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始从田野间，学者挽救的小众圈，面向大众，走进国家博物馆。国家领导人观看展览，国务院宣布“文化遗产日”，文化部牵头征集国家级保护名单。领导者们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加强了，地方政府申报积极性提高了，老百姓的文化见识增长了。但是从意识到行动，还有一段令人困扰的路途——应该保护，但怎样保护？
“小”艺术登上“大”舞台
“活文化历经时间洗涤，依然像刚摘下的瓜果，还带着露珠。”
带上耳机，听民间艺人阿炳亲自演奏的原版《二泉映月》，熟悉的旋律让人心中顿然生出一种苍凉。
两人高的云锦大花楼木织机，是元、明、清三朝专为皇家织锦的工具，南京云锦所的工作人员现场表演当年纺织的情景，过去的工匠用它一天能织出5公分锦，4年才能织出一件龙袍。
还有，唐代古琴“枯木龙吟”和宋代古琴“凤鸣”，优美的琴身依然保存完好。用“凤鸣”古琴演奏的古曲《流水》，至今仍陪着美国探索者号探测器遨游在太空。
时空流转，历史文化在同一空间上演，让人恍若隔世。
老式商业招幌、高山族木雕、仿宋针灸铜人、江永女书、贝叶经、少数民族典籍和各种抄本等2000多件珍贵文物，集体亮相中国国家博物馆。这是中国大陆第一次举办全面反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的大规模展览。
除了能看到珍贵的实物，还有民间艺术传人现场表演制瓷、染织、刺绣、泥塑、剪纸、年画刻印、唐卡绘制、风筝扎制、提线木偶等绝活。
“小”艺术登上了国家级“大”舞台。展览次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就前往参观。国务院近日已下发《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决定从今年起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中国的“文化遗产日”。
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指明末清初至今百年间活态的文化传统，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民族民间文化。现有物品共分三类：已经消失的，如锔锅锔碗手艺；还有一点市场但随时退出历史舞台的，如皮影；具有相当活力但会产生变异的，如同仁堂的中药。
展览筹备了一年时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国家中心主任田青介绍，在全国各地送来6000多件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文物中，他们精选出2000多件参展。
展厅分为综合馆和地方馆，国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自从2月12日开始，至22日地方馆展览结束前，总参观人数已超过10万，平均每天有1万人左右。展品中价值最高、年代最久的是唐代古琴。综合馆展出将持续到3月16日。
展出期间，民族文化宫大剧院连续上演了三场晚会，内容包括入选联合国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项目—昆曲、古琴、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和蒙古族长调民歌，以及少林功夫、泉州南音等部分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推荐名录的节目。作为晚会的主持人，田青说：“这些活文化，历经时间洗涤，却依然像地里刚摘下来的瓜果，还带着露珠。”
就职于出版社的小袁，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万人签名的横幅上留下自己的名字。“看到展览上的各种实物，看到布满一面墙壁的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才明白，原来那些不曾留心过，就在我们身边和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每分钟都在消亡
“中国特有的民族文化在消失，甚至就消失在眼前，这一代！”
“孩子，这是古人的小人书吧，多棒啊！快来看看。”
“哎呀，不想看了，走吧。”10岁左右的小女孩站在离父亲1米远的地方不耐烦地说。这是记者在展览现场亲见的一幕。
“现在的孩子生长环境受西方文化影响很深，对我们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越来越陌生，缺乏了解，自然也难喜爱。”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王海霞无奈地分析：“一方面，年轻一代不感兴趣，其中有教育的缺失；另一面，民族文化自身消失的速度也是惊人的。”
文化遗产以“分钟”为计量在逐步消亡。这是让学者们最为忧虑之处。
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宋兆麟先生立足民族文化调查搜集45年。1961年，他来到了大兴安岭深处，这里生活着鄂伦春和鄂温克两个古老的少数民族，素有高山“猎族”美称。宋在那里生活了半年，与当地人同吃同住同打猎，收集了1000多件实物带回北京，包括鄂伦春人使用的船、打猎工具、服装等，非常丰富。
1991年正值自治旗成立30周年之际，他故地重游，早已物是人非。当地人从服装到生活习惯完全克隆了汉人。以至于自治旗想举办一个庆祝大会，都无法找到展品。只好曲线“救急”，又从国家博物馆借走了宋当年带回去的那些宝贝。
