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烈：一个商人的环保梦
2010-11-15 来源: 《鄂商》杂志
《鄂商》：说他是一个成功的商人，还不如说他是一个执着的布道者，一个勇敢的探路者。
单看外表，很难猜到马烈的真实年龄。1955年出生的他，永远精干的寸头，充满激情的声音，即使是参加国家级别的华创会，依然随意的短袖T恤，有点发福但并不夸张的肚子，一定程度上昭示着属于男人的成功。
他谈话的时候飞扬跋扈，不畏权势，亦没有作为商人足够的圆滑。说话不拐弯，且咄咄逼人，得罪人在所难免，但是他，不在乎。这是马烈给人最初的印象。
认识马烈是在9月17日华创会的“湖北省农业，环保项目洽谈会”上，当发言人介绍完毕招商电子垃圾项目的会议主题之后，马烈立即成为全场焦点。
“如果我们集团投资这个项目，政府给多少补贴？”
“网上有。”对方的回答显然令马烈不满意。
“这个政策是什么部门出台的？”他咄咄逼人。
“有关部门。”这个回答在马烈看来非常滑稽。
“投资环保项目，土地方面的优惠政策？”他不依不饶。
“我们已经中标了。”坐在旁边的一个女孩面对这位较真的海外代表，终于忍不住道出实情。
直率的马烈听到这样的话，当场质问发言人：“都已经中标了？那么，请问：“你们使用的什么技术？”
“外国的，外国的。”发言人匆忙回答。
“究竟用的什么技术？还有，都召过标了，还招集我们开会做什么呢？”
会场顿时变得尴尬，主持会议的发言人脸红耳赤，最后丢出一句：“招标了，也可以再谈嘛！”
参加过多次类似洽谈会的马烈，苦笑。
与环保结缘
出生在上海的马烈，三岁随父母来到北京，12岁时，又随父母来到武汉。在武汉，度过了青春中最美好的十二年。所以，今天的他会很骄傲地告诉别人：“我是鄂商。”在北京钢铁学院完成大学学业后，获得了在武钢的第一份工作，随后进入国家冶金部。如果一直按部就班地走下去，今天的他也许是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层，有官员头衔以及显赫政绩，每天穿梭于各种会议，照着秘书拟好的发言稿做报告，待到55岁的现在，就等着拿退休金，养花种草，逛公园的日子。
但是，他是马烈，他从来都特地独行，敢想敢干。
1988年，马烈被出国热席卷到加拿大。在加拿大里贾纳大学，获得MBA学位。
在加拿大的日子，他很享受。赚生活费的方式有很多种，无论是扫地，洗碗，还是在城市电讯频道做兼职主持人，这些工作给予他的远远不止每小时6元加币那么简单，收获更多的是情绪上的愉快：“如果现在有时间，我还想每天下班之后，去餐馆端端盘子。”
然而这样的愿望，从他踏上从商之路开始，就成了奢望。他曾经15天飞了15个城市，最忙的时候，一天飞两个城市。
1989年，马烈在加拿大注册了自己的公司HADCANADA，也就是今天的加拿大凯帝集团的前身。直至1995年，加拿大凯帝集团正式成立，初期主要销售高级医疗设备。医疗设备的运营一路高歌，利润扶摇直上。
在一次加拿大当地政府组织企业家参观环保工厂的活动中，意外地再次改写马烈的人生道路。当他看见稻草和废塑料进入机器，然后奇迹般变为木材时，祖国堆积如山的垃圾，大量被砍伐的木材，裸露的荒山，这些画面在这一刻同时掠过马烈的脑海。“这个技术在中国一定很受欢迎！”
1996年的中国，木塑复合材料，电子垃圾处理，污水处理，二氧化硫脱硫，这些项目名词当时在国内还鲜为人知，各级政府对于环保产业还没有出台任何政策给予补贴和支持。马烈却下定决心回国，开创这艰难而伟大的环保事业。
为了回国投资，他卖掉了在加拿大价值两三百万美元的房产。以前做医疗设备生意所赚的3至4亿人民币几乎全部投入到环保产业。“投身环保事业，要有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决心！”他做过最坏的打算，却也有必胜的信念。
