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撰文提出，国学大师是客观存在，不是靠选出来的；更不可能刚巧就是“十个国学大师”。（国学大师是“选”出来的吗？）此种观点，强调的是评先进不该有“指标”的调子，理论上成立，却缺乏“操作性”。试想一个单位要是评先进不限定指标，个个都有可能是“先进分子”。所以此种论调，笔者是不敢苟同的。我觉得，评选国学大师，不失为一个让更多人关注国学的方法途径。俗话说"好酒也怕巷子深".国学大师虽然在那里摆着，但你不选他，他就高居庙堂之上，“养在深山人未识”。象梁山好汉一样，排一排英雄的座次，以此吸引更多读者的眼球，未尚不可。
所以，不是该不该选的问题，而是应当怎么选、用什么标准去衡量国学大师的问题。
遗憾的是，在国学大师“选秀”之前，大家看到的关于国学的消息，似乎大都是和“钱”有关的。至于国学到底“学”什么，国学大师“大”在什么地方，倒在其次。
据《北京晨报》报道，去年底，北京大学开办的“乾元国学教室”开班，来自全国40多名企业老板参加，一年学费24000元，每月开一次课，不少人是专门坐飞机来学国学的。
整天在利益中滚打的老板们也能学四书，说起来冠冕堂皇，其中有没有炒作和做秀的成分呢？答案不言而喻。有记者说：“当年孔子弟子中就有个‘善货殖’、‘家累千金’的大商人子贡。两万多的学费对于老板们可能不值一提。但是能够抽出时间甚至能够不远万里前来听讲孔孟庄老，显示了传统国学逐渐为越来越多的‘圈外人士’所亲近。”说白了，学校办班能赚几个钱；老板学国学能装潢一下“门面”，可谓各得其所皆大欢喜。往漂亮一点来说，就是：“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国学，在被社会打入冷宫，而不得不退守为纯粹的书斋之学后，不再以传统的政治、社会制度为蓝本，而是一种滋养现代个体人格心性道德的文化资源，逐渐恢复其生命力。”
继人大、北大的国学院和国学教室相继开课后，中国国学俱乐部也在立水桥旁的塞纳维拉楼盘正式挂牌成立。网上传言俱乐部投资人为香港某超级富翁。据了解，中国国学俱乐部从今年春正式招生，首批课程预计每期2-3天，学费9800元/人，每个班限20人。报名者必须是企业家或企业的中高层管理者。
不知是国学盯紧了大款，还是大款盯紧了国学。答案确实有点耐人寻味。
眼下这场闹得沸沸扬扬的“国学大师选秀”活动，据报载一共收到120万多张选票，从50位候选人中选出的“十大国学大师”是：王国维、梁启超、章太炎、鲁迅、蔡元培、胡适、陈寅恪、郭沫若、冯友兰和钱钟书。
我觉得，把鲁迅、郭沫若、冯友兰等人选入“十大国学大师”名单，委实是“热面皮贴冷屁股”了，“好心办坏事”是也。给人一种“拉来虎皮做大旗”的感觉。
笔者曾在《国学热背后的“政府行为”:让人欢喜让人忧》一文中说过：“大可不必把国学弄得神出鬼没、高深莫测。国学的称谓，是国语、汉学派生出来的‘新词’。总的来说主要和古文有关，清末民初，人们把古代文史基础扎实的人称为国学大师，以区别‘文学大师’。国学的定义，大抵在古代文史的范畴内，宜窄不宜宽。”人们常见的专门谈“国学”的书，不外是章太炎和钱穆的两本《国学概论》，还有一本曹聚仁的《国学十二讲》(后改名《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国学”这个词，是章太炎先生旅居日本举办国学讲习会、国学振兴社开始流行的。他以“国学”兴亡与国家兴亡相联系，为革命张目。如此而已。
但现在大凡和国学有点“沾亲带故”关系的人，都喜欢把国学的定义“泛化”。冯其庸答《新京报》记者问，也说：“我理解的国学是大概念的国学，我们的传统文化都应该包括在内。中华民族遗留下来很多宝贵的传统文化，都应该纳入国学的范围。”
既然国学学的是“传统文化”，我们老老实实去弘扬传统文化就是了，何必兴师动众，要隆重推出“国学”这顶高帽子呢？对此，作家王小波在世时就一眼看出了其中的“猫腻”：“我对国学的看法是：这种东西实在厉害。最可怕之处就在那个‘国’字。顶着这个字，谁还敢有不同意见？这种套子套上脖子，想把它再扯下来是枉然的；否则也不至于套了好几千年。它的诱人之处也在这个‘国’字，抢到这个制高点，就可以压制一切不同意见；所以它对一切想在思想领域里巧取豪夺的不良分子都有莫大的诱惑力。”
