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6年4月17日

　　●天气：沙尘暴

　　●地点：北京国际俱乐部

　　●人物：蒋小涵　主持人

　　斯皮尔伯格　导演

　　张艺谋　导演

　　“给你看看我的靴子，我的靴子上沾上了戈壁沙粒。”史蒂芬·斯皮尔伯格对张艺谋说。

　　4月17日上午，张艺谋召开了自己新片《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开机新闻发布会，斯皮尔伯格则在沙尘暴中完成了一次为时1个半小时的故宫之旅。“我们按照导游路线看了一圈，参观了皇帝的龙椅，叹为观止；还参观了钟表博物馆，很多时钟，很棒。”斯皮尔伯格说，“这是我这辈子头一次。”1987年，他曾来过北京，但那次旅程几乎所有时间都耗费在申请程序上———为了让《太阳帝国》能到上海实地拍摄，必须在北京提交申请并获得通过。

　　4月16日，张艺谋获聘为2008年奥运会开闭幕式总导演，斯皮尔伯格受聘为文化艺术顾问。

　　4月17日，两人忙完自己的事，聚到一起，在央视电影频道的主持下，进行了一次对话。

　　两小时的对话结束，主持人请斯皮尔伯格在“印第安纳·琼斯”系列的海报上签名。“我得想办法再拍一部。”签到第二部的海报时，他指着女主角说：“这是我太太，我孩子的妈妈，我是在拍这部电影时认识她的，我们结婚差不多14年了……”

（图片由央视电影频道提供）

　　“我还记得开学的那天，放了两个内部参考片，一部美国电影，一部法国电影。那部法国片中有美女穿着比基尼，还有枪，我都看傻了———那个时候的我只有看革命题材电影的经历，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电影”———张艺谋

　　主持人：两位世界影坛巅峰级的人物将和我们在一起谈论电影，我们期待的是一场思想的盛宴，希望见证两位电影大师之间的碰撞与交流，感受他们各自的梦想与坚持。我想中国观众都非常想知道，你们是什么时候第一次看对方的哪部电影的？

　　斯皮尔伯格：中国电影进入美国市场还是近期的事情，所以我们以前对中国电影并不了解。《大红灯笼高高挂》是我看的第一部中国电影，印象深极了，使我对一个原本一无所知的文化、时代、历史有了正面的反应。我突然觉得自己身临其境，处于这幅人物画卷的中心。感受很强烈。

　　主持人：你看过张艺谋的《英雄》？

　　斯皮尔伯格：当然看过，我们刚才聊到《英雄》，我有一个关于颜色的问题问他。许多导演用不同的镜头来表达意思和讲故事。有时他们还通过摄影机来设置机关。《英雄》的奇妙之处是用色彩来讲故事，就像是一种手语。听力有障碍的人用国际通行的手语来交流，而色彩也是一种国际沟通工具，是你发明的一种语言。我不需要翻译字幕，因为色彩传递了故事，这非常特别。

　　张艺谋：谢谢夸奖。斯皮尔伯格的作品我都看过，他一直是我最喜爱的导演。他的第一部作品《印第安纳·琼斯与约柜》像梦一样，很好看，不知道他是怎么拍的？后来还看了《外星人》和《大白鲨》。再到后来我看他的《辛德勒名单》和《拯救大兵瑞恩》，非常感动，在这些电影中，我看到了他对人类苦难的反省。我一直是他的影迷，从上大学读电影学院的时候就是他的影迷。

　　他的电影都好，不管是有娱乐元素的《侏罗纪公园》，还是很有思想的《慕尼黑》。

　　我一直对他充满了好奇，上次到美国看他拍《世界大战》，回来就给同行讲他在那里怎么导戏，汤姆·克鲁斯怎么演戏。他们也都很好奇，而且都很羡慕。那天我真不想走，想多呆会儿，那是第一次看他工作。以后如果有时间，我还会到美国看他拍电影。

　　斯皮尔伯格：（笑）欢迎你随时来。

　　主持人：请你们回忆一下，是什么契机使你们第一次产生了对电影的兴趣？是什么契机使你们第一次觉得自己也能拍出好电影？

　　斯皮尔伯格：我的第一次？我看的第一部电影是西席·地密尔执导的《戏王之王》，讲的是玲玲马戏团的故事。

　　那是我第一次看电影，在1950年代初，那之前我从没进过影院。父亲说要带我去看马戏团，当我来到一座大建筑里，里面没有动物，没有马戏表演，只有椅子。大幕拉开后，一束光影投射到银幕上，很粗，我非常失望，觉得被父亲耍了——他答应带我看马戏，但食言了。大约半小时后，我的感觉从失望变为喜欢，因为父亲把我带到一个全新的电影世界，而那正是我以后的世界。那是我第一次对电影感兴趣。

