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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而言，一个国家建立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如同建立完整的法制体系一样，缺乏法制体系的国度必导致善恶不分，民不聊生；而缺乏科学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国度只能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
在我国20余年的高速经济发展中，专家学者多次提出要兼顾效益与公平这一社会得以稳定发展的建议，但在实践中并未真正引起有关部门的真正重视。农民工被欠薪、文化生活贫乏、社会保障无着三大问题导致农民工权益的缺失，将会影响城市的建设及社会的稳定。
据统计，全国目前有2.5亿农民工，拥有养老保险的不超过3000万人，拥有工伤、医疗保险的更是微乎其微。
走进城市的农民工虽然以青壮年为主，但生病受伤在所难免。调查显示，因经济原因，60％的农民工生病以后不会花钱去看病。
长期以来，提起农民工社会保险，往往没能引起社会足够重视。在许多人眼里，土地才是农民工最大的保障。但据有关机构调查，33％的农民工在城市里有过失业的经历，失业期间，多数是靠自己积蓄度日，只有14％的农民工回家重新务农。走进城市的农民工虽然以青壮年为主，但生病受伤在所难免。调查显示，因经济原因，60％的农民工生病以后不会花钱去看病。
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由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五大险种组成。近几年，各地劳动保障部门始终在不遗余力地抓“扩面”，但进展并不顺利。在广东、浙江等地甚至出现过大批农民工要求退保的现象。
一些地方当政者为凸显政绩，不惜以不建立农民工工伤保险、不实行最低工资保障、不建立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等手段，来“提高地方的竞争力”。
养老保险是社保当中重要的险种。当前，全国2.5亿农民工中拥有养老保险的不超过3000万人。试想几十年后，此时正值青壮年的农民工已年老体衰，耕不了田或无田可耕，他们将以什么养老？
去年两会期间，一份提案备受关注———实现农民工老有所养。这个提案来自全国政协委员、民盟重庆市委陈万志，这一提案的主要依据是一份约一万三千字的报告———《关于农民工养老保险问题的调查》，由重庆市政协委员、綦江县政协副主席、民营企业家冯秀乾全额出资，民盟重庆市委调研室和綦江县政协联合组成的调查组历时5个半月，先后奔赴川、渝、黔等农民工输出地及浙、苏、闽、粤等农民工输入地调研，获得了较为翔实的资料。
《调查》揭示的现状触目惊心。冯秀乾把农民工养老保险的问题比喻为“窗户”，很多人都看到了这扇窗户，只是我打开了它。
《调查》结果表明：80％的企业主不赞成为农民工购买养老保险；农民工83.2％不愿意买养老保险，90％以上根本就没买。
养老保险的缴费方式，按照国家规定应是员工个人自缴一小部分，企业为员工缴一大部分。但《调查》却显示，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没有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费，而员工们也放弃了这个应有的权利。一些地区只是在劳动部门的督促下，企业才为部分员工缴纳了养老保险费。在广东省湛江市，参保企业职工个人缴费8％，单位缴费最少的18％，最高的达到26％。如果再加上医疗、失业、生育等保险，缴费总比例要超过工资总额的40％。在福建省，企业的各种社会保险缴费比例也超过40％。因此，对于企业来说，参保不参保将直接影响其“生产成本”。对农民工来说，由于养老保险金的地区转移存在困难，许多参加养老保险的外来工在离开打工城市时宁可选择退保。
冯秀乾认为，现阶段实行的养老保险基金区域统筹政策，与农民工跨省区流动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农民工即使参保也很难享受老有所养的待遇，这是他们消极对待养老保险的主要原因。企业主为降成本消极作梗，农民工血汗钱来之不易，在没尝到养老保险甜头之前，绝大多数农民工认为保不保无所谓，有些人即使保了也提出退保要钱。
在种种条件的制约下，社保在农民工眼里变成了一种折腾，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安全感。国家政策规定：职工累计缴费15年才能享受养老保险待遇。而现实是，农民工要跨越“累计缴费15年”这道门槛却绝非易事。
