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减排何处拓展空间?
2012年07月02日
“‘十一五’我国主要污染物减排幅度大、削减总量大,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主要是靠末端治理实现的。如果仍主要依靠污水厂、火电脱硫设施,未来减排空间有限。”中国环境科学院副院长段宁在日前举行的“环境管理与技术评估国际学术交流会”上指出,技术性清洁生产应成为“十二五”减排的重要抓手。
末端方式减排还有多大作为?
末端治理投入高、潜力有限,发达国家减排的主要途径是清洁生产,末端治理是辅助手段
“如果再主要依靠污水厂、火电脱硫设施,‘十二五’减排不会再有大的作为了,因为末端治理的潜力已经挖掘得差不多了。”段宁提醒与会者。
他介绍说,从日本经验看,他们前后经历了10~15年的时间,取得了污染治理的良好效果,污染物排放实现大幅下降。“为何我们用了几个10年,仍然没有遏制住污染持续加剧的态势?”他表示,我国仍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污染控制有一定的难度,但这并非全部的原因。“我们走了一条和日美等发达国家不同的治污路线,这是值得反思的。”
“十一五”时期,我国累计新建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2000余座,增加了5.32亿千瓦的脱硫机组装机容量。目前,我国77%的城市生活污水得到处理,82.6%的火电机组配备脱硫设施,比例都已超过美国。而2010年我国烟气脱硫机组的比例要比2009年的美国高出32%。“我们取得了很大的减排成绩,但主要是依靠末端治理实现的。”段宁说。
而另一方面,末端治理还存在成本、费用较高的问题。“十一五”期间,我国减排投资超过8600亿元,其中4500亿元用于设施建设,3600亿元用于运行投入。
但从日本的经验来看,则刚好相反。从1976年到1986、1996年,在这两个10年间,末端治理对日本二氧化硫减排的贡献从25%降低至15%、10%,所占比例越来越少;而清洁生产的贡献率则逐步上升到90%。1976年,日本北九州地区的二氧化硫排放为2.75万吨,到上世纪90年代,排放量则只有600多吨,其中,75%的削减来自于实施了清洁生产。
段宁说,无论是污水处理厂还是火电脱硫,多年来,其末端治理的技术进步是比较慢的,效率提高也很有限,污染物削减很难有10倍、几十倍的提升。而生产过程的改变则完全可以实现这样的效果,一个革命性技术的出现可以彻底革新整个工艺,可能不再产生某种污染物,或是大幅削减污染物的产生量,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
清洁生产出现哪些偏差?
企业源于外部压力的较多、主动实施的较少
“有句老话,最先进的污水处理厂处理不了最落后企业排放的污水。减排重要,但污染物的减产更重要。”段宁表示,根据国外经验,要真正实现“十二五”减排目标,主要精力应当放在清洁生产上,特别是要放在对生产过程主流设备工艺的改造上。
但从目前情况看,清洁生产在中国的实施出现了一些“偏差”,结果不令人满意。段宁介绍说,我国2007年、2008年通过审核的清洁生产方案超过10万个,实施9万余个,平均投入只有4万元左右,绝大多数是管理型方案。
据了解,清洁生产在发达国家有着完整的发展阶段,美国、欧洲国家污染治理首先是对企业主体生产工艺进行清洁生产技术改造,大幅度削减污染物的排放,然后才实施以加强管理为主的清洁生产。“他们上世纪80年代已经经过达标排放阶段,工艺设备已经较为先进,这才开始了以管理为主的清洁生产。”
而上世纪90年代我国引入清洁生产理念时并没有将国情差异做分析比较,全盘接受了以管理为主的清洁生产模式,跳跃了以企业主体工艺提升为主要内容的阶段。在“十一五”三大减排措施中,也把清洁生产纳入到管理减排中。现在国内对清洁生产的普遍认识是管理方面的无低费方案。
“完善管理最多可以减少10%~20%的排放。如果不改变设备工艺,还是非常落后的水平,再科学的管理也没有用。”中国在清洁生产上的“本末倒置”,导致目前的实施呈现出数量多、质量差的局面。重管理、轻技术,给企业生产、减污实际帮助少,企业实施清洁生产源于外部压力的较多,主动实施的较少。
段宁表示,未来减排战略中,对污染物产生量的削减更为重要。只有工艺装备的提升、实现现代化,生产过程的污染物削减下来,我们的减排目标才可能顺利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