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冯永锋
我能做的，是把自己投入激流，然后激发、感化更多的人卷入。这样的办法也许很笨，但我只能做到这些了。我比不上其他的人，有其他更多的聪明办法。——汪永晨
■人物简介
汪永晨：1954年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系。1986年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节目。从1988年开始关注环境问题。1996年创办民间环保组织“绿家园志愿者”。1999年获中国环境最高奖“地球奖”，并将所获奖金2万元人民币捐给中华环保基金会，设立“绿家园教育基金”。2000年、2001年国家环保总局分别授予她“环境使者”和“环境保护突出贡献者”称号。
在中国的民间环保人士中，有几个人是我一直不太敢去写的：梁从诫、廖晓义、汪永晨、徐刚都会让我产生一种“畏惧感”，他们其实都很简单，信念很纯正，为人也很清澈，但总有一种强大的东西在他们身上闪烁，让人难以妄自下笔。
“情感环保派”代表人物汪永晨，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一直就在身体力行，一直就在把身家性命彻底地投入保护中国环境的滚滚激流。所有认识她的人，首先是惊讶地发现她从业精神的执著，接下来，就更惊讶地发现她是那么的“笨重”。感慨之余也会问她：难道，你就不能做得轻巧一些？做得聪明一些？
她习惯性地说：“谁都想轻巧和聪明，聪明的人、轻巧的人，现在请你告诉我，在这个时代，我们该怎么做？”
■阿海水电站评估会迈出的“一大步”，对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事业意义非凡
2006年，汪永晨发起“江河十年行”，想用十年的工夫，去记录中国西南部河流的变化，记录河流旁边的居民的变化；每年一次，至少“行”到2016年。
2008年，江河十年行进入第三年。这一年的活动分成了两次，一次是10月份的四川行，重点考察的是岷江、大渡河、雅砻江；12月份是云南行，重点考察的是金沙江、澜沧江、怒江。
2008年12月27日下午，“云南行”还差一天就要结束，由记者、专家等组成的23人的队伍，马上要返程。汪永晨收到了“绿家园志愿者”成员肖远的手机短信，他在短信中说，金沙江阿海水电站这次破天荒地邀请民间环保组织参与金沙江中游河段阿海水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技术评估会，会议时间是12月29日、30日。国内只有两家民间环保组织被邀请，一家是汪永晨苦心经营十多年的“绿家园志愿者”，另一家是同样关注中国江河命运的“公众环境研究中心”。
汪永晨把消息告诉了“云南行”考察组，邀请全车人讨论：去不去参加？如果要去参加，怎么参加？
有个成员说，当然要参加，这是中国水电建设方第一次主动邀请民间环保组织来参与讨论，稍微想象一下就知道，这对中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意义将有多么重大。但有个成员表示担忧，去当然可以，如果只是去充场，那么再大的“标志性事件”也没有什么意义，要去，就得提出有效的意见。公众要参加环境保护，仅仅喊口号是不行的，必须有实质性的调查，必须有专业的数据和观点。
汪永晨把目光转向了杨勇。“民间地质专家”杨勇，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参与了长江的首次漂流，他还参与过雅鲁藏布大峡谷的考察，独立考察过“南水北调”西线的地质现状，在“5·12大地震”之后多次深入灾区调查地质变动情况和水电站受损实情。他对中国西南部的山川河流非常熟悉。
杨勇有些不情愿。他近来身体不佳，而且心里打算的是赶紧回家去写地震灾区水电站受损情况报告。“我要是去北京参加你这个会，我写报告的时间就少了。再说，我此前也没看到阿海电站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的简本，一时也不知道怎么提针对性的意见。”
