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人文提供的知识是人类共同生活所需要的知识之两翼。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科学提供的事实性知识视为工具，而人文（以诗歌、文学、艺术、哲学和宗教的形式）提供的则是目标———理想、价值和美感，科学提供的应当是引导我们有效地达到理想之彼岸的知识。因此，在文化中科学与人文是我们人性中互补的两个方面，它们之间应当是富有建设性的共存关系。刚刚过去的20世纪，被人概括为科学昌明的世纪、人类物质生活得到显著提高的世纪，但也是暴力的世纪、对环境破坏最为严重的世纪和精神疾病大流行的世纪。这样一些特征集中在一个世纪，并且没有迹象表明，那些破坏性特征会在21世纪发生改变。显然，不能将科学昌明视为暴力、环境破坏和精神障碍发生的原因，但它反映出的却是人文知识相对落后于科学知识的状况———“人危险地落后于他自己的创造发明”。
我们的时代缺少什么？
人类会被技术的想象力带到哪里？我们不要以为技术的想象力就是人的想象力，技术的发展有它内在的逻辑，它摆脱了人，成了一股自主发展的力量，这才是它的可畏之处。
科学提供的事实性知识挑战着我们传统的人文知识。在事实性知识铺天盖地地向我们人类涌来的时代中，我们准备好和这样的时代相处了吗？
今天我们讨论科学的负面效应，简单地将科学产生新技术，新技术产生原子弹和化学农药，原子弹和化学农药给人类带来核威胁和环境污染，是过于表面化了。也许问题在于，事实性知识也在重塑着目标和价值。在传统社会，人文知识有宗教（或类宗教）的背景，神秘感和敬畏之情是理想、价值和美感得以建立的基础。可是在科学时代，事实性知识解构着这个基础。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电影《甜蜜的生活》的开头有一个情节：一座巨大的耶稣雕像被吊在一架直升飞机上，以此隐喻着技术专家统治对传统的胜利。这是极具象征意味的。
科学告诉我们的是没有上帝和神秘感的自然，只有现在还不知道，但相信以后一定会知道的各种存在物。这不可避免地敞开了“取用自然”的视野和胆量。“知识就是力量”是这种意识的最早觉醒。于是自然不再是人类的家园，大地不再是人类的母亲，它们都只是人类用品的“大仓库”，肆无忌惮、海阔天空的“通吃”即成必然。今天中国人对黄河、长江已没有了李白那个时代的想象和意境———“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而只有水量的大小，泥沙的多少这些“技术运用”的意义，今天谁还能写出李白那样美轮美奂的诗句？美感和意义的消失对人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它们是人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今天人们的幸福感普遍不高与此有关。问题还在于，事实上我们直到今天还没能很好地理解科学告诉我们的关于自然的事实性知识，如热力学原理。一味地“取用”自然，带来的是自毁家园。当代的自然生态是以它与人类较量的失败来打败人类，而人类在总体上失败于他的各个局部的胜利成果。这是人的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如果我们的新宇宙图景是一个冷冰冰的、失去了色彩和浪漫的宇宙，这可能不是新宇宙论的错误，而是因为我们的时代缺少了“新的但丁和新的弥尔顿”。须知，但丁、弥尔顿的宇宙之所以充满着力量，充满着“辉煌的浪漫主义色彩”，恰恰是因为它吸收了当时科学的宇宙论并将其与伦理和美学的概念结合起来，进而也加强了它的意蕴和美感。但丁在其《神曲》中有这样的诗句：你们没有意识到我们是幼虫，生下来是要成为天使般的蝴蝶，毫无防护地飞去受审判吗？“成为天使般的蝴蝶”推动着但丁成为人类灵魂世界的歌者。如果说，在苦难中寻找尊严，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在寒冷中寻找温暖，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在仇恨中寻找爱心，在炼狱中寻找天堂，是审美活动的根本意义所在，那么，今天在事实性知识的背景中寻找美与意义，难道不是人文学科存在的理由吗？
