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哲学视域中的科学发展观
2011年03月01日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实现社会发展观上的生态学转向，既是科学发展观的深层命意，也是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本质要求，同时也是领会科学发展观与生态文明建设内在联系的理论纽带。党的十七大将生态文明作为一种相对独立性的文明形态，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和根本任务，这是对现代文明形态和社会主义文明理论的创新，也是马克思主义自然—历史观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从经济增长观到生态发展观：发展观念的“生态学转向”
产生于“二战”后的社会发展理论，为了寻求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和解决全球化问题，一开始便带有强烈的实践性和人们自觉选择、设计的自为性特点。由于对发展含义理解的模糊性、歧义性，人们对发展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经济视角到社会视角再到生态视角的转换历程，对发展的价值追求和实践指向也经由经济增长到社会变革再到生态发展的历史嬗变。
发展最初被等同于经济增长。许多国家为了摆脱“二战”后面临的严重危机和物质匮乏，出现了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浪潮，表现为对国民生产总值和经济高速增长的热烈追求。这种占主流范式的“发展主义”，把发展看作是遵循欧美型的工业化道路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有人把这种发展观概括为“发展= 经济”。
自20 世纪60 年代以来，这种“唯经济主义”的发展观遇到了多方面的挑战: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生态失衡、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社会腐败、政治动荡、文化失落等一系列自然—社会问题。发展主义的实践不仅造成了第三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二元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立的二元性等弊端，而且加剧了人类奴役和榨取自然，导致人与自然的尖锐对立。国际社会称这种现象为“有增长无发展”或“恶的增长”，因此引起了人们的普遍怀疑和抨击。于是，一种新的“综合发展观”便应运而生。所谓综合发展观，就是把发展看作是以民族、历史、文化、环境、资源等条件为基础，包括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科技水平提高、文化观念更新、自然生态协调平衡等多方面因素在内的综合发展过程。“发展= 经济 社会”，其核心内容是经济增长和社会文明的相互协调、同步发展，是一种多样的文化进步。但是，无论是经济增长观还是综合发展观都没有凸现生态自然在社会发展中的优先地位和基础作用，没有将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自然生态环境的繁荣置于等同重要的位置上，更没有将生态矛盾、生态危机看作当代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人类生存、发展的最大威胁来看待。简言之，传统发展观没有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学”转向。所谓“生态发展观”，是指人类社会的发展符合生态规律，经济社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良性循环、协调发展，从而使社会发展真正植根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之中。生态发展观的确立，标识着社会发展观的革命性变革，已为当代社会各界制定和实施新的发展战略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智力支持。
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文明形态的“范式转换”
生态发展观的实践过程及其积极成果，便是生态文明。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仅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人类实践的积极成果和人类文明的凝聚和体现，它表征着人类在改善和优化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方面，建设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过程中所取得的积极成果。生态文明与通常意义上所讲的“三个文明”相比，是更高一个层次的文明形态，它的次一级层包括物质、制度和精神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建设的积极成果构成“三个文明”。生态文明建设的三个次一级层包括:物质层面，即生态文明的生产方式。如:对环境和资源消耗进行经济计算，创造“生态工艺”，实行“生态化”生产;制度层面，如树立“以人为本”的政治观;精神层面，即生态文明的价值观。这三个层面建设的积极成果便构成“三个文明”，即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其中，生态文明理念下的物质文明，致力于消除经济活动对大自然自身稳定与和谐构成的威胁，逐步形成与生态相协调的生产生活与消费方式;生态文明下的精神文明，则提倡尊重自然、认知自然价值，建立人自身全面发展的文化与氛围，从而转移人们对物欲的过分强调与关注;生态文明下的政治文明，表现为尊重利益和需求多元化，注重平衡各种关系，避免由于资源分配不公、人或人群的斗争以及权力的滥用而造成对生态的破坏。在这种观点看来，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它是对工业文明的超越。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形态相比，是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它实现了文明范式的转换。
从实践上看，生态文明作为反映生态时代本质和特色的文明形态，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发展目标，对于深刻理解和正确落实科学发展观，对于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科学发展观的生态学解读
从生态哲学的视域来考察社会发展，不仅要求我们将生态环境的维护改善状况作为社会发展的评价尺度，实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诸领域的“生态学转向”，而且要求实现人类财富观以及财富尺度与价值取向的“人本学转向”。
首先，从生态视域来考察社会发展，要求我们将生态环境的维护和改善程度作为衡量和评价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尺度。由于“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因此，保持环境的优化与生态的有机进化也就成为人的活动的目的性内容本身，成为人的生存与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和标志，成为人的全面而健康发展的目的中的一个有机的构成部分，因而也就成为人的主体性尺度的一部分。同时，人类作为自然界进化的最高产物和自然界达到自我意识的存在物，理应自觉承担起维系自然界的有机进化、动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等生态责任，使自己的生产与生活在同自然界的和谐、平衡中进行，将环境与生态作为以实践为特征的存在方式的重要尺度，作为衡量社会发展水平和实践活动之完善性的重要尺度。
其次，生态视域中的社会发展观，实质就是要使人口、环境、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真正实现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文化观念等诸层面的“生态学转向。”在政治层面，生态环境问题事实上已成为重大的政治问题，党和政府必须明确自己的生态责任，加强生态执政、生态立法、生态行政和生态社会动员与社会参与，加强生态文明的制度建设，加快环境保护的法治进程。要尽快制定和完善环境法律法规和标准，进一步建立健全环境监管体制，提高环境监管能力;要加大环保执法力度，加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和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征收环境税;进一步完善干部政绩考核机制，把环境业绩纳入其中。在经济层面，要求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绿色经济。推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改变传统经济“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率”的发展模式，处理好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发展绿色经济。
再次，生态哲学视域中的社会发展观，需处理好物质财富的增长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努力实现人类财富观以及财富尺度与价值取向的统一。诚然，在创造物质财富的经济学意义上，至今还没有一种生产方式能够达到像资本这样的经济效率和经济成就。但是，资本作为一种现实的和普遍的扩张力量，按其性质来说，是强权主义和进攻性的。它只是把人视为“理性经济人”或资本增值的工具，将自然视为“资本的价值要素”，从而彻底屏蔽了人与自然的其他丰富性、多样性的价值内涵。“资本在具有无限度地提高生产力趋势的同时，又在怎样程度上使主要生产力，即人本身片面化”，它是“比任何生产方式都更浪费人和活动，它不仅浪费人的血和肉，而且浪费人的智慧和神经”。因此，资本不仅具有反自然的一面，而且还有反人性的一面。限制资本的“霸权”，进而改造、扬弃资本关系以缓解资本与人类发展、资本与生态发展的对抗，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京公网安备11010200042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