这好办。”汪永晨马上打开电脑，调出了阿海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简本。这份简本放在她的电脑里已经一年多了。2007年10月底，阿海项目环评报告简本在网上公示征求公众意见；2007年11月14日，一份由18名关注环保的各界人士签名，综合了生物、水资源、地质等多方面专家意见的《关于〈阿海水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的意见和建议》传递到项目建设单位；2008年12月27日下午，项目建设单位对这份意见书做出较为详尽的书面回复，并表示愿意重视民间环保组织的建议。在环境保护部的大力协作下，项目建设单位邀请民间环保组织的代表参加“技术评估会”。有人认为，这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施行以来，大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中，公众参与执行得最为规范的一个案例。
半小时后，杨勇在颠簸的车上读完了材料，仍旧没有松口：“我还是写份书面建议吧，这样都不耽误。”
“你还是去吧，我们绿家园会付机票钱。会一完就送你到机场，也就耽误你两三天的时间。你要是不去，我们的专业性就大打折扣，有人老说我们民间环保组织缺乏实质性的调查，缺乏专业能力，因此，我们必须在这方面有所建树。”杨勇心里清楚，民间环保组织一向穷困，“绿家园志愿者”其实没多少钱，汪永晨更大的可能是自己掏腰包。
没什么能挡住汪永晨。28号晚上，杨勇和汪永晨等人到了昆明机场，29号，他作为“绿家园志愿者”的代表，与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一起，坐到了“阿海评估会”的现场上。说服杨勇的同时，汪永晨也没闲着，她通过邮件与多位关注环保、关注西南诸河命运的朋友讨论，收集、汇总了大量的建设性意见。
2008年12月29日到30日，“阿海技术评估会”在北京召开。两位民间环保组织的代表参与了评估的主要过程，提出了问题，阐述了民间环保组织对阿海水电站潜在环境和社会影响的看法，并表达了对金沙江中游“一库八级”开发将会造成的严重累积影响的关切。两位代表提交了书面意见，其中的要点也作为特邀代表意见被写入了会议文件。
对于水电建设方首次邀请民间环保人士参与技术评估会，大部分民间环保人士认为这是历史性的进步。汪永晨认为，这表明民间环保组织多年来的呼吁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她希望以后的项目建设都能吸收公众参与，尤其是要召开听证会，更加科学、审慎地制定决策。
■有人觉得汪永晨这么搬东西太笨了，但她相信，要帮助别人，就得亲手把东西送到需要的人手里
汪永晨还有一个至少要延续十年的心愿。
每次“江河十年行”，来到石鼓镇的长江第一湾边，来到“金沙江之子”肖亮中的故乡车轴村，汪永晨都要做一件事——给肖亮中的妈妈4000元钱。其中只有200元是她的，其他的钱都是朋友们捐助的，通过她把心意转交给肖妈妈。为了保护家乡的河流，2005年1月5日凌晨4时许，大雪纷飞的时候，年轻的肖亮中突然告别人世，时年32岁。金沙家两岸的家乡人在江边给他立了块碑，碑上刻着“金沙江之子肖亮中故里”。
在保护家乡环境不受侵犯的过程中，肖亮中认识了许多像汪永晨这样的朋友。汪永晨把这些朋友的名字，列成了一个“底单”，每次她要出发前，就给“底单”上的朋友们发个邮件说，我要去亮中家了，今年你们仍旧准备延续自己的心愿吗？20个朋友，除非正好有事没收到邮件，否则就必然是20个回复：“我们愿意。亮中不在了，我们要帮助他 每次“江河十年行”开始前，“绿家园志愿者”都会发出一个“紧急通令”，要求每个参与者“多背几公斤”，帮助把一些书籍和衣物带给江河边的人们。这些东西都是“绿家园志愿者”通过网络号召大家捐赠的，每次只要捐赠的信息一发出，狭小的办公室里就会很快变得拥挤。捐赠的人都说，把物品委托给汪永晨再捐助出去，非常放心，因为大家都知道，她一定会把物资送到真正需要者的手里。
但有人马上提出了疑问：为什么非要成员们自己背着？为什么不能给一个地址，让大家直接把捐赠品寄送到需求者手中？绿家园志愿者完全可以做得超然一些，只需要做好双方对接的工作，做好监督工作，就好了。这样的搬来搬去，实在有些笨重，有时候为了搬运这些物品，所花的成本远超物品本身的价值。
有些志愿者则表示理解，他们说，也许汪永晨这么做是为了积累有效经验。因为现在有些人捐东西太随便，“把自己不想要的东西就当成捐赠品了”。因此，对捐赠的物品进行提前的要求、示范，进行事后的梳理，让受捐助者得到最符合需求欲望的物品，才是捐赠行为的意义所在。而要想获得经验，唯一的办法就是多实践。接收物品，亲自携带并整理、分类，亲自分发物品，大概是让捐赠行为变得有意义的唯一办法。
