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纪念中国摇滚20周年。崔健、魔岩三杰、唐朝、许巍、张楚、高旗……还有不能被忘怀的摇滚女歌手罗琦、蔚华，他们用暴烈与柔情为中国摇滚20年留下了精彩片段。在摇滚音乐界以多种形式追怀那些美丽时刻时，崔健却保持着难得的清醒。他说，摇滚本来就是西方的东西，在中国，摇滚仅仅是一种现象，而无文化土壤，更构不成摇滚文化。
《一无所有》只是首情歌
查建英：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摇滚乐的？
崔健：八十年代初吧。
查建英：好像在“一无所有”之前就记不起还有过什么其他摇滚乐队。
崔健：其实1985年前后有不少乐队，《一无所有》是1986年4月。
查建英：那是你第一次公开演出，在工体。当时大家似乎很意外，没有思想准备……
崔健：但有需求。查建英：饥渴，似乎在等待这种音乐。你对观众那么热烈的反应感到意外吗？
崔健：意外。现在看来有些东西是当时的一种文化延续，其实如果我当时把它改编成一种商业的东西，也可能就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去了。其实《一无所有》没有什么，就是一首情歌嘛，结果成了一个里程碑。
摇滚乐是西方的东西
查建英：你现在怎么看自己八十年代写的那些歌曲？
崔健：其实就是当时那段历史的一个坐标，离开了那个情境，很难说它是什么。
查建英：一位英国人曾在BBC电台采访时对我谈到你的音乐，他认为从摇滚乐技术的角度看缺乏创新。你怎么看待这类批评？
崔健：我觉得从音乐形式上来讲，摇滚乐就是西方的东西，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我觉得我们学习西方，一方面是学习他们的技术，一方面是学习他们的创作精神。他们那种追求个性的东西，正是我们东方人缺乏的。除了音乐形式，西方人还发展出一套怎么制作、包装等等流程，一大堆东西。
查建英：制作、包装、宣传的一套方法我们这些年学过来不少，这些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对音乐的传播很重要，但音乐本身应该是更重要的。而现在媒体上（不只是音乐）有不少包装大于内容的东西。
查建英：这类现象你觉得原因何在？
崔健：我觉得好多事情是因为既得利益，从媒体到唱片公司都是这样。在西方，音乐不仅是商业，它是和一整套生活方式连在一起的。
查建英：这是不是与文化土壤不同有关？
崔健：其实中国只有摇滚乐现象，没有摇滚乐文化。美国一个普通人每月消费在摇滚乐上的钱，包括去酒吧听音乐、买唱盘、去音乐会，可能是八十元，可能更多。我们呢，也许是一块钱，有钱人都去泡卡拉OK了。我们这里一个摇滚乐队，每周排练好几次，非常辛苦，演出一场，能挣杯啤酒钱就不错了，连回家打车的钱都挣不到！
我们有摇滚乐评，因为中国人看杂志上的乐评但不看演出！可是乐评人又为音乐家做了什么？我认为中国摇滚乐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应该无条件地支持年轻的摇滚音乐人，可是他们不仅一直遭受封杀，而且流行音乐界太腐败了，从媒体、唱片公司、代理人到乐评人，往往是羊毛出在牛身上。
社会要支持摇滚乐
查建英：那么，总体看，你认为从八十年代到现在，摇滚乐和摇滚音乐人在中国的生存状况有改善吗，还是更倒退了？
崔健：每次别人问我这个问题，我总要先讲一个前提，谈不满意是在这个前提下。因为从生活方面讲，不能说一点改善没有，国民生产总值增高了，人们也开始买房买车了。
查建英：虽然盗版使你损失了上千万元的版税，但你的生存状况和那些年轻的、挣扎的摇滚乐人很不一样，对吗？
崔健：是啊，我站着说话不腰疼嘛。所以我刚才不是强调嘛，现在社会再不要去随意批判摇滚乐，应该多给他们点支持。
查建英：有不少人认为八十年代的理想精神在九十年代画了一个句号。你同意这种看法吗？
崔健：我不同意、也不接受这种看法。我觉得他们是给自己找了一个说法。有些人把犯罪、腐败、自己人性的堕落建立在这种观点上，把窝囊废说成正常人，你要不窝囊你反倒是有问题的，因为理想已经死了，活人可以被尿憋死了，灵魂可以被利益憋死了。
■摘自《八十年代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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