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的全面发展就被视为人文理想的最高目标，但在越来越科学化的视野中，人也被当作“物品”来加以研究和对待了。早在1914年，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创造了现代化大生产的基本模式———标准件、流水化作业法。这意味着科学理性进入了社会生产领域。当能够把产品的生产按流程加以分解和再组合，就达到了生产的最大效率。但对于生产线上的人来说，已不需要他的思想和技能，只需要他的一个动作（按动一下电钮），福特在自己的传记中抱怨说：“我只想要一双手，为什么我总得要一个人”？这个抱怨体现了科学技术时代对人的基本态度———物品化态度。它背离了启蒙关于人的解放的目标———人是目的，不是手段。今天到处实行的“科层制”管理模式意味着这种态度全面向社会生活领域的入侵，这是一种新的控制形式，它不是依靠身份、财富、年龄或性别等传统的社会差别，而是运用了管理、行政、培训、治疗、媒体等社会技术。看上去今天的统治者不再随意发号施令，而代之以纯粹客观的标准，如考核、听证会、统计、测量等，这些体制构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等级制度的基础，其中社会权力分配的不平等取代了传统的秩序。当代学者将这种以纯粹客观的（技术的）标准确定的秩序视为现代社会“合理性”最突出的特征，这样建立的社会秩序真的就更合理吗？显然，不平等和不公正几乎没有消失，甚至也没有比以前更少。卡夫卡在其小说《城堡》中叙述了他对这种社会秩序的恐惧：一个人据说做错了什么而被召到城堡，可是他找不到任何人告诉他，他的罪名是什么。他在这座城堡里四处寻找答案，但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他为什么来到这里。他被带到这个“系统”中，现在却出不去了。最后，他连自己犯了什么罪都不知道就被处决了。这个人的困惑或焦虑是：面对庞大的社会组织机构，他无法搞清事情的“真相”。可以说，《城堡》完全以一种文学的陌生化的手法（几乎没有描写现代的生产过程），以一种神秘的象征方式表达了对时代的真切体验。问题如福柯所言，上帝死了，但权力却无处不在。
我们不能否认，这种秩序最大的特点是高效，问题是，效率原本是手段，但今天它被当成了目的本身———目的被手段遮蔽了，而人被当成手段是现代人一切焦虑的根源。科学的每一进步都带来了丰富的技术成果，但这也是以牺牲可理解性为代价的。我们必须细细斟酌此类事实的蕴意。传统上人文学科培植着、表现着人的想象力，诗人、艺术家往往被誉为预言家、先知。可是今天科学转化为技术的能力不断地改变着人们的想象，技术使人相信“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而实际上现代技术的飞速发展早就超过了人们的想象力。想当初，贝尔发明电话的消息传到英国时，其邮政总长曾断然宣称：“美国人有电话需求，我们没有，因为我们有许多邮差”。而美国某市长听到发明电话的消息后欣喜若狂，说：“我可以预见，终有一天，每个城市都会有一部电话”。今天来看，他们的想象力多么让人发笑。也许，站在未来的视角来看，我们今天的想象力同样也会显得贫乏而可笑。技术的野心如此之高远，大有取代神话、文学的架势，有了技术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不是已经有人花巨资随宇航员到太空去旅游过了吗？不是有科学家（如霍金）在设想，当地球的资源用得差不多了的时候，人类可以抛弃地球母亲而“移民”太空吗？据说，长生不老也指日可待了，人类会被技术的想象力带到哪里？我们不要以为技术的想象力就是人的想象力，技术的发展有它内在的逻辑，它摆脱了人，成了一股自主发展的力量，这才是它的可畏之处。
当人被物质化之后
当学者在津津乐道地宣称：“人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以为这是全部“科学真理”的时候，我们要小心，千万不要沦为“报废的人”。
