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极度濒危到人工繁育成功，再把人工繁育的物种放归到野外，这是科技自主创新取得的重大成果，也表明生态保护进入了新阶段，大熊猫就是其中的典范。
濒危动物是指由于物种自身的原因或受到人类活动或自然灾害的影响，有灭绝危险的野生动物。从野生动物管理学角度讲，濒危动物是指《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所列动物，以及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目前我们积极保护的濒危物种也是指我国特有的濒危野生动物如大熊猫、金丝猴、朱鹮、野马、麋鹿、扬子鳄等。同时，也包括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
一、我国野生动物从濒危状态转向野化放归
我国地域辽阔、河流纵横、湖泊众多、气候多样，为各种生物及生态系统类型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从而成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我国约有脊椎动物6266种，其中兽类约500种，鸟类约1258种，爬行类约376种，两栖类约284种，鱼类约3862种，约占世界脊椎动物种类的10%。由于我国大部分地区未受到第三纪和第四纪大陆冰川的影响，因而保存有大量的特有物种。据统计，约有476种陆栖脊椎动物为我国所特有，占我国陆栖脊椎动物种类数的19.42%，其中约有三分之二的两栖类为特有种；大熊猫、金丝猴、朱鹮、华南虎、羚牛、藏羚羊、褐马鸡、绿尾虹雉、白鳍豚、扬子鳄等均为我国特有的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特别是国宝大熊猫，已经成为世界生物多样性的旗舰物种。但是，由于近几十年来我国人口急剧增长，野生动物种群和栖息地受到人类活动和经济发展的严重影响，致使很多野生动物种群和栖息地遭到严重破坏。特别是到了上个世纪中叶，野生动物栖息地的减少，加上盗猎和非法贸易野生动物，导致野生动物灭绝的速度加快，致使我国很多特有野生动物变成了濒危物种，甚至不少物种在人类尚未认识它们之前就已经灭绝了。大熊猫过去在我国许多地区都有分布，到20世纪其分布区面积急剧下降，已经退缩到四川、陕西和甘肃三省的6大山系的局部地区,一些大熊猫种群开始出现孤岛状，栖息地破碎化严重；朱鹮曾是我国的候鸟，上世纪前叶在我国东部地区常见，但后来被科学界宣布在野外消失，直到1981年在陕西洋县的山沟里，科学家意外发现有2窝朱鹮，成鸟和幼鸟数量一共只有7只。野马和糜鹿都是在20世纪初期在我国本土上灭绝，只是在国外残存少两个体。当然，这种野生动物资源的迅速减少状况，在其他国家也同样存在。
由于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世界各国都只注重了经济发展，忽视了生态建设，导致了生态环境持续恶化。20世纪末，国际社会已经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生态的破坏，不仅使大量的野生动物失去栖息环境，而且还造成人类生存空间狭小、质量低劣，并由此产生大量生态灾民而冲击社会的稳定。因此说，没有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国人就谈不上安居乐业，更谈不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1992年6月在巴西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各国政府都提出要关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这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达成的共识，它标志着人类文明史上一次重大转折。我国政府积极有效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全国确立并实施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发展战略，建立以森林植被为主体的国土生态安全体系和山川秀美的生态文明社会，作出了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三北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等重点防护林工程、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重点地区速生丰产用材林基地建设工程等六大林业重点工程的重大决策。工程的实施在全国范围内将大熊猫、朱鹮、扬子鳄等15大物种列入重点保护内容，建立了一批濒危动物救护中心和繁育基地，通过科技创新和先进的繁育技术,使一些濒危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得到恢复和增加。目前，已建立大熊猫繁育中心和基地4处，人工圈养大熊猫183只；朱鹮繁育基地2处，饲养有370只朱鹮；野马繁育基地2处，饲养着200余匹；麋鹿繁育基地6处，共有麋鹿2000多头；扬子鳄繁育基地2处，共饲养扬子鳄10000多条。这些濒危野生动物的成功繁育表明，我国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的保护工作已经有了突破性进展，为濒危野生动物野化放归奠定了良好基础。
