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三日，两名有前科的罪犯意图抢劫斯德哥尔摩最大的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四名银行职员。这两名可能的抢匪劫持人质达六天的时间，在这期间他们威胁受俘者的性命，但有时也表现出仁慈的一面。

在出人意表的心理错综转变下，这四名人质抗拒政府最终营救他们的努力。这起事件发生后几个月，这四名遭受挟持的银行职员，仍然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他们拒绝在法院指控这些绑匪，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据说，当中一名遭挟持的女性，后来与之前绑架她的一名绑匪，在他服刑期间与他订婚。

这件事激发了社会科学家，他们想要了解在掳人者与遭挟持者之间的这份感情结合，到底是发生在这起斯德哥尔摩银行抢案的一宗特例，还是这种情感结合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心理反应。而后来的研究显示，这起研究学者称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事件，令人惊讶的普遍。

研究者发现到这种症候群的例子见诸于各种不同的经验中，调查的结论是，如果符合某些条件，任何人都有可能遭受到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专家认为，身历斯德哥尔摩症状人并不是疯了，而是他们正在为保住生命而战。这种症候群代表受俘者藉由讨好绑匪，以确保自己的一种策略。

解释完这些，我恍然若悟。最近我试图改变主动选择的失业状态，在投简历、面试和接受offer的一系列过程中，正是验证了求职范畴的“斯德哥尔摩”症状。我们被工作和老板挟持生活，却感谢老板提供的职位和薪水，并逐渐适应这种压迫状态下的生活。

学者研究的斯德哥尔摩条件是：

 

首先，受俘者必须真正感受到绑匪威胁到自己的存活；其次，在遭挟持的过程中，被绑的人必须辨认出绑匪可能施予一些小恩惠的举动；第三，除了绑匪的看法之外，受俘者必须与所有其它观点隔离；最后，受俘者必须相信逃离是不可能的事。受掳者尽最大的努力不去激怒或挑衅绑匪；而受俘者这样做的时候，也渐渐失去自我意识，直到完全接受掳人者的观点。假如受俘者现在用掳人者的眼光来看世界，他们就不再渴望自由，结果是当救援到来时，受害人可能会抗拒营救。

 

对号入座：首先，我们若是不工作，生活的确也被威胁着，逆向思考，我们的生活就是被工作所累；其次，招聘方一般都会告诉我们新工作能够给予我们的诸如薪水、发展空间等等一些“小恩小惠”；第三，为了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我们几乎放弃其他做梦的可能了，不是么？最后，我们当然自我相信，不工作是不现实底！求职者尽最大的努力表现出适合这份工作的优点。我们这么做的时候，逐渐地失去自我意识，比如降低薪水期望值等等，直到觉得自己就值这个只够吃糠咽菜的价钱。最后收到offer，准备迎接新工作的时候，我们开始厌弃自由，发誓努力工作，再苦也要撑下去，免得再次失业。今年大学毕业生的期望工资已经下降到1000元了，就是很好的斯德哥尔摩症状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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