今天我们常常听到科学家对人的情感、品质的科学研究之成果的报道，他们把心灵称为人的神经系统和循环系统，用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和脑电图技术加以研究。随着人类基因图谱的绘制完成，随着将人的一切心灵特征在人类基因图谱中定位、在显微镜下进行“观察”，各种对人的精神特征的物质化解释出现在各种媒体上。如对爱情的基因式解读最终导致曾被人文学科视为神圣、美妙、神秘的———想想曹雪芹、莎士比亚、拜伦、普希金、屠格涅夫对爱情的描写———将被描绘成“老鼠爱大米”。科学家还宣称，一个人具不具有“反社会性”（通俗的说法是“坏人”），在基因层面就已经确定了，如最近有一项研究成果说，毛利男子的单胺氧化酶（俗称暴力基因）多达60%，而欧洲男子只有30%。这不是太好了吗！只要不让这些“坏人、坏种族”活下来，我们的世界就“干净”了，社会的制度成本就可以大大降低了。这个逻辑推理怎么有点像臭名昭著的纳粹论调？我们还没有忘却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忌讳种族主义的言论，可今天的基因决定论却在事实的层面上论证了何为劣等人种。也许立刻有人会说，今天的科学家掌握了生物遗传技术，可以克隆生命或修改某些“生命特征”，有了这些科学提供的事实性知识和技术，我们可以使“坏基因”不发挥作用，或更进一步将它变成“好基因”。
据说哲学家哈贝马斯在知道科学技术的这些进展后，曾忧虑地表示：这一切威胁到生命的自然天性的发展。而只有在天然的自发性的背景下，人类自由和尊严的概念才能起作用。故为了拯救人类的尊严，他企求“最好不要知道”，让我们禁止这些发展吧！实际情况是，哲学家这样的劝诫不会起什么作用。不仅是因为科学家不管怎么样都会研究它，还因为一旦我们知道了基因是可以被控制的，你就不可能毁灭这种知识。其实，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真的只是被基因决定的吗？在对基因知识完全了解的基础上，哲学能够在何种意义上说明我们还会是自由的，还是自主的，我们有没有可能拯救人类的自由？哲学关于自由的定义在新知识的基础上是否需要修改？
人在被当作物质的东西加以研究的同时，其自身的价值追求也发生了改变。当传统的“神明造人说”越来越遭遇生物学、物理学、心理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学说的挑战时，传统认可的价值（如勇敢、忠诚、勤奋、节俭、诚信、责任感等）也越来越向“有用价值”倾斜。英国大文豪狄更斯访美之后，发表了一篇杂记，给人极深的印象，值得在这里引述：
我和一个美国人进行了如下对话：某先生所以拥有如此庞大的财产是因为他使用了最缺德、最卑鄙的手段，不是吗？
是的，先生。
尽管他犯有各种各样的罪，你们国人竟对他熟视无睹，且有鼓励之意。这是一种很不健全的现象，不是吗？
是的，先生。
他不是一个曾被人控告的骗子吗？
是的，先生。
他不是一度挨过群众的打吗？
是的，先生。
他是一个十足的流氓，是吗？
是的，先生。
天哪，那他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
先生，他是一个斯马特（smart，意为聪明、高明、做事漂亮）的人。
狄更斯感叹到：不能想象，一个有道德良知的人怎么能认可这种恶劣的秩序！
今天，“这种恶劣的秩序”在全球各个角落蔓延着，它的本质是消解人的精神性存在，让人安于自己像动物，当学者在津津乐道地宣称：“人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以为这是关于人的全部“科学真理”的时候，我们要小心，千万不要沦为“报废的人”———他们生命中已不再留有任何抱负，只有那点“可怜的舒适”（尼采语）。如果说，动物性的自保是人的美德，精神性的神圣和超越也是他的美德，它们却是彼此相反的美德。人要通过协调自身相反的美德，融合自身相反的品质的能力来显示自己的人性，也显示其高于动物的优越本质。因此，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与协调，保持必要的张力才是最可取的。
上面这些问题不是科学本身的问题，而是当代人文学科，或者说我们现代人，在面对事实性知识铺天盖地地向我们涌来时，所表现出的无奈和困惑，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和这样的时代相处，我们未能驾驭这些知识，让它们产生智慧。我们的幸福和快乐在我们收获事实性知识的过程中偷偷溜走了。事实性知识必须连缀成整体，转化为生存的智慧，它需要心灵的参与。曾任美国总统的托马斯·杰斐逊说：“重要的真理是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保障，知识就是幸福”，这话一点不错，但这需要人文学者、政治家和科学家共同的努力才能实现。这是一个尤其需要人文学科的时代。
