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男，浙江宁波人，中国当代作家和画家。1942年生于天津。初为画家，专事摹古。“文革”后为崛起的伤痕文学运动代表作家。1985年以后其“文化反思小说”对文坛产生深远影响。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已出版各种作品集近50余种。其中《啊》、《雕花烟斗》、《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神鞭》、《三寸金莲》、《珍珠鸟》、《俗世奇人》等均获全国文学奖。《感谢生活》获法国“女巫奖”和“青年读物奖”，并获瑞士“蓝眼镜蛇奖”。由《炮打双灯》改编的同名电影获“夏威夷电影节”和“西班牙电影节”奖。作品被译成英、法、德、意、日、俄、荷、西等10余种文宇，在海外出版各种译本30种。

    对大众而言，冯骥才就是那个写过诸如《神鞭》、《三寸金莲》、《高个子女人与矮个子丈夫》等脍炙人口的小说的著名作家，而对他自己来说，却已经将大部分的精力从文学创作转移到另一个方向——民间文化的保护和抢救。

    冯骥才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投入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工作，组织多次大型文化抢救行动，出版各种相关著作，发表大量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辨性与呼吁性的文章，并在海内外举行相关的演讲，对当代中国文化界产生深远影响。现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执行副主席，中国小说学会会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文学自由谈》杂志和《艺术家》杂志主编，并任国际民间艺术组织(IOV)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目光转移--把精力转向民间文化

　　冯骥才近十年突然把主要精力从小说写作上转移，走火入魔般地投入到保护文化遗产与抢救民间艺术事业之中，令很多人不解。

　　“我所关切的不仅仅是现代化冲击下的都市个性的存亡问题，还有文化的市场化、文化的传媒化、文化的趋同化以及纯文化的命运等等。我把这些大量的需要思辨的问题，视作当代文化人必须承担起来的最艰巨和最前沿的挑战。我喜欢把思想转变为一种行动，因为只有行动才有实在的成果。”冯骥才说道，“我近十年来所做的一切并没有离开作家的视野，我注意到了在全球化语境中本土文化或者民族本体的尴尬，作为母体的民间文化转瞬即逝，民间艺术濒临艺绝人亡。因此，我关注于国民的精神问题。当然，不是从社会学角度，而是文化的角度，人类学角度。”

　　冯骥才列举了这样一些现象：各地历史民居在大批拆除，传统名称的街巷被开发商改成了“意大利花园”、“罗马广场”、“威尼斯小世界”；无数的民间老艺人在无声无息地逝去，随他们而去的是一种民间艺术的断绝；充满中国民间文化气息的春节本是民族凝聚力与亲和力的体现，而我们现在却不知道该如何去过了；富裕起来的中国农村由南到北盖起的都是小洋楼，哪里还有中国的影子？

　　“进入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把历史的一切创造作为一种文化财富！我们应该反省民间文化在一个民族里的意义。”冯骥才说，“在我们快速融入世界而文化重心发生倾斜的时候，如果没有‘唐装’与‘中国结’，我们从哪里去寻找心理重心？从这点上就能说明民间文化对一个民族的重要性有多大。一个地方流失了自己的民间文化，便会失去历史的根脉与精神；因为真正的历史是最广大劳动人民创造的，民间文化最能体现一个民族根本的性格和情感。”

　　他认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文化并不一定也是同步一体化的，相反，越是经济全球化，在文化上反而是全球本土化，日本人和法国人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现代化高潮时都做了一件重要的事，就是抢救和保护自己的文化，日本人做的是“紧急民间抢救”，法国人是由马尔乐夫领导的“大到教堂，小到羹匙”全国性的文化大普查，现在我们也应该做这样的事了。

　　冯骥才认为，作为民族精神载体的民族文化包括精英典籍文化和民间文化，精英典籍文化放在书架上不用担心，但民间文化却在不断消失。“我完全可以以作家的方式来关心民间文化，将我的想法反映在小说里，就像当年写《神鞭》、《三寸金莲》一样，但民间文化的抢救实在太紧迫了，我宁愿投身其中，先把文学创作放在次要的位置。这也是文人应有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他说。
　　

紧急呼吁--文化行为感动了国人

　　“通过我们这两年的工作和大力推动，学者们在媒体上不断地呼吁，我们的文化行为感动了国人，激活了学术，民间文化逐渐热起来了。两年前我们的工作是逆流而行，现在则是顺流而做。”冯骥才颇为激动地说。

　　据他讲，前些天中央电视台的一个摄制组还来找他，说他们的新闻中心准备专门做一个为期一年的节目来宣传民间文化，当然也包括年画在内。台湾的一些访问团，包括联合报、中国时报等媒体，也很关心目前民间文化遗产抢救的进展情况。他们的工作和努力得到了广泛的回应。