这次国学大师的评选，鲁迅、郭沫若、冯友兰等人入选了，专门写过国学专著的大学者钱穆、专门研究国语的语言大师王力……等一批有国学专长的大师，却落选了。这不谛是一个“反讽”。清末民初，随便抓出哪一个学者，都是“国学大师”，因为那时还没有白话文，不懂点“国学”，连话也讲不了。孙中山、毛泽东、陈独秀……哪个不是国学大师？鲁迅、郭沫若、冯友兰这些人，当然是国学大师无疑，但他们的主要学术建树，却不在“国学”上面。鲁、郭是文学大师，冯则是哲学大师。因此，把国学大师的帽子戴在他们头上，算不算“乱点鸳鸯谱”?若他们在世，你把这样的“高帽子”戴在他们头上，对方未必会肯领情。
此风既开，我看今后就是评选“十大计划生育先进工作者”或“十大晚婚青年”，甚至评个什么“最有特色的胡子作家”之类，都会有理由拉鲁迅先生他们来装门面，招揽观众。表面上是“尊敬”这些文化伟人，其实是糟蹋。
究其实，鲁迅对“国学”这劳什子，是颇不以为然的。钻研学问，讲究的是脚踏实地，而不是虚张声势。鲁迅非常反感他的老师章太炎晚年钻进“死学问”的胡同不能自拔。鲁迅是这样评价他的老师的：“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回忆三十余年之前，木板的《訄书》已经出版了，我读不断，当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时的青年，这样的多得很。”“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
作为一个学问家，鲁迅是主张入世的。章太炎晚年却消极“出世”，皓首穷经，玩一些似是而非的学问，鲁迅是深表惋惜的，所以作了这篇《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国学在二、三十年代没有弄出“大动静”来，现在却弄得“风生水起”，实有“矫枉过正”之嫌。在一些人看来，国学已经成了一块打着复兴传统文化旗号吆喝学生的“金字招牌”了。
让更多的人热爱中国的传统文化，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学习传统文化中去，总比整天“追星拜星”要好些。此事若做好了，不谛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国学基础不扎实，不仅一些常识性的文史知识选手回答不出，连评委的知识底牌也频频“走光”。这次青年歌手大赛，综合素质评委读错字，招来大众非议，就是明证。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字读错了，评委却不认账，强词夺理；有人居然把“账”记在“传统文化”的头上：错的是伪夫子，是传统文化“傲慢”。我们可爱的余秋雨评委，甚至当着数以亿计观众的面，提出“尽量不用成语”的高论。此种“断指止痒”的办法，的确是够“与时俱进”的了。想当年那位打了败仗的“国军连长”，向上级报告时根本不检讨主观原因，而是通通归咎于“共军的炮火实在太猛了”。把责任推得一干而净，真是搞笑得很。
所以，振兴国学，让更多的青年人学多一点文史知识，把国学底子打牢一点，实在很有必要，说是“迫在眉睫”也不过份。
问题是，现在有些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选国学大师的时候，似乎没有个标准，眉毛胡子一把抓，把清末民初有份量的“重量极选手”，都抓进了“国学大师”的盘子里。国学大师的排序，功利性的取向颇为明显。谁的来头大，谁就是国学大师。在这里，选国学大师俨然变成了选“敲门砖”了。
鲁迅先生认为：“凡有企图获得权势的人，就是希望做官的人，都是读“四书”和“五经”，做“八股”，别一些人就将这些书籍和文章，统名之为“敲门砖”。这就是说，文官考试一及第，这些东西也就同时被忘却，恰如敲门时所用的砖头一样，门一开，这砖头也就被抛掉了。”
列宁也说过：对革命者来说，一切方法都只是手段。这话到了“非革命者”那里，同样适用。
所以鲁迅先生一针见血地批评了那些打着“传统文化”的旗号行“敲门砖”之实者：“当觉得渐近末路时，也用它来敲过另外的幸福之门。盘据着江苏和浙江，在路上随便砍杀百姓的孙传芳将军，一面复兴了投壶之礼；钻进山东，连自己也数不清金钱和兵丁和姨太太的数目了的张宗昌将军，则重刻了《十三经》，而且把圣道看作可以由肉体关系来传染的花柳病一样的东西，拿一个孔子后裔的谁来做了自己的女婿。然而幸福之门，却仍然对谁也没有开。”
国学之门，究竟为谁而开？但愿热热闹闹的国学大师选秀活动，是一出推动传统文化学习热潮的正剧，而不是闹剧。
来源：国际在线专稿
京公网安备11010200042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