这样的记忆频频再现。1962年，宋兆麟去往西双版纳的傣族地区，收集了1万多件实物，包括这次展览中的贝叶经，装了整整一节火车厢运回北京。1992年，他欣然前往，骤变让他吃惊。“最具傣族特色的泼水节已经惨不忍睹，当年那么真挚自然的传统节日，如今变成商业表演！”惹得同行的美国学者连问宋兆麟，这是不是假的？
云南对这位学者来说，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结。泸沽湖的女儿国，他就前后去了8次，最长一次住了10个月。当年交通条件异常恶劣，宋兆麟收集的实物是用40头骡子驮出来的。近年再去，被誉为“世外桃源”的泸沽湖，却连以前家家都有的纺车和织布机都难觅踪影。
“中国少数民族特有的文化在消失，甚至就消失在我的眼前，我这一代！” 宋兆麟痛心疾首。
对汉族而言，消亡速度也是同步的。曾经闻名全国的江西弋阳腔，解放前，一直是当地最重要的娱乐活动，现在已经失传。后人们无法想象他们的先辈怎样在同一片土地上，听弋阳腔的生活。而山西省的地方戏，上个世纪80年代尚有52个剧种，现在却只剩下28个。
田青把传统文化比喻成一张薄纸，把飞速发展的社会喻为一列高速飞驰的列车。“薄纸飘在窗边，只要一开窗，一把抓不住，它就会‘唰’地一声飞得无影无踪，再也无法寻觅。”
“除了自身的消亡，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流失也很严重。”王海霞说。
曾经有一个法国女人到中国贵阳，她花钱雇人去附近收集当地的“老东西”，有民族服饰、绣片、传统手工艺品等，隔一段时间就成箱打包运回法国。她这么做持续了6年。
由于没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西方人可以随意到中国民间收集宝贝，他们就像搜刮地皮一样，一批批地运走。
文化“基因”如何遗传？
“等全社会达成共识，方法就有了，多了。”
与故宫、长城这些物质文化遗产最大的不同是，口头、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载体是人，必须要由人来传承。人脉连接不上，文化就失了魂灵。
作家冯骥才，1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他曾经去调查甘肃地区的民歌“花儿”，发现当地一位老太太，会唱的歌曲很多，特别棒。他遗憾当时缺少好的录音设备，等回到北京买了设备再折返时，老太太的女儿悲伤地说：“你们来晚了，母亲刚刚过世，临终前一直念叨，怎么还不来啊。”
中国著名的年画产地杨柳青基本上只剩下一霍姓人家在做。贵州黔东南地区，聚居了32个少数民族，现在平均每年就有一个村落不再说苗语。
时代变迁，没有土壤的文化是否具备保护的含义？学界存在争议。尽管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民族身份的基因”、“民族身份证”等美喻，其价值毋庸置疑，但是如何保证“基因”优良地遗传，专家们也面临着困惑。
北京的厂甸庙会和妙峰山庙会当初都申报了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没有通过，理由是与迷信活动有关。在中国民间文化中，有相当一部分，与民间信仰有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该受到保护呢？
“这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中，面临的很重要问题。”田青说。问题的异议，主要来自政府官员。大部分专家认为民间祭祀活动本身就是文化载体，与祭祀相关的民间文化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表现，应该受到保护。而且随着变化发展，很多节日的“迷信”色彩淡了很多，更多的是文化传承。
但是传承的魅力在于精神，而非表状。
有学者在苗族村子做试验，让村民仍然住传统的寨子，每天背水，沿袭以前的生活习惯。很快苗民们不乐意了，为什么要让我们过这种“不舒服”的日子？
“其实，平日生活穿不穿民族服装只是表现，关键要对本民族的民俗文化有自豪感和自我保护意识。”冯骥才到瑞士阿尔卑斯山地区，经常去周围山民家中走走。凡是知道他来的人家，一定会穿上民族服装相迎。因为这代表了尊贵和体面，而非我们在饭店或旅游景区，看到的那些受利益驱动，穿民族服装的服务员。
目前文化主管部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多数专家都认为，应当慎谈发展，因为没有经验容易走偏，现阶段应以抢救为主。但是，抢救什么？究竟哪种文化状态才算“原生态”？争论又摆在眼前。
无论是对待已消失，还是处于发展变异的文化遗产，学者们认为都应开展记忆回忆的工作，做相关调查报告，让后人有案可寻。对于已经消失的文化，应收集实物进入博物馆；行当没了手艺人还健在的，做口述史的工作；至于无论是濒临消失，或还有活力的文化，都要注重扶植传承人。
“我们也是趟着石头过河，慢慢摸索。”田青坦言：“目前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想让更多人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提高全社会的保护意识。如果全社会都达成共识，我想那时候方法就有了，就多了。”
（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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