臭豆腐

 　　中国男人口刁是有名的，文人更是如此。凡是能写一手“好文章”的男人，基本上都是美食家，对食物的味道颇有心得，还能将它写成美文。从孔子到李渔到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汪曾祺，还有诸多当代小文人，都有一张红润而傲慢的“嘴”。相比之下，称得上美食家的中国女人我们几乎一个也想不起来。周作人写了很多与吃相关的文章，连张爱玲读了都啧啧称奇。周作人不仅对吃很讲究，甚至可以说是贪吃到了极点。他早年的日记，几乎天天都有与吃相关的内容，比如“夜食比目鱼，即鲽鱼”，“下午吃螺丝”，“食松花团团”，“黄鱼上市”，“龙须菜上市”，“罗汉豆上市”，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他家厨娘的日记。

　　在《生活的艺术》一文中，周作人对自己吃的品味和吃的欲望进行了高深的辩解。他认为现在中国人的生活只有两个极端，“非禁欲即是纵欲”。翻译成吃的语言就是，要不就胡吃海喝，做一个饕餮之徒；要不就压抑欲望，比如规定庶人不得随便吃荤，70岁才能吃肉，“肉食者鄙”，“啜菽饮水之谓孝”。周作人说，中国人少的就是生活的艺术，少的就是微妙的美的生活。他怀念上古的“礼”，说这种“礼”仅仅在今天的饮酒和品茗之中还有一点残存，就是一口一口地啜，一点一点地品，把玩个中三昧，就像调情一样。如果啜酒和品茗的传统也没有了，只是大口干杯，仰头牛饮，中国文化就完了。

　　口刁的男人最厉害的杀手锏，就是将“非艺术”的人生斥为粗疏，不懂得艺术地品味生活，只知道“禽兽之下的乱调生活”。粗疏的“疏”，就是“蔬”的意思，也就是“素”的意思，只知道吃点粗粮蔬菜草根，不懂得品味美味佳肴。这是庶人的德行。周作人一生养尊处优，为了过那种“艺术人生”，为了维持在北京天天吃羊肉羹和甜酒的生活，怎么也不肯离开。禁欲与纵欲之间的中国男人在进行所谓思想批判(口角)的时候，一个个猛士一样。一旦涉及具体生活，尤其是涉及“食色”问题，顿时软了，变得“礼”起来了。食色是一对连体婴儿，但有“品味”的中国男文人更喜欢书写、品味、把玩“食”，将自己的人生感悟通过对几道菜的味道的描述带出来。他们不敢正视“性”的问题，采取遮掩的态度。因此，“食”就成了“色”的替代。他们翘起兰花指一边嗑瓜子，一边品茗、啜酒，把玩、品味食物的味道，并将这种味道美学化，成为一种“高雅”的形式化了的人生经验。与之相关的还有写毛笔字、画山水花鸟鱼虾、画竹菊梅兰，敢于画几匹马和老虎的，已经算是很胆大的了。

　　周作人写吃的文章中，写得最妙的还是关于臭豆腐和螃蟹的那几篇。中国男人最嗜好臭豆腐。臭豆腐的制作方法很奇怪，先是让豆腐发霉，然后丢进浸泡咸鸭蛋的卤水坛子里浸泡，让它发出大粪一样的臭味才算是正宗的，有人说这就是典型的“恋污癖”。但中国文人借助于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硬是把“恋污癖”弄成了生活的艺术。既然对吃的迷恋和赞美是一种隐秘的“恋污癖”，正如中国古代男人对女人小脚的赞美和迷恋。他们正是在“恋污癖”中，体验到了一种“受虐”的狂喜。

　　与吃臭豆腐的“受虐”相应的，是吃螃蟹的“施虐”。周作人一再强调他不喜欢吃“面拖蟹”，也不喜欢斩腰杀蟹的方式，而是喜欢整个儿活煮，然后将蟹腿一根根拔下来，沾着姜醋吃。他最喜欢的还是吃醉蟹，用老黄酒将螃蟹灌醉，让它折腾至死，再慢慢享用。在想象中，他分享了“刽子手”的勇气和荣光。

　　中国男人那张刁钻的艺术嘴巴背后隐藏的，就像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心理，有某种“受虐”和“施虐”倾向。正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中国传统文化属于早熟的、没有发育成熟的文化。老子就是代表：生下来就是一个儿童身子的老头，像侏儒一样。我个人认为，中国文人把玩食色的那一套，与儒家文化并不吻合，恰恰是侏儒文化的典型体现。

(国际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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