生物发展的历史经验证明，一个物种要摆脱濒危的状态，除了要保护它们的栖息地以外，一个重要的指标是增加它的种群总体数量。而增加数量的方法有自然恢复和人工恢复两个方面。我们实施的保护工程就是后一种恢复的方式，即通过建立多个濒危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和繁育基地，利用人工饲养和繁育手段尽快增加物种的数量，在较短时间内缓解或解除濒危状态。对野外的濒危野生动物种群来说，要增加种群数量，一个方法就是改善栖息地条件，让野生种群自我繁衍增加数量，但这对于一种仅有稀少数量的物种来说，其过程是极其漫长的；另一个方法就是通过科学手段，将人工繁育的物种个体经过野化培训后，逐渐适应其野生环境，最后将这些个体放归到野生环境中并与其野生种群完全融合，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野化放归。
应当说，在我国开展濒危野生动物野化放归，是人为扩展野生动物种群的一种新模式。有计划地实施人工繁育的濒危野生动物个体野化放归，不仅体现了野生动物保护科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前沿领域，同时也表明了我国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已经从注重救护繁育濒危野生动物种群向注重扩大和恢复野生种群阶段发展。这是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思路的调整，也是野生动物保护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濒危野生动物的野化放归，既是一项保护措施，也是一项重大的科学研究项目。开展好这项工作，需要做大量的工作，特别是放归的这些物种都是大型野生动物，也都是我国所特有的濒危物种，放归难度大、风险高，极具挑战性，需要各有关方面做好配合协调工作。应当说野生动物的放归，在某些方面代表着当今世界上大型野生动物研究的最新领域。
根据国家实施的“全国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规划，国家林业局决定将卧龙人工圈养大熊猫“祥祥”实施野化放归，同时接着其他人工圈养的大熊猫陆续实现野化放归，其目的是增添大熊猫野生种群的数量，这是我们为扩大大熊猫野生种群数量迈出的重要一步。同时，国家林业局还决定近期将陆续选择一批人工繁育的朱鹮、野马、麋鹿、扬子鳄等濒危野生动物个体，有计划地向选定的栖息地进行野外放归，以增加、重建和扩大这些濒危野生动物种群。
二、大熊猫圈养成果是科技自主创新的成功典范
大熊猫是世界野生动物保护的旗舰和标志，是中国的国宝，也是世界的珍贵遗产。作为地球上现存最古老的孑遗物种之一，大熊猫不仅分类地位特殊，科研价值巨大，而且在文化交流、对外交往及人们观赏等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长期以来大熊猫在国际交往中表现出的和平和友好已被全世界人民所接受。
我国大熊猫从极度濒危到人工繁殖成功，达到目前圈养数量183只，这是我国科学家自主创新的重大成果。这种成果的取得，是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科研人员不懈努力和辛勤探索的结果。特别是以卧龙“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为代表的科研人员，攻克了大熊猫繁殖中“发情难”、“配种受孕难”、“育幼成活难”的三难问题，使大熊猫圈养数量得到快速发展，这是我国濒危野生动物圈养繁殖的成功典范，是我国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的骄傲，更是我国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所作出的创举。之所以是成功典范，是因为卧龙做到了从90年代只有10只圈养大熊猫开始逐渐扩大到目前的103只，并且连续六年保持成活率100％，引起了国内外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钦佩。