最先做的是木塑复合材料，即将稻草和废塑料混合加工为“木材”。很显然，木塑是吃力不讨好的木材，因为它的价钱比树木贵百分之二十。但他单纯地坚持：“每卖出一个集装箱的木塑，我们的国家就能少砍60棵树，大家何乐而不为呢！”但事实残酷又讽刺，当他四处传播木塑在环保方面的优势时，大家会异口同声说：“真好！”然而愿意为木塑买单的人却寥寥无几。他在沈阳建的木塑复合材料工厂，其产品最初主要销往海外。这时的他很疑惑，中国人，这是怎么了呢？
他甚至想到了放弃。
就在这时，他和一个客户喝咖啡，客户是个荷兰女商人，几乎每个月都会从他这里运木塑材料回国卖。干这一行赚不了多少钱，他很好奇，对方为什么乐此不疲。
荷兰女人说：“因为我热爱这个行业，你想，每当卖完一个集装箱的木塑，就为我们的国家保护了60棵树。”
这个瞬间，马烈被打动了，“一个女人都有这样的信念，我是个男人，更应该为这样的信念而生活。”
坚持是一种信念
随后，除了木塑，他开始在国内开辟电子垃圾处理，污水处理产业，但一切都不是很顺利。
他像是一个虔诚的传教士，全国各地布道讲经，介绍环保产业发展的必要。“你也许不信，我最大的兴趣就是做报告。”不挑报告地点，人数规模，亦从不收取费用。在清华北大与在不知名的学校作报告，他都一样认真。人数最少的一次，全场听众只有3人，但是马烈依然滔滔不绝，乐在其中。中央政府环保部门开会，会请他做报告，只因为他敢言官员之不敢言。他甚至会专门花钱请人吃饭，在饭桌上讲述他和祖国的“环保梦”，“听者也许心不在焉，也许对黄色笑话更感兴趣，我有时也会伤心，但是有什么关系呢，我只是不想错过任何一次‘报告’的机会！”
更多的时候，他像一个天真的孩子，受骗的次数多到记不清楚。印象最深的一次，某省级银行的副行长，某大型国有企业的总经理，某研究院院长等一批人到美国考察，说要购买大型机械的成套设备。办签证时，一家美国中间公司要求中国用户交押金做担保，同胞们一下子难在这里。这时马烈挺身而出：“太不像话了，我请你们去，我不要你们交押金。”一行人吃喝玩乐一个月之后，却没了下文。这个项目的副总好心告诉马烈实情：“根本就没这回事，该项目在出国前就被有关领导枪毙了。实际上从头到尾都是骗局，就是出去玩一趟。”马烈花在同胞们“考察”上的6万美金就这样付诸东流。“每次都觉得也许是真的呢，也许有希望。”
2001年，马烈开始在国内启动电子垃圾处理项目，运用全自动无害化粉碎再生废旧电器和金属分类回收系统，这一技术可回收铜、铝、钢、铅、塑料以及贵重金属银、黄金、和白金。然而废旧电器在中国却被一些无资质的作坊抢先收走，他们用最原始的手段，即用硫酸把锌和铜泡出来，然后将用来浸泡的废硫酸水直接倒掉，致使地下水的严重污染，被污染的水严格意义上来讲50年不能用。
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方案，就是由政府出台一项政策，让负责电器生产和销售电器的企业回收旧电器，然后送到有资质的环保企业，真正采用最专业最环保的技术处理。早在十年前，由国家六部委组成的一个废旧电器处理方案领导小组，负责出台政策。然而，马烈左等右等，该政策一直就像待嫁的姑娘在深闺中，迟迟不出。马烈心急如焚，开始向有关部门上书，甚至申请做国家发改委顾问，为此，他愿意放弃加拿大国籍。
在《鄂商》记者面前，他毫不掩饰自己想做“官员”的愿望。“也许当初，我选择错了，现在我更想做一个官员，我想做10个关于环保的样板工程让全国学习！”遗憾或者无奈，不时游离在他自信的谈话间隙。
从小在加拿大长大的儿子现在随他一起，在北京做环保产业，在年轻人的眼里，祖国很奇怪：“为什么，大家这么不支持环保呢，这在加拿大不是很正常吗？”
女儿同样走上了老爸的环保之道，现在在德意志银行做碳基金。
路漫漫其修远兮，马烈别无选择，只有求索。55岁的他，站在会场外：“我还年轻！还可以干好多年呢！”（《鄂商》记者 马秀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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