　　张艺谋：我跟斯皮尔伯格的经历当然完全不同，我最早看电影是在“文化大革命”，看的都是些革命题材的电影。

　　那是我接触电影最多的时候，其实都是在反复地看那几部影片，大家都学电影里的台词。那时我在工厂和农村，完全不能预想自己跟这个行业有任何的关系。我觉得电影是很遥远的事情，跟我自己毫无关系，就像是另外一个世界。

　　斯皮尔伯格：我深有同感。我当时想象不出自己会做那些电影人所做的工作。我看完电影，觉得他们一定是很特殊的人，来自特殊的家庭，有着特殊的训练和教育。所以我从未想象自己拍电影。

　　12岁时当我自己买了一台8毫米摄影机，我才意识到可以拍自己的电影，很业余的电影，小规模的（做拍摄状）。我拍自己家庭成员，在家里为我三个妹妹拍了一些喜剧和正剧。

　　主持人：那时你们想到自己以后能成为世界上杰出的电影导演吗？

　　斯皮尔伯格：不，当时只是嗜好而已。以后有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就是看了《阿拉伯的劳伦斯》。当时我大约十几岁，在亚历桑纳州念书。《阿拉伯的劳伦斯》对我而言是一次启蒙。电影放完，我就意识到，我会奋不顾身地投身电影，我愿意舍弃一切进入电影界，成为拍出这样影片的导演。那是我第一次在心底里有了一种被激荡的感受。我告诉父母亲，“我以后要做这样的导演。”但他们不相信我。

　　张艺谋：我在工厂上了7年班，想改变自己的命运。“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恢复了高考招生，我就准备考大学，完全是为了找出路。我想过考体育学院、考美术学院，也想过考我们当地的西北农学院，因为录取分数低，也许有希望能考上。我很喜欢照相，朋友就给我出主意说，有一个电影学院，你可以考。我当时还以为那是放电影的。就这样，为了改变出路，改变命运，我考上了电影学院。

　　我还记得开学的那天，放了两个内部参考片，一部美国电影，一部法国电影。那部法国片中有美女穿着比基尼，还有枪，我都看傻了——那个时候的我只有看革命题材电影的经历，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电影。

　　不过，我当时只觉得电影特别好看，完全没有想到自己未来也可以做这一行，只是觉得拿一个毕业证，有一个大学文凭，以后就好找工作了。

　　“随着年岁增大，我开始更多为自己着想，承认这点似乎是宣布背叛观众，但的确人老了，多了一点自私，更多为自己讲故事，跟我事业的前半部分相比，为观众讲故事的成分少了。”———斯皮尔伯格

　　主持人：你们会有意识地去挑战公众的口味吗？

　　张艺谋：我觉得中国现在还不具备这个可能性，而对我来说，也还没有那么大的勇气来挑战中国观众的审美情趣，因为中国电影市场刚刚形成，我们还需要有观众认为好看的作品，吸引他们进电影院。所以，你还不能完全逆反大众心理，如果那样的话，可能电影就没有人看了。

　　我想，以后等我们市场规范了，可能会做些逆反的故事，也许会有个新鲜的感受。但现在，通常我都会考虑观众看故事的节奏和心理，尽量让他们明白你讲的是什么。

　　斯皮尔伯格：很有意思，美国刚好相反。美国电影的题材很多，观众会不时改变兴趣。美国观众朝三暮四。比如恋爱电影，20来岁的姑娘小伙子谈恋爱，这类喜剧片有一部成功，好莱坞马上拍出16部同类影片，直到这个类型筋疲力尽。然后，一位敢于创新的电影人开创一种全新的类型，一种没人看好，但大受欢迎的电影，好莱坞便模仿这位开拓者，确立这个新类型，拍一大堆大同小异的片子，直到该类型气数殆尽。这是长期的规律。我感兴趣的是那些勇于创新的电影人，他们拍摄没有先例或有成功先例的影片。当他们成功时，就会有强烈的成就感。

《拯救大兵瑞恩》呈现的是集体为拯救个体生命而做出的努力

《英雄》讲的是个体为了集体的利益而牺牲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