我要特别强调的是，圈养大熊猫繁育成功，“三难”问题的解决，充分体现了科技自主创新的威力和成果。他们依靠的是自己的人员，操作的是本国的设备，采用的是独自摸索出的方法，经过多次失败的积累，终于掌握了克服“三难”的技术和手段，创造出了一整套特殊饲喂大熊猫的方法，自主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种公兽培育技术，首次提出了“爱心饲养”、“生态育幼”等新理念。这些技术和手段都是以前没有过的，在原有的技术理论和书本上是找不到的，更不用说在国外饲养繁殖技术中能照搬出来的。这种自主创新的成果，是以张和民同志为代表的几代中国大熊猫科研人员集体智慧的结晶，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张和民本人也被评为“时代先锋”。
圈养大熊猫繁育成功和“三难”问题的解决，树立了我国在野生动物保护和生态建设中自主创新的形象和品牌，建立并推动了我国科技人员开展自主创新的信心和进程，开创和引领了我国科技人员开展自主创新的道路和方向。因此，圈养大熊猫“三难”技术的攻克和野放工作的启动，在我国科技自主创新中具有里程碑和划时代的意义，同时也为我国在国际野生动物保护和生态建设界树立了良好形象，我们要继续实践和总结，深化这一科技自主创新成果，争取获得更大的突破，在国内、国际上产生更大的影响。
三、濒危野生动物野化放归意义重大
目前，我国濒危野生动物保护已经开始步入人工圈养种群野化放归的新阶段，这是国家高度重视生态建设、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广大生态保护工作者为之奋斗的理想之路。纵观我国濒危野生动物保护的历程，可以看出大熊猫等濒危物种的野化放归，对我国生态建设和野生动物保护具有深刻的启示：
（一）自主创新是核心。大熊猫是中国特有的濒危野生动物，是全球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的旗舰物种。尽管世界范围内不乏关于濒危野生动物野化放归的尝试，但像大熊猫这样世界顶级大型兽类的野化放归尚无成功先例。而我国卧龙大熊猫研究中心等单位的科研人员，通过几十年的探索，自主攻克了制约圈养大熊猫繁育的“发情难”、“配种受孕难”、“育幼成活难”的“三难”问题，使得我国圈养大熊猫种群发展步入了快速稳定的发展阶段，基本实现了大熊猫人工种群的自我维持和自我发展。同时，适时开展人工圈养大熊猫的野化放归工作，按照科学规律办事，总结出人工圈养大熊猫野化培训的成功经验，培训出具备野化放归条件的大熊猫“祥祥”，使得我们有信心也敢于将其放归自然环境。其它一些人工繁育的濒危物种实施野化放归的事例也都表明，只要坚持自主创新，在国家重点工程的支持下，就能开创我国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新局面。
（二）自然恢复和人工恢复并重是关键。大熊猫等濒危野生动物是我国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要保护好这些野生种群已经十分稀少的物种，一方面，我们通过加强其栖息环境的保护和建设，让这些野生动物依靠种群自身的繁殖力得以恢复和发展；另一方面，由于一些濒危野生动物，在自然状态下繁育难、成活率低，单靠其自然状态来恢复和扩大野生种群，不仅周期长，而且数量增幅小，因此，只有通过实施人工措施，加大对野外种群恢复的人为辅助力度，才能使濒危物种的数量短期内有较快的增长。我们这次把人工圈养大熊猫“祥祥”放归野外，就是人为辅助野外大熊猫种群发展的具体实践，就非常现实，非常具有创新性。
（三）自然保护区建设是有效途径。要使濒危野生动物长期保存下去，从根本上说，还必须依赖于适宜它们生存的栖息环境。经过多年的共同努力，川陕甘三省已经建立大熊猫自然保护区55处，将超过50％的大熊猫栖息地和超过70％的野生大熊猫个体纳入自然保护区的有效保护管理之下。而且，探索创造出了一整套保护区有效管理形式和方法。正是这些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和有效保护，才使得野生大熊猫栖息地得到持续恢复，质量得到不断改善，才使得我们敢于将圈养大熊猫个体开展野化放归。
（四）找准突破口是要害。几年来，我们在野生动物保护进程中，不断选择突破口，如集中优势力量攻克人工繁育，实现由利用野外资源为主向利用人工培育资源为主的战略转变，等等。今天“祥祥”的野化放归，不仅是濒危野生动物保护形式的突破，更是保护思路转变的突破。我们还将陆续放归的一批繁育成功的濒危野生动物，这是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再上一个新台阶的突破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生态建设只要选准突破口，就会在建设的规模和质量上取得重大进展，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创造条件。
（来源：人民网 ）
京公网安备11010200042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