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日下午，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周久耕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没收财产人民币120万元，受贿所得赃款予以追缴并上交国库。（10月11日 《海峡导报》）

　　从去年周久耕被曝光抽天价香烟，以及戴名表、开名车后，沸沸扬扬的网上讨论终于可以落下帷幕。可是，个案的成功不足以保证舆论监督的正常化，甚至不能换取有关部门对网上监督的好感。值得庆幸，9日，胡锦涛在世界媒体峰会开幕式上致辞时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媒体发展，支持舆论监督。（10月10日 《长江商报》）胡总书记此番正是以官方角度为舆论监督正名。

　　一些官员习惯对舆论监督充满警惕，甚至是敌意。安徽阜阳豪华“白宫”的举报人李国福在监狱医院蹊跷死亡，河北人高松林举报假药被拘禁17个月，“民间环保卫士”吴立红被以敲诈罪名逮捕。种种新闻不绝于耳，甚至县级政府恣意到北京去逮捕中央媒体记者。更多的案件也许永远无法被曝光，即使有迟到的正义，也永远无法挽回对当事人的伤害。

　　胡总书记对舆论监督的正名，不止于对常识的重复，或者对政府工作的新要求。从这个角度讲，更是对无数李国福、高松林、吴立红的平反，对舆论监督长久以来背负的非正常角色的平反。

　　我国长期施行的是公权力内部监督的模式，这种内部监督或许更便于调节控制，但是外在的舆论监督，也是制约政府和官员权限的重要途径。而现实是，舆论监督长期处于不正常状态，即使存在成功的监督案例，很多也是在强大的公共舆论压力下作出的。这不仅大大降低了监督效率，而且提高了监督成本。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长久以来，媒体管理的现状业已造成传媒对政府机关的依附，一定程度上导致媒体的官僚化和对公众需求的漠视。这也是对我国法治基石的侵蚀。类似李国福、高松林、吴立红的案件，不仅仅侵犯了当事人个体权力，同样消耗着法律的公正和权威。从这个角度讲，周久耕案件迅速进入法律程序，并未曾出现举报人受伤害的事件发生，可以说是舆论监督在法律层面的突破。

公权力应该谨慎地注意和对待舆论对他们的评价。媒体作为第四种权力长期的羸弱无力，造成许多常识上的混淆，大大增加了舆论监督的技术壁垒。我们虽然不能期待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对这种痼疾药到病除，但是随着社会逐渐走向开放，民间力量的崛起，媒体商业化的潮流，我们有理由相信，舆论空间会越来越大。套用一句民谚，让政府的归政府，让舆论的回归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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