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图1号》

《乌托邦系列57号》　

　　4月8日，朱伟的小型个人展在北京红门画廊揭幕。这位以中国水墨为主业的画家在海外的知名度显然高于国内，1994年他与香港万玉堂画廊一签12年独家代理合同，他的画作便鲜见于内地，尽管两年前，他的画零售价（每平米）已经标至4万美元。

　　海外的艺术媒体与评论者乐于把朱伟塑造成体制反叛者形象，他的前军人身份被他们津津乐道，画作的政治波普意味也被大加渲染。

　　看朱伟的画作，的确能很轻易地从脑子里蹦出“波普”二字：较早作品中的领袖形象自不用说，最新“乌托邦”系列中会场背后的红旗、前景的鲜花、高举的手臂、木讷的神情，蓦地现出一股温暖的荒谬感，直截了当地勾动观者对某种政治氛围的旧感触。

　　这固然对西方市场有莫大的妙处，但在作者本人，却常常是万般无奈。当被艺术评论家问起动机、思路、隐喻背后的理性思考时，朱伟有常常因为不知如何应对而浑身不自在，一次甚至因为无语而窘迫，瞬间汗透全身。

　　政治波普眼下已经成了中国当代艺术圈中避犹不及的标签，因为据说它已经接近末路。

　　事实上，且不说较之前苏联的政治波普，中国的当代艺术家并没有超出把玩、拼贴符号的模仿层次，他们题材的局限、意趣的单薄、手段的稀少，还远远没有穷尽政治主题和表现方式二者的可能性。

　　中国当代艺术家们在可能性这件事上的追求，至少看起来，还多是以西方市场标准为依据，并没有把自己的心性、关注和创造性作为驱动。因为在中国，新的现实政治题材每一天都在不断浮现，而西方世界对中国政治现实的（大众的、人尽皆知的）视觉认知，恐怕还仅停留在“文革”符号、领袖形象上；如果以“神六”太空人或奥运会“福娃”做主角，眼下只怕还波普不起来，吃力不讨好。

　　如果放下政治波普的是与非，或许倒可以更好地看朱伟的水墨画。在传统水墨的创新尝试里，进行抽象试验的画家很多，而以工笔画为载体的却难得一见。

　　朱伟在宣纸上制造出方格底纹，夸张地托出古意，而朱红钤印从尺度到印文又如孩童嬉玩般活泼无忌。对于人物的描摹，朱伟则摆脱了传统水墨工笔人物皆是全身而不可局部、不可特写的旧规条。这种尝试的直接效果，就是使作品在直观上与以油画为主的“当代绘画”颇为相似。比如《草图1号》上无名持烟男人的眼神，无论如何不能让人联想到传统的水墨工笔，而它又比某些符号元素更具感染力。

　　朱伟在新技法上所做的思考和尝试，比评论家关心的主题或概念上要多，但他知道仍然有许多问题无法解决，比如表现人物的正面———他无法以水墨去画张晓刚的《大家庭》那样的作品。“油画的基础是素描，水墨拿起来就招呼；人物都得是侧脸，要是正面大平脸，没法画。”作为水墨改良的坚持者，他不停地感叹水墨表现力的“弱”：“画人，水墨必须画一个完整的人，油画不用。用水墨画一个半身的人，一开始根本不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就可以了，但必须画大家都知道的，比如领袖。然后画无名的，也出来了，但还是弱。因为水墨讲线条，色彩是辅助的———人身上哪有线条？”也因此，他最想描摹的人物心理，就更难实现了。

　　“日本画，从中国传过去以后，就停在那儿不发展了；伊朗的细密画，18世纪差点消亡；中国画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水墨确实不行了，但你可以改良啊。”

　　朱伟的水墨新花样能否使中国画传统技法产生新的活力，尚难断言。但有一点朱伟很明白：“画传统水墨，50岁之前根本出不来。”

　　前两年，朱伟已有名动海外的迹象。一次，他的一幅大画在搬运中破损，送到故宫的一位裱画高手处修补。“到日子去拿画，老人家根本没有时间观念，说明天再来吧。临走时还教育我一顿———小伙子，你还得好好弄！意思说，你还嫩啊。”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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