拯救人的精神性存在
在一个科学主宰的时代，我们尤其需要的是培养出一种历史的眼光，一种审美的习惯，一种人性的关怀。
“你理解了太阳、大气层和地球运转的一切问题，你仍然可能遗漏了太阳落下时的光辉”。在一个科学主宰的时代，我们尤其需要的是培养出一种历史的眼光，一种审美的习惯，一种人性的关怀（包括从人性的角度理解科学）。
我们不能对科学提出超出它能力的要求。与其说科学提出了解决大多数宗教、政治理论所允诺的人类状况的一般方案，不如说今天的科学培育着人们以一种“实证”的眼光看待世界，而今天人类所取得的成功和遭遇到的困境与这种单一的视野有关。这里并不是说“实证”之学有什么不好，而是说，“实证”给人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这种方式本质上是支配性的：你支配你的世界，使之对你有用，那么一种体制、一种关系也就支配着你，使你“有用”，而人本身的丰富性则有可能被忽视。
因此，在这样一个科学正取代艺术、人文学科和宗教，成为知识的主要形式的时代，在其他各种不同的学科、不同的思想方式及做事情的方法，均在自我调整以对科学做出回应的时代，我们尤其要强调，人文对科学的回应决不是一味地模仿科学的方法，更不是丑化和贬低人的精神性存在，而是在科学提供的事实性知识的基础上找到“圣化”我们生活的新的途径。今天的人文学科决不能放弃这样的追问：在实证科学的时代做人意味着什么？人类精神的命运在一个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世界中已变得生死攸关。巴金先生晚年曾经自问：文学艺术的作用是什么，“难道我们在纸上写字只是为了表现自己”？他的结论是：“文学的目的是要使人变得更好”。其实，这也是整个人文学科的任务。
这里就包含有对我们时代强势知识模式的批判反思。作为科学家的爱因斯坦比任何人都更深刻地理解了这个任务，他将自己生活的时代称为“运用科学”的时代。他问道：这样了不起的“运用科学”，它既节约了劳动，又使生活更加舒适，可为什么带给我们的幸福那么少呢？爱因斯坦举了一个例子：一切文明国家的儿童都喜欢扮“印第安人”玩，这是值得深思的。今天我们这些文明人有豪华汽车，不用像印第安人那样赤脚到处跑，有楼房别墅不用像印第安人那样住草棚树洞，有电视舞厅不用像印第安人那样围着篝火跳舞唱歌。可是，有如此体验的现代人的生活经验和幸福感真的就比印第安人更丰富吗？爱因斯坦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我们的心灵被物质的欲望填满了，已没有体验幸福的空间了。伟大科学家的这种自省意识让人肃然起敬。在对科学的一片崇拜声中，他清醒地意识到科学的局限。
美国哲学家詹姆斯曾经说过：“任何学科只要被历史地对待，它都能成为一门人文学科”，在我看来，“历史地对待”就是“以人的活动方式对待”，这是所有人文学科的题中应有之义。当英国科学家、哲学家波兰尼提出“科学是人的，特别是个人的”观点，并展开他的“个人知识”的分析时，他实际上为我们揭开了笼罩在客观性迷雾中的科学实际上是充满人性、充满激情的可人面貌。科学与人文在其最根本处都是人的创造性和想象力的勃发，带有非常浓重的个人色彩。今天大多数人关于科学的客观实证观和还原论解释完全是对科学真实面目的歪曲，它们把主体的人从科学中驱除之后，人便无可挽回地沦为物，科学则沦为反人的理论。因此，恢复科学同大多数人所关心的东西之间的联系———将科学带入人类的轨道而不是放任其脱离我们的智慧传统———是科学家和所有知识分子现在所面临的真正挑战。
总之，问题完全不是简单地列数一下“科学是一把双刃剑”，能做好事，也能做坏事，就可以打发了的，而是在一个被绝对客观化的科学世界中作为个体的人的命运。我们能够从科学强大的支配力量下拯救理想、价值和美吗？我们能找到新的“敬畏之源”以便“圣化”我们的生活吗？我们难道不应当警惕使人性从属于技术，将人还原为单纯物质的貌似科学的观念吗？要知道，任何“单一的视野”都将使人不复为人。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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