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我国社会面临的主要历史课题就是实现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面对这份“沉重的”历史遗产，我国人文学者纷纷从对儒学的批判和改造中寻找实现社会现代化的途径。他们从大多数人的行为受到文化传统和抽象的人文理论支配的假定出发，把儒学描绘成一种对人们的现实行为起决定作用的重大的现实社会因素。这种风气从“五四”一直延续到现在，并使儒学批判工作一直具有很强的“火药味”，而这是得出正确结论所本应避免的情形。例如，任继愈写道儒教“是一种禁欲主义”，虽然宋明理学“不讲出世，不主张一个来世的天国，但是却把圣人的主观精神状态当作彼岸世界来追求，这和禅宗主张在尘世中成佛是完全相同的”；[注一]包遵信断言，儒家“是一种伦理本位主义”，“它所体现的思想结构及其代表的价值系统和现代化是逆向的精神力量”，“这以为从鸦片战争以来的无数事实所证明。”[注二]而当代“新儒学”代表人物之一的牟宗三先生，则把儒家的“仁”规定为“由于调护安顿我们的形而下的自然生命而显示出的道德生命”，认为我国传统文化不仅可以而且应该在保持儒家核心观念“仁”的前提下，通过容纳西方的“分解之精神”和“社会集团意识”来实现科学及国家制度的现代化。[注三]

　　笔者认为，这种做法对于儒学可能并不是最恰当的，因为儒学传统即使它很强大也并不能对人们的行为起决定或支配作用。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证明：人的行为从本质上讲并不受某种理论或学说的支配，而是个体内在多种需求动机和外部环境力量（自然条件、社会规范、以及外界对个体欲望的满足程度等等）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样，决定一个民族历史发展进程的因素也不仅仅是该民族祖先创造的个别理论体系或某种文化传统，而是该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机遇以及自然环境等多种力量组合的结果，其中自然环境和政治经济规律以及重大历史事件对历史的影响，要远比任何一种学说或文化传统更具有决定意义。相反，物质生产方式及人类生存的外部条件的显著变化（如经济制度的变革等等）常常给人们的精神世界带来巨大变革。是否可以提出另外一种假说，对于现代人而言儒学和其他学说一样只是一种思想资料，而不是某种社会势力。即使某种群体行为偶尔具有儒学的某些特征或以儒学的某些语言作为“旗帜”，也不会是儒学本身传播的结果，而更可能是个体及群体存在的内在需要的表现。基于以上认识，本文的主要旨趣在于通过对先秦儒学天道、人性、伦常三个主要环节的分析考察，试图比较清楚的勾勒出先秦儒学的内在逻辑结构，以及该体系对于现代人的价值及缺陷。

一、“道”----先秦儒学的基本前提

　　先秦儒学和老庄学派不同，表面上并不把“道”作为主要的理论基石。例如孔子本人很少谈论“道”，在《论语》中谈“道”的地方远比论述“仁”的地方为少。倒是子思的《中庸》对“道”的内涵作了比较清楚的论述。但实际上“道”作为人生正确行为准则的本体和终极根据这一点，无论对于先秦儒学还是老庄学派都是一样的。     

　　《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对于这句话，朱熹的解释是，“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体也。达道者，循性之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离之意。”（朱熹《中庸章句》）这两段话中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1、喜怒哀乐等情感因素还未显现出来时超然的精神状态属于“中”的范畴；这些情感因素分化显现后的状态及其行为如果符合宇宙万物的演化节拍，不存在不顺及混乱现象的性状属于“和”的范畴。

　　2、“中”是宇宙的基本属性，也就是“道之体”（或曰“天命之性”）。天地万物生存演化的基本法则就是从宇宙的基本属性“中”中派生出来的。而“和”是天地万物生存演化的基本秩序和途径，也就是“道之用”，是万事万物达到及体现“中”的基本情形。换句话说，“中”是宇宙的基本性质和静态存在；而“和”是天地万物相互依存的基本秩序和动态行为。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和”是儒学对宇宙客体的动态行为及普遍秩序等感性存在的经验描述，而“中”是儒学从上述经验出发对宇宙本性所作的理论推测。

　　3、子思把人生的最高目标规定为中和二字，“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其实就是把人类主体所蕴涵及表现的“中体和用”的思想推到了极致，认为这样就能达到“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理想境界。由此可见“中和”二字在先秦儒学中的重要位置。

　　仔细推敲这两段话，子思和朱熹的论述并不一致。如子思只是把“中和”看成天地万物的基本性状和正常秩序，或者天地万物顺利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正态存在”（相对于乖戾、不顺等不正常状态）；而朱熹从子思“大本”“达道”的描述出发，进一步赋予“中和”以唯一的、至高无上的宇宙本体论意义。前者是一种尚未与“事实”完全脱节的经验描述，后者是一种纯粹理论意义上的抽象推演。这一点很可能是朱熹的杜撰，因为在《论语》、《中庸》、《孟子》等著作的其他地方孔孟和子思都很少谈论宇宙和“道”的性质。而且，子思“达道”的称谓也不是“天下古今之所共由”，而很可能只是现代语汇中“康庄大道”的意思。但即使如此，把“中和”思想作为先秦儒学的哲学基础和逻辑前提仍不会有错，因为假如“中和”不是一种逻辑前提，即：如果“中和”不是天地万物的基本性质及正常法则而只是一种特殊范例的话，那么，以“中和”思想教化人的儒家就会成为一种让人无法理解的工作。

　　这里需要说明，子思的“中和”概念并不是宇宙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彼此“平等”的均质的划一状态，而是既包容事物两极或多极丰富内容而又极其推崇和谐及秩序的整体模型，而这也正是以系统论为代表的我国古代文化和以原子论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在整体构成模型上的主要区别。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面还要提到。在这里我只想说明“中和”思想这种哲学模型的提出，说明我国古人很早就注意到了把个人和社会作为一个有机系统完整地予以保留和光大的必要性，并努力寻找达到这种目标的方法和途径。这一点，可能是先秦儒学对于现代人的主要启迪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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