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家
记者：听说你出生在云南开远市一个干部家庭，云南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但当你看到今后要生活的地方如此荒凉时，你最直接的反应是什么？
余：当丈夫指着远处一个个小土堆似的地方告诉我“到家了”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好像到了另一个世界。当时的我根本不相信咱们中国还有这么一个地方，更不相信我的丈夫就是在这样一个地方长大的。我一遍又一遍地在心里说着“不可能、不可能！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家呢……”
记者：什么使你最终留了下来？
余：应该说是爱情的力量吧。我的丈夫对我非常好，而“爱他，就要跟他一辈子”的信念，使年轻的我对未来充满了遐想和希望，于是我自我安慰地想：这里的土地这么宽广，肯定有发展的空间。
■把家乡的绿色带到山西
记者：怎么就想起植树造林了呢？
余：我喜欢家乡的绿色，于是冒出了“把家乡的绿色带到山西来”的想法。就在我为这种想法寝食不安的时候，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开垦荒山的优惠政策，一下子就坚定了我的信心和勇气。
记者：一个小女子，竟然想把南方的绿色带到山西来，有气魄！可理想和实现之间往往有一段距离，十余年的时间里，在向理想迈进的过程中，你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余：说到困难，真是太多太多了。首先是语言和生活习惯的不同，从小在南方长大的我喜欢吃大米，但上世纪90年代，在右玉县，这个国家级贫困县最偏僻的南崔家窑村，能够吃一碗大米饭对我来说是一种奢侈。
其次是气候上的不适应，右玉这个地方，漫天的风沙常常一吹就是一年半载。可是我想，既然丈夫能够在这里生存下来，山西人能够在这里生存下来，我也一定能够在这里生存下来。这样一想，就更加坚定了我植树造林，改变这里的决心和信念。
记者：十余年的时间里，你总共植了60多万棵树，开垦了5000余亩的荒山，你是怎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余：自从来到山西后，我就没有带过表，从来都是天不亮就上山干活，天黑了才下山回家。饿了，在山上烤几个山药蛋吃；渴了，到沟里喝几口山泉水；累了，就躺在山梁上歇一会儿。很长一段时间里，一锹一镐一双手几乎是我们改造荒山的所有工具。开山取石围堰，拉土垫地种树，挑水上山浇灌，所有这一切都是从前的我根本没有想像过的。
记者：一个享受过南国风光和都市生活的女子，对这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近乎原始的生活，你后悔和委屈吗？
余：有过孤独和寂寞，但从来没有后悔过。我父亲是开远市政府秘书长，来山西前，父亲告诉我说，他去过山西的大寨，知道山西很穷。可以说，我是抱着吃苦的态度跟着丈夫来到山西的。
■人心齐，泰山移
记者：全国现有荒漠化土地267．4万平方公里，并且仍以年均3436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到目前为止，你一共承包了一万亩的荒山，但你和丈夫花费了十余年的时间，才改造了5000亩，面对大自然，有没有感觉到人的渺小？
余：一个人的力量也许是渺小的，但“团结就是力量”，“人心齐，泰山移”的愚公精神并没有完全过时。就说我现在开恳的这5000亩荒山吧，说起来是我和丈夫开垦的，其实也离不开群众和政府支持。记得刚开始的时候，我把苹果树栽到山上了，靠每天五六十担的人工担水，却远远满足不了那么多果树的需水量。就在这个时候，县政府、县水利局、县扶贫办给我送来了一个“两相流水泵”。可以说，这个水泵在帮助我解决果树灌溉的同时，也增加了我改造荒山的信心。
记者：在治理荒山这件事情上，你觉得自己是理想主义者呢，还是现实主义者？
余：我觉得我是“理想主义＋现实主义”。我很现实地接受了这里的荒山和野岭，但同时又在这片黄土地上做起了“绿色梦”。
记者：看过梁晓声写的《这是一篇神奇的土地》吗？
余：没有。
记者：那是一部关于拓荒者的书。你虽然没有看过他们的故事，但从你的身上，我却看到了30年前北大荒人身上的品格。
■种树使我的人生有了价值
记者：十余年了，除了那60多万棵树，5000亩荒地，你觉得你还改变了什么？
余：我觉得我改变了许多。从小的方面说，我改变了当地人的生活观念。我刚来南崔家窑村的时候，这里的女人是不去地里干活的，我去山上种树，她们都以为我在云南是搞林业的，后来在我的影响下，村里的女人都开始下地干活了；十年前，这里大部分的人都认为荒山是不可以改造的，现在村里家家户户都开始承包荒山：想种树，也敢种树了。大的方面，我觉得我在创造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时，也在一点一滴地改变着这里的生态环境。
记者：那么，这十多年来，生活对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余：十年的生活把我变成了一个伟大的人、高尚的人。
记者：你对自己的评价这么高？为什么？
余：十年前，作为女人，也许我只为丈夫而活，为儿女而活。可现在不一样了，我要为5000亩、一万亩、甚至更多的荒山而活。想起自己的劳动可以使子孙后代们受益，我觉得自己的人生真的非常有意义。
记者：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因为种树，你和这个世界息息相关了。
余：是啊，原来只有丈夫和孩子认识我，现在不一样了，不但右玉的人知道我，山西的人知道我，全中国的人都知道我了。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可自从当了党的十六大代表以后，中央办公厅就经常给我寄文件。每每想到这些，我就非常有劲，都会在心里给自己说：一定要用更大的努力，回报社会对自己的信任和尊重。
记者：除了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以外，种树对你个人的经济收入有改变吗？
余：种树是一个投资大、见效慢的长期投资，目前对我个人的经济还没有什么改变，但有人替我算过一笔账，按每棵树每年增值1元来计算，30年后，60多万棵将是个什么概念？于是，大家把开发的这一座座荒山戏称为“绿色银行”。
本报记者刘剑文／图
人物档案
余晓兰，1966年出生于云南开远市一个干部家庭。1989年随参军复员的丈夫回到右玉。为响应政府治理“四荒”政策，1992年走上了植树造林治理荒山的道路，十多年的时间在寸草不生的荒山上植下了60多万棵树木，其中果树10万株，杏树20万株，不但将5000亩的不毛之地变成了绿洲，而且使曾经的荒山成了远近闻名的“花果山”。自1996年以来，余晓兰先后荣获全国“三八绿色奖章”、全国“三八红旗手”；2002年当选为中共十六大代表；2003年被评为“全国十大绿化女状元”；今年被评为“全国劳模”。
记者手记
十余年了，余晓兰用每天都种下一些树，丈量着现实和理想之间的距离。当林立的树木覆盖了光秃秃的山岭，徜徉在百鸟欢鸣之中，这对于她该是一种多么大的满足，这样的一片绿色，对于防治荒漠化的号召弥足珍贵。可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全国有13亿人，如果每人每年都种一棵树、绿一块土，10年以后、100年以后，这将是怎样的一个数字，怎样的一种情形？
也许每个人都是渺小的，但当你的付出和这个世界息息相关时，平凡的你便不再渺小，无数的平凡付出积累在一起，成就的就是伟大。
(来源：山西新闻网 山西晚报 网络编辑：徐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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