农民外出打工有两个特点：短暂性和流动性。接受调查的农民工中跨省区流动的占72.8％，务工3年换过两个以上单位的占67.2％，有的一年就换两三个单位。而国家政策规定：职工累计缴费15年才能享受养老保险待遇。而现实是，农民工要跨越“累计缴费15年”这道门槛却绝非易事。
由于国家尚未实现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如果农民工要异地转移保险金，则只能转移个人账户部分，企业和社会统筹部分大都不能转移，而输出地也没有接受农民工养老保险的衔接措施。这就意味着农民工即使在辗转各地务工期间按规定缴费，晚年同样与养老保险无缘。
此外，国家政策虽然规定职工解除劳动合同后可保留养老保险关系，但重新续保比较困难，于是养老保险政策在许多地区执行中“走了样”，成了“解除劳动合同必须退保”。大多数企业把养老保险个人缴费部分直接发给员工，导致国家建立的强制性养老保障制度形同虚设。
綦江县农妇李群2003年春节后先在广东中山一家灯丝厂干了两个月，没有买养老保险。后来她又到广州番禺一家玻璃厂打工，每月工资约400元，厂里强制要求每个工人每月交70元的养老保险费，但李群离厂时厂方把这笔钱又返还给了她。
实际上，领走“养老保险”的打工者无法享受社会保障，他们只是将其简单地理解为“钱”，领了不久就花得一干二净。在过了打工的“黄金年龄“后，他们多数又回到农村，重新操起锄头耕种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而不愿回乡的农民工则滞留在城里，成为无固定收入和无固定居所的人群，部分人甚至会成为威胁社会治安和生活秩序的不稳定因素。李群的打工经历，其实就是亿万农民工的写照。
冯秀乾的《调查》还发现，依现行政策缴纳养老保险是以当地职工年人均工资为基数，这给农民工缴费造成较大负担。目前即使在西部一些省市，职工年均工资也大大高于农民工的实际收入，70％以上的农民工月收入在千元以下，维持城市生活已捉襟见肘，缴纳养老保险缴费更是难以承受的负担。90％以上农民工根本就没能力购买养老保险。
《调查》还揭示，多数地方政府要求农民工买养老保险，主要是为了弥补现在的社保支付不足。如江苏省丹阳市，现有城市人口的养老保险有很大缺口，国有企业转制职工的保障也严重不足，因而收取农民工的养老保险金，用来支付当前的不足。
针对当前的政策缺陷，冯秀乾强烈呼吁尽快实行全国统筹，建立方便合理的社会养老保险跨省区转移机制，这样才能解除农民工和企业“交了白交”的担心。如果是全国统筹，按西部比较低的标准，一个农民工每月企业和个人能有180元缴养老保险，全国2.5亿农民工，一年就有5000亿元，到10年后农民工返乡高潮时达5万亿元，加上利息、补贴，国家支付农民工养老保险金没有问题。
在冯秀乾的理想蓝图中，社会保险机构应脱离地方，建立像人民银行那样全国垂直领导的统一机构，这样才能减少地方政府的干扰，全国按统一的政策搞社会养老保险。对于农民工来说，他不再需要经历“退保”、“参保”等繁琐的程序，只需随身携带一张保险卡，不论迁移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凭卡缴纳养老保险费及领取养老保险金。
在两会上递交提案的陈万志认为，“要想靠企业主的良知来推行养老保险是不现实的，因为有80％的企业主不赞成为农民工购买养老保险，必须通过立法来强制执行。”
重庆大学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长周庆行分析，现今整个社会的养老保险，基本上是现收现支，即“挖东墙补西墙”。这是计划体制遗留下来的一个制度缺陷，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民工存在了20年，直接导致“一城两制、一企两制”，而在社会福利上又往往优先考虑城市人口，必须对具有某种经济待遇和社会福利的户籍制度进行改革，只有这样，农民工才能真正享受到养老保险。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研究所所长何平认为，现行的社会保险激不起农民工的兴趣，关键是现行制度没有达计到足以让农民工信任的程度。比如说流动性的问题，当前确实做不到全国联网，但先记录在案是可以的。农民工都有身份证，他们在哪个地方参加了养老保险可以先予以记录作为凭证。政府应当给他们一个明确的承诺：农民工缴纳的“养命钱”会专款专用，到了退休年龄将其应享的权益延续计算，可以按月领到。在欧盟，劳动者先后在不同的国家就业，他们的养老保险就是以类似的方法进行衔接的。所以说：这种方法应该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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