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为天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农业界泰斗，时任中国农科院院长、九三学社中央名誉主席的金善宝先生曾讲过这样一段话：“南有袁隆平、北有赵鸿钧，一个解决了吃粮问题，一个解决了吃菜问题；一个是杂交水稻之父，一个是塑料大棚之父，都是我国农业界的大功臣。”
如今，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早已誉满天下，而被誉为塑料大棚之父的山西农业大学教授赵鸿钧却仍默默无闻，不为人所知。
塑料大棚改变了中国农业
如果没有塑料大棚和薄膜覆盖技术的发明和推广，中国北方的大部分居民可能至今还在靠储藏大白菜和土豆过冬。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塑料地膜、塑料大棚迅速从城郊发展到大田，从北方发展到南方，从平原发展到丘陵山区。在严冬季节，冰封雪飘，但在南北大地的塑料大棚内，绿油油的农作物却一派生机。塑料大棚不仅使海拔4000米左右的青海、西藏等地，许多曾经的“不毛之地”，长出了农作物，还获得了高产稳产。
大棚在西北解决了没有蔬菜的问题，在南方则解决更高层次的问题。从甲鱼等动物到奇花异草等植物，都可以在大棚里几乎随心所欲地培育。目前，中国塑料大棚及地膜覆盖面积超过2亿亩，农膜和地膜年消费量超过110万吨，居世界首位。
正是凭借塑料大棚这项技术，我国作物栽培的时间范围才扩展至春夏秋冬任意时节，使北方居民靠储藏大白菜和土豆过冬的吃菜问题彻底划上了句号。相对于中国有史以来在提高土地产出方面的极限和困窘来说，塑料大棚改变了中国农业绝不为过。
不正常的被埋没
塑料大棚对农业的贡献居功至伟，而发明和推广塑料大棚的赵鸿钧却默默无闻，这似乎并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赵鸿钧，1937年生于山西孝义。16岁那年，勤奋好学的他考取了山西农学院附属农业学校，那时他成了十里八乡的“状元”。上学期间，他一直在勤工俭学，边读书边耕作。每天一放学他就钻进菜地，不是浇水施肥，就是研究观察，记了厚厚十几本的观察笔记。1956年，赵鸿钧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至山西农学院学习。
在山西农学院附属农业学校上学期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用旧塑料包装覆盖蔬菜地，发现地温竟然提高了1至9摄氏度，这一发现后来被世界薄膜农业研究领域称为“太谷地膜”，这一发现让赵鸿钧兴奋不已，也引起了他极强的探索兴趣，成为他50多年潜心薄膜农业研究的开始。据赵鸿钧的弟弟赵鸿铭回忆，在赵鸿钧在农校上学期间自己和父亲三次去学校看过赵鸿钧，第一次赵鸿钧正在擦地膜，第二次赵鸿钧正在掏茅粪，第三次赵鸿钧正在将温室的玻璃换成塑料布。
山西农业大学原党委书记贾毓芝说，赵鸿钧为人正直、清高，不善与领导打交道，而是勤勤恳恳搞科研，因此，很长时间里，他根本吃不开。他说，赵鸿钧作为业务挂帅、只专不红的典型，几乎每次来运动，他都挨整。“上世纪80年代初，中共山西省委曾专门就解决青年科学家赵鸿钧同志的不公正待遇下发文件，但我认为赵鸿钧同志的问题至今没有得到妥善解决，他的作用没有得到很好发挥。”
山西农业大学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师告诉记者，使赵鸿钧成名的原因之一是关于园艺设施的逆温效应的观点，但当时他的这个观点发表出来后却受到同行的批判。这个观点在国内被埋没了十几年，但他的这个观点在当时让国外的专家极为重视，他们把这个理论定为“赵氏理论”。十几年后，当赵鸿钧当初所带的研究生留学日本的时候，学到这部分专业的时候发现，早在十几年前自己的导师就享誉海外了，更让这位学生惊奇的是当时国外曾邀请赵赴海外做学术交流，赵没有去，原因是当时农业部向农大的领导询问赵时，领导却以种种理由“帮”赵回绝了。
时至今日，即使在山西农业大学提起赵鸿钧这个名字，知道他的人也不是多数。如今已经退休的赵鸿钧仍钟情于科研工作，但全靠自己孤军奋战。贾毓芝说，从全国甚或全世界来讲，山西农大早已是塑料大棚的代名词，一提起山西农大就会想到塑料大棚，但没有多少人能想到赵鸿钧。“他是中国最优秀的科学家之一，我们应当善待他，媒体应该好好宣传他。”
薄膜覆盖和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比肩
1964年，赵鸿钧向农业部等部委正式提出建议，首次提出了地膜覆盖、小拱棚覆盖、大棚覆盖，以及薄膜在鸡舍防寒、渠道防渗等17项农牧业方面的应用，同时附上自己设计的“一面坡式”和“悬梁吊柱式”竹木结构大棚的图纸。他的建议很快得到了国务院有关部委的支持。同年，他开始了“塑料大棚万里行”推广活动，足迹从东北、华北到西北，遍及29个省、市、自治区，培训人员500万人次。