汪永晨没说什么，她只是相信，要帮助别人，就得亲手把东西送到需要的人手里；要让信任你的人继续信任你，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亲自携带，亲自分发。
“5·12”大地震发生后，“绿家园”志愿者走到街头，每人胳膊都围着一个绿带子，带子上印着“小事情 许多人=大不同”，号召大家向灾区捐款捐物。7万多元钱在短时间内，从许多志愿者手上，汇流到了绿家园的账号上。汪永晨拿着这笔钱，买了食品，买了药品，送到了灾区。同时，关于这些钱的物资走向的报告书，悬挂在绿家园的网上，让所有人监督。
汪永晨和金嘉满于1996年创办“绿家园志愿者”，从2000年以来就一直在坚持做一个项目，叫“记者沙龙”。规则上是每个月中旬的第一个星期三，根据当月发生的重大环境事件，或者一些前瞻性的环境思想，邀请相关的专家来给媒体办讲座。这个项目几乎在没有花一分钱的情况下，一直坚持举办。讲座的专家是免费的，场地是免费的；听讲的人，自然是免费的；连给讲座做速记的志愿者，也几乎是免费的。这个项目引导了一大批中国记者关注真正的环境问题。
2008年3月份的“记者沙龙”延后了六天。在计划举办沙龙的那几天，汪永晨带病跑到云南兰坪县河西乡玉狮场村，给66棵大树作了“全球定位”，拍照片、写序号，以便号召志愿者参与的“认领大树”项目能够有直观的凭依。从玉狮场村下来，她因劳累过度，两眼一黑，从马上摔了下来，同伴费了极大的劲才把她救醒。
汪永晨是不幸的，因为她经常昏过去；汪永晨又是幸运的，每次昏过去都能得到及时的救治。让她昏过去的原因很多，有时候是因为她酒精过敏，碰上任何带酒的饮料，都会产生气管痉挛，好几次由于招待者不知道这个情况，不小心给她上了酒，让她遭受重创——每次都得被拉到医院抢救。更多的时候，是她在采访现场，被严重污染的空气所熏倒，仅在四川的某个重型污染城市，她就先后被熏昏过去三次，可一有机会，她照样到这个城市采访和调查。
■“比起我的笨、我的慢，有时候我想，有许多看似效果好的方法，可能更笨、更慢”
除了“江河十年行”和“记者沙龙”，汪永晨一直还在做另外两个笨重而缓慢的事：一是卖环保书籍，二是到处演讲。
她说：“有时候，我都快成了演讲狂，只要有机会，我就一定去讲。我知道这样能影响的人很少，效果也很缓慢，但这是我愿意做的，也大概是我所擅长的，我愿意到任何场合，去给任何人讲中国的环保问题和希望。”此前，最经常的是在大学讲，在社区讲，在电视里讲，在电台里讲，在网络上讲；现在，她最想做的，是给企业讲，是给政府官员讲。“给一个人可以讲，给一万个人也可以讲。中国有那么多的企业，他们的员工都需要接受环保教育；中国有那么多的政府官员，都需要明白中国所面临的环境危机；我真想组织一个‘环保巡讲团’，到全中国去讲。” 尽子女的孝道。”
而卖书，是她一有机会就做的事。她的包里，永远有一个本子，封面上写着“为怒江小学义卖”。卖的书，有“记者沙龙”专家的演讲合集，有她自己写的《世界两极密码》，有她参与主编的《绿镜头》，有她组织多名环保记者共同创作的《改变——环境记者调查报告》等。书一定是卖原价，有时候甚至高出原价。因为她卖这些书的钱，是为云南怒江边的小学订报纸、送书籍、赠送“电影放映室”和影片。为了让这些书能够出版和再版，她自己不但没拿任何的稿费或版税，还往里面倒贴了不少。因此，只要有机会，她都会带上书，强迫、建议、引诱、说服对方购买这些书籍；当然，更多的时候，由于她卖书的名声在外，许多人在见到她之前就准备好了钱。一家公司的负责人掏出600块钱，买了总额大概520元的书，在汪永晨的本子上签了名字之后说：“买这些书是合算的，因为我们了解了许多环保知识，而我们的钱经汪永晨的努力，又化成了一次公益行动的力量源。只是，我们担心，这样卖书是不是太慢了，也许我们该帮助汪老师想一想更多更快速的传播渠道？”
汪永晨说：“我什么办法都想过了，我知道这个办法笨，但是，请你告诉我，还有什么办法能真的有效？我的办法可能很缓慢，但肯定很坚实，因为买书的都是有意愿的人，只有有意愿的人，才可能接受影响并参与改变，他们愿意把自己的力量，汇流到一起，互相取暖，互相帮助，让这些雨滴汇成细流。有很多的方法，看似很快，但是，付出的人或者接收的人，他们内心真的是情愿的吗？我可以送给你一本书，但如果你不看，我送给你有什么意义？一个人如果内心不情愿，那么一切就可能是走形式，一切就可能是浪费，一切就可能是更大的幻想。比起我的笨、我的慢，有时候我想，有许多看似效果好的方法，可能更笨，可能更慢。”
