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既依存,又矛盾。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这种依存和矛盾又各有侧重。允许一些地区的GDP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似乎是对环保的优先选择,却未免会在实际操作中流于形式。
所谓“短期行为对环境造成破坏”,其根子在于政府官员贪大求快,追求眼前政绩。如果对政府官员的考评晋升仍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又有几个官员天真到乐于将“GDP负增长”的报表如实呈上?相反,GDP零增长和负增长可能成为政府推卸环保责任的借口。
还有一种思路,就是在对地方官员的考核中加上一些GDP以外的指标,比如环保达标率、社会发展指数等。最典型的做法就是曾经被许多地方视为法宝的“一票否决制”。然而,这种看似严厉而全面的做法在“数字出政绩”的文化下衍生出另一种对策:做假。今年全国“两会”关于“十五”的工作报告就提到,在过去的5年中,没有完成预先目标的大多与环保有关。可见当年众多官员“环保不达标就摘乌纱帽”的承诺大多不了了之。
GDP零增长或负增长对生态保护究竟有何意义,不妨还是回到“因地制宜”这句老话。对于那些因生态价值不可复制而禁止开发的地区,最佳的保护办法就是顺其自然。在这类地区讨论GDP无异于鼓励“破坏性开发”。而对于那些已经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付出“环境代价”的地区,GDP零增长或负增长未必是件好事。没有经济的持续发展,环境的治理和保护只能是一句空话。关键还是找到经济与环保和谐发展的平衡点,使环保成为经济发展的自身要求。放眼全球,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环保的意愿就越强,而其对环保的投入也越大。
地方政府在环保问题上的“短期行为”无非出于无知或者无畏。减少无知靠引进科学决策程序,听专家意见少犯傻,走程序避免“长官意志”。解决无畏则要改变“只对上负责”的官员考核体系。只有当公众在环保问题拥有更多的话语权时,决策才能从长计议。毕竟,一群人同时犯错误的机会要比一两个人犯错误的机会少。
《华东新闻》 (2006-05-29 第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