“为人民谋福利，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是我从事科学研究的根本动力。”赵鸿钧说。1975——1976年，年纪不大的赵鸿钧，已经在长春、太原成功地主持召开了第一、二届全国薄膜农业研究会议。
据统计，到1980年，经他推广的塑料大棚占全国的80％以上。期间，他还根据农业部的意见设计了“晋阳型”塑料大棚钢架结构，该结构仅需钢材每平方米5公斤，比日本最节省钢材的17种同类型的大棚还要节省，这种大棚在我国及第三世界国家很快得到了广泛推广使用。仅大棚栽培一项技术即为国家创造了数百亿元的经济效益，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北方居民的吃菜问题，同时，也把中国作物的栽培极限大面积向北推移。
在推广薄膜农业技术的同时，他积极著书立说，1976年，赵鸿钧写的《农用塑料大棚》由北京出版社出版，这也是中国的出版社第一次出版介绍这方面内容的书籍。其封面被放大后，在王府井书店橱窗内展出了很长一段时间，不少人都是从这里才知道塑料薄膜也可以代替玻璃盖起温室种菜，日本人也是看到这个封面后才说：“看来中国人利用塑料薄膜种菜的战役是打响了。”该书还第一次介绍了“悬梁吊柱”大棚，并附有图片。这种棚型成为了中国各地农民使用的薄膜大棚的主要形式。在1978年前，他就出版了《塑料温室与蔬菜栽培》、《塑料大棚园艺》、《前进中的我国塑料大棚园艺》等专著，这是中国最早和最权威的塑料大棚专著，也是世界薄膜农业宝库中出版较早的几本专著，奠定了中国塑料大棚农业薄膜覆盖的理论基础，被国内外专家学者广泛引用。
2005年国家知识产权局编撰的《中国知识产权年鉴》中，文章在介绍赵鸿钧从上世纪50年代发现地膜增温至今的研究历程时说：“赵鸿钧教授的薄膜农业，研究之早、培训人员之多、推广面积之广、社会效益之好、经济效益之高、理论基础之深，均堪称世界之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近二十多年来，山西的薄膜覆盖和湖南的杂交水稻是中国大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好的两大知识经济、举世瞩目。”这也从一个侧面肯定了赵鸿钧对中国农业的贡献。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原中国农科院院长金善宝先生盛赞赵鸿钧是“塑料大棚之父”，并建议提名他当中科院院士。日本的内海修一、西班牙的瑞卡多、荷兰的威姆等专家曾建议赵鸿钧申报世界和平奖，因为他为那么多人的生活安康作了卓越的贡献。但赵鸿钧却没有争取，他认为自己是穷苦农家出身，国家能让自己上学已经很满足了，取得一点成绩，也都是党和国家培养的，应该回报国家和社会！
多年来，赵鸿钧的研究在日本、美国、英国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都有介绍和报道。简单朴素的心愿，让他在古稀之年仍忙于薄膜农业研究。采访赵鸿钧时，他正在进行双膜覆盖（地膜覆盖加小拱棚覆盖）的研究和实践，旨在提高太谷山药的产量和品质。
除此之外，年已70岁的赵鸿钧还在悉心总结研究，埋头撰写200万字的以薄膜覆盖为主的专著 《中华薄膜农业》；应农业部等邀请，积极参加国内有关薄膜农业的会议……
赵鸿钧告诉记者，以前总是自己掏钱，到偏远的农村推广农业科学技术，一些不懂技术的政府官员“竟然百般阻挠，让我哭笑不得”。现在，情况完全发生了变化，赵鸿钧笑着说：“家里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许多单位、个人发出邀请请我去指导生产”，“国家对三农问题越来越重视，特别是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许多官员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只有这样，官员才能和农民想到一起去，搞建设才能齐心协力，农村发展才更加和谐。”据赵鸿钧讲，从上世纪50年代发现地膜增温，到现在50多年来，全国还有2/3应该覆盖的农田还没有覆盖起来，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用“太阳棚理论”多解决一些农业问题，为农民兄弟造福。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赵鸿钧要将毕生献给大棚。
来源：慧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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