虽然总有人怀疑汪永晨的“力道用得不得法”，但必须承认，汪永晨是我见过的最身体力行的环保人士。她几乎每一分钟都在忙碌。她每天要到两三点钟才睡，多的时候一天睡三四个小时，少的时候可能只有两个小时。她开玩笑着说：“因为我主要是素食，身体为消化食物不需要付出太多的能量。”
不管是佩服她还是怀疑她、“可怜”她的人，都很明白，汪永晨未必比别人精力旺盛，经常能看到她满怀倦容，经常能看到她浑身疲惫。只是因为中国的环境形势很危急，而她对问题的关切又是太专注，焦虑战胜了疲惫，愤怒战胜了失望。环保需要身体力行，更需要情感投入。一个不热爱自然的人不可能投身环保，一个不关心人类苦难的人同样不可能投身环保。
汪永晨身上，闪耀着这样的品质：有问题一定要明朗地表态，有想法一定要快速地说出，有现象一定要去深入调查。她说：“我想做一辈子的人，干两辈子的环保。”
老天爷没有给她比别人更多的时间，时间就像空气中的水，必须费很大的劲才可能凝结一小滴；时间就像海水中的盐，必须有极好的技术才能分离出一小粒；时间就像树林中的鸟，必须有极大的热爱自然之心，才可能把生命的每一寸都奉献给它。
■汪永晨被当成“情感环保派”的代表，大家都在怀疑地看着她：你能转变为专业环保人士吗？
现在，只要有机会面对一个群体讲话，汪永晨首先会问三个问题：
第一，你小时候家乡的河，与现在的相比，干了、脏了、没有了的，请举手。
第二，你小时候家乡的河，与现在的相比，原先的肮脏、干涸，现在清澈奔流的，请举手。
第三，你小时候家乡的河，与现在的相比，没有什么变化的，请举手。
往往是第一个问题举手的人最多。因此她说：“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这么关注中国的江河，中国的水。”
汪永晨过去大概是什么都关注的，绿家园志愿者成立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做的事主要是“种树观鸟捡垃圾”。其实这“老三样”做得也很不平凡。
种树，绿家园志愿者与自然之友等环保组织一起，提醒了公众对沙漠化的警觉，同时，明确了一个概念：种树不等于环保，绿化不等于种树，最好的种树是“近自然林业”，最好的植被保护是保护原有天然植被。观鸟，同样也是在绿家园与自然之友的倡导下，中国的民间观鸟事业得以蓬勃发展。而捡垃圾，虽然捡了无数年，中国至今仍未完全冲出垃圾的包围。因此这“环保老三样”，在今天也还有持续跟进的价值。
但形势在变，绿家园志愿者在变，汪永晨也在变，公众也在要求汪永晨转变，形势更要求汪永晨转变。
她看到了中国的河流在变脏，中国的大地在变干，中国的水在变少。
她看到中国的江河，除了遭受污染、过度捕捞、疯狂的挖砂采金、无休无止的航运之外，还在遭遇时兴的筑坝运动，几乎所有的河流，都被规划、建设上了大坝小坝。中国的江河，很可能在这些高坝低坝的束缚下，变成像糖葫芦那样的一个个湖泊连接体。江河生态系统，即使不再遭受任何的污染和捕捞，也将面临崩溃。总得有些江河不被墙坝阻隔和束缚，总得有些高坝方案可以修改为低坝，总得有些梯级开发可以减少密度，总得有些河流能保留一点点可怜的“生态流量”。
因此，从2003年起，汪永晨突然开始高度聚焦于中国江河的命运。她发现，要让环保做到实处，必须在两个角度发生变化，一是定位清晰，二是专业能力提升。而更多的时候，汪永晨被人当成“情感环保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因此，所有的人都在怀疑地看着她：你能完成这个转变吗？
现在，汪永晨仍旧保持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的身份，但更多的时候，她是绿家园志愿者的“召集人”，“召集”与“着急”谐音，因此，她也顺便说自己为了中国环保“老着急”。
“我现在着急的就是专业能力的提升问题。除了我自己努力积累和学习之外，更重要的是，我要搭建许多平台，让更多的专家成为我们的朋友，让更多的年轻记者快速成长，让绿家园志愿者变成一个专业的环保机构。我从来没想过要当什么领导者，我能做的，是把自己投入激流，然后激发、感化更多的人卷入。这样的办法也许很笨，但我只能做到这些了。我比不上其他的人，有其他更多的聪明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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