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是第35个世界环境日，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中国的环境保护（1996—2005）》白皮书，系统介绍了过去10年间中国为保护环境而进行的不懈努力和取得的成效，同时指出，中国环境形势依然十分严峻。此前一天，国家环保总局发布《中国生态保护》报告也指出，我国生态环境面临巨大压力。

　　人类的活动，尤其是现代工业活动，必然导致生态质量恶化。这是人类为追求个人

物质生活富足而必须付出的代价。问题在于，一个社会所选择的工业化模式是否足够明智，从而把这个代价控制在相对合理的水平上。

　　过去半个多世纪，全社会力图在最短时间内实现工业化，其基本增长模式在很长时间里是通过资源的大量投入来换取高增长。为此，甚至形成了一套损害生态的激励机制，比如长期将资源价格人为抑制在较低水平，很多地方政府则通过放宽环保标准来吸引投资等。这是一种透支式增长。它不仅透支了本应由后代享受的生态与环境资源，我们这一代人也通过频繁发生的沙尘暴、水污染、空气污染等，亲身感受到了工业化带来的生态危机。

　　事实上，针对资源环境压力日益增大的突出问题，白皮书明确指出，中国政府明确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在制定发展目标时，中国政府把能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摆上了重要战略位置。

　　从技术角度看，抑制整体生态环境继续恶化、实现生态环境好转的战略之一，是鼓励人口从严重退化地区向外转移，鼓励人口集中居住，也即积极推进城市化。人类活动是生态恶化的主因，尤其是西部部分地区，农牧民为改善自身境遇，对自然过度开发，致使生态恶化现象严重。

　　城市化意味着生产效率、因而也意味着资源利用效率的大幅度提高。人口退出生态脆弱地区，转移到城市，维持其生存所需消耗的资源，将小于其继续居住在生态脆弱地区。而人口退出后，即使人为进行恢复生态的努力，生态自身也具有很强的恢复能力。据研究，如果没有了人口压力，沙地草地实现生态恢复的时间是1-3年，草原是3-5年，森林地区是5-10年，荒漠是10-15年，至于湿地等则更容易实现自然的生态修复。

　　本来，城市化也是民众的一种自然需求。因为，城市化意味着个人生产效率提高，有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物质生活环境。正是在追求美好生活的动机驱动下，乡村人口大量向城市转移。这种转移不但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更具有重大而积极的生态价值，它有助于生态脆弱的乡村恢复原有生机。

　　现在的问题是，有些城市政府对农民市民化设置了一定的法律与行政障碍，导致大量人口在城市、乡村之间奔波。这本身就在浪费社会资源，且没有实现人口的真正转移，未能有效减轻乡村的生态压力。因此，仅从恢复与保护生态的角度看，就需要撤除妨碍城市化的种种障碍，建议政府安排那些生态脆弱地区的乡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开放的城市化政策，既可以让乡村人口的生活获得较大改善，也能缓解当地的生态压力。

　　同时，城市本身也应实现发展模式的转换。为此，政府已经提出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动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但从近两年的情形看，要彻底改变那种依靠资源投入驱动、以严重损害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增长方式，并非易事。

　　事实证明，要真正改变经济增长方式，需要重塑政府官员的约束与激励机制，打破GDP在政绩考核中的核心地位，用统一的司法约束地方政府损害生态环境的行为。这样的制度变革一旦形成，生态环境友好型的发展模式，就会逐渐发展成熟并日见其效。

来源：光明网

【郑重声明】公益中国刊载此文章不代表同意其说法或描述，仅为提供更多信息，也不构成任何投资或其他建议。转载需经公益中国同意并注明出处。本网站文章是由网友自由上传。对于此类文章本站仅提供交流平台，不为其版权负责。如果您发现本网站上有侵犯您的知识产权的文章请发信至 [公益中国服务中心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