章“出任总理及以后”涵盖了这本自传第一版之后的事件。
我荣幸有此一生，我要感谢真主。如真主所愿，我将再次回到祖国的大地上，去领导民主的力量，在大选中与独裁者、军队将领们和极端主义者一决高下，这是我的使命。就像约翰?肯尼迪说的，“我不会逃避责任，我欣然面对。”
贝·布托
2007年4月于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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