　　当然，最令冯骥才欣慰的，是在他和其他关心民间文化的有识之士的共同倡导和努力下，“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于２００３年２月１８日正式启动，并且这一抢救工程已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被纳入国家民间文化保护的整体规划中，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法》正在加紧制定之中。这个工程是我国首次对民间文化进行国家级抢救、普查和整理，工程将耗时１０年，其规模之大、历时之长都是空前的。可以说，这次抢救工程不仅仅是对中华民间文化的拯救，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这是一次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建设工程。

　　冯骥才说的没错，他们的举动确实感动了国人。拿他个人来说，自上世纪９０年代有感于现代化过程中民间文化的严重损毁，他毅然放下手中的笔，投入到抢救和保护民间文化的艰苦工作之中。从１９９４年开始，他曾用３年时间，拿出自己几十万元的稿费，请１００余名摄影师，把天津老城“地毯式”地拍摄下来，并浓缩在画册之中。年过花甲的他，至今还拖着病体在全国各地跑来跑去，路费还要自己掏。

　　“新时期以来，知识分子一直非常强调社会责任感。随着社会发展，文化自身的问题十分紧迫起来。我想现在应该明确树立起一种时代的庄严的责任，我把这叫做‘文化责任感’。从近代史看，我国有很多具有这种文化责任的先贤。敦煌藏经洞被盗后，罗振玉、向达、姜亮夫、刘半农等一批知识分子到处奔波抢救这批流失的文化遗产。有的人还自费到欧洲的图书馆里把西方人弄走的敦煌卷子一字字地抄写回来。后来，又有张大千、常书鸿等奔往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保护濒临毁灭的莫高窟。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文化问题较前一历史时期要严峻紧迫得多。作为知识分子，我们应尽我们的努力，树立和承担这义不容辞的文化责任。”冯骥才的话，铿锵有力。

　　他甚至认为，当代文化人的书桌应该搬到田野里去，“只有在民间中、在田野里、在大众的生活里，我们才能感受到我们这个民族的深厚和可爱，而且，这种感觉你都能呼吸得到。”

感慨万千--民间文化保护任重道远

　　“虽然民间文化的抢救和保护工作已开始有序进行，但是我有的时候还是感到很无助，面临的困难太多了。”冯骥才慨然说道。

　　他说，实际上我们的民间文化还是处在困境之中，并且这种困难非常之大。中国的现代化、全球化、工业化、城镇化的速度太快了，大批优美的、风情各异的、极其具有文化底蕴的古村落基本上是无人守望，被放置在那里等死。他说他曾经到福建的中国古印刷之乡，发现那里的印版只有一块了。当地人告诉他，那里的古印版已经被古董贩子淘了１０年了。而那些被淘走的印版，便是中国作为“印刷古国”的铁证。我们的民间文化还正在大量地消亡，很多民间艺术面临着艺绝人亡的危险境地，而我们很多时候对此却无能为力。

　　“拿拯救老城来说，你拍的老城的照片可能留下来了，你编的书可能出来了，但老城却在一片大开发声中很难留下。”冯骥才伤感地说，“我有时候内心的感觉很悲壮。我们倾尽了很多心血来做这件事情，但是最后它完成的跟你想像的并不一样。我原来为之呼吁和保护过一些城市古建筑，后来还是被拆掉了。”

　　冯骥才认为，我们的民间文化是生活文化，大到一个古村落，小到一件绣荷包都是民间文化，但历史的转型期、疯狂的现代化和商人的金钱至上等，使得它们很容易被淡化或溶逝。比如黔东南地区的苗寨中有六个寨子已经不再说苗语，虽然他们过着原生态的生活，但是已经从文化上被汉化了。怎么汉化的？当地有３０万年轻人在江浙打工，他们回家时讲的是普通话，穿的是前卫服装，带回的是王菲、刘德华等港台明星的画片，那些没走出家门的人也跟着羡慕不已，纷纷拒绝再穿传统服装，纷纷讲起了汉语。再比如闽西地区的客家土楼已经申请了世界文化遗产，可是年轻人都往外搬，盖起了水泥房子，仿佛要跟过去绝缘。

　　“不少人问过我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我回答说，是经费。我已经呼吁好几年了，至今也没接收到一个企业的实际赞助。我们有很多企业可以花几千万去邀请皇马，花几个亿去搞选美，但就是没人来出资保护我们的传统文化。我现在很孤单，得不到更多的支持。虽然民协有很多工作人员，但他们大多分散于全国各地。民间文化的抢救工程很大，需要行政、资金等多方面的支持，除了国家社科基金提供的３０万元之外，我目前还没有得到更多实际的帮助。”言语中，冯骥才很是无奈。
　
　　“民间文化今天可能被保护，但今后又可能消逝或者被旅游化。商品社会摧毁了人的精神，把人类感兴趣的东西都变为卖点，包括思想——只要引人注意。所以我现在做的，一个是尽力呼吁，第二是说服官员，第三是说服开发商。”冯骥才有些伤感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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