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进化到不需要水的那天渴死了 邝飚/画
持续百日的干旱,中原大地一片焦渴本报记者王轶庶/摄
在过去3个月时间里,一场50年一遇的特大旱灾持续袭击了中国中部和北部,持续时间之长、受旱范围之广、程度之重为历史罕见。本报记者沿着母亲河黄河繁衍的足迹,实地探访中原大地的兰考、民权、睢县三地,揭示大旱之下,那些更为令人担忧的现实。
□本报记者叶伟民发自河南兰考、民权、睢县
2月7日,2300多发炮弹终于在河南上空换来百日大旱后的首场降雨,但雾气般的水粒却矫柔得仅够湿润空气。当天下午,“首雨”的喜悦在兰考县东坝头村村民李国强心头坚持了不到1个小时,就被另一种更深的焦虑代替。
在过去3个月时间里,一场50年一遇的特大旱灾持续袭击了中国中部和北部15个省市区,8个冬麦主产区(河北、山西、安徽、河南、江苏、山东、陕西、甘肃)首当其冲,1.3亿亩耕地受灾,几占中国冬麦种植面积的一半。“能活下一半就不错了。”55岁的李国强站在草茬地般的麦田里,脚尖扒拉着枯叶,干涩呛鼻的沙土扑面而来。
举全河之力
沿途无数条饥渴的引水渠如深不见底的吸管,伸进“母亲河”并不丰腴的肌体。
自打春节过后,55岁的李国强就开始掐着指头过日子。家中的10亩小麦黄得只剩下一点绿芯。虽然村西1公里外就是黄河,但在这个无雨无雪且气温过低的冬天,强行浇水只会把麦苗冻死。
事实上,无雨的日子早在去年10月下旬就已经开始。最初两个月,李国强盼能下场雨,到了腊月,他又希望有场雪,但这些愿望最终破灭于农历新年———这时,麦子已经黄到根上了。
而村子在河东的1000亩小麦,已枯黄殆尽,只剩下河西的一点滩涂地,麦苗在黄河的庇护下得以幸存。
一切似乎都有预兆。整个2008年,极端气候都在困扰着这个“中原粮仓”。从年初的冰冻灾害到春季的扬沙和山洪,再到夏季的冰雹到强对流天气,尤其是7月13日,郑州出现174毫米的强降雨,水淹城区,为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历史第二位。
入冬后,拉尼娜现象与全球大气环流异常却阻挡了来自孟加拉湾的水汽,北方诸省滴水不见,大旱拉开序幕。连续百日无雨的河南更成为受灾最严重的省份,受旱面积超过六成,为1951年以来之最。2月8日,李国强意外发现麦田东侧已荒废十多年的灌溉渠又变得流水荡漾,这与日渐回暖的天气一道给东坝头村两千多名村民带来了喜讯。李国强借了侄子的水泵,浇了一亩多的麦子。
这“意外之水”并非从天降,而是来自黄河。“闸口已经开到最大了。”距离东坝头村8公里外,兰考三义寨渠首闸管理处处长叶世忠指着一条新挖的引渠说,“现在引水能力已提高了近8倍。”这意味着,数以千万方计的黄河水将毫无阻碍地通过这条“引黄总干渠”,惠及豫东平原中部4000平方公里土地和300多万人口。
旷日持久的旱情加重了人们对水资源的渴求和依赖,人水矛盾也随之明显。在河南,全省主要河道入冬后来水比常年偏少三至八成,大中型水库蓄水量比去年同期偏少5亿立方米,已有316座小型水库干涸。
在众多无水可用的山区,打了过百米深的井还是干的,一盆水洗菜洗脸洗碗再喂鸡,农民3个月不敢洗澡,一些地方的生活甚至倒退回挑水时代。
因此,贯穿中原大地的黄河几乎成了惟一的救星,在灾情严重的北方八省,沿途无数条饥渴的引水渠如深不见底的吸管,伸进“母亲河”并不丰腴的肌体。
为支援下游省份抗旱,在来水比多年均值偏少13%的情况下,1月6日至2月8日短短一月间,黄河防总仍6次增加小浪底水库下泄流量,达900立方米每秒,为多年同期均值的3倍以上。专家称已是“举全河之力”。
但此举所付出的代价是黄河干流五大水库可调节水量锐减近三成,小浪底“缩容”过半,黄河水调形势异常严峻。
但对漫长而广袤的黄河流域来说,这仍是杯水车薪。灾情最严重时,全国受旱耕地直逼3亿亩,442万人、222万头大牲畜发生饮水困难,多省发布红色干旱预警,国家防总也拉响了历史上首次“Ⅰ级抗旱应急响应”。
国家防总秘书长、水利部副部长鄂竟平称此次旱情为“历史罕见”。
梗塞的“毛细血管”
市皓村附近的村庄,多数老灌溉系统的引水能力只剩不足两成。
近在咫尺的黄河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李国强等沿河农民的灾难感。在其身处的河南兰考县,因历史上长期与风沙、盐碱、内涝斗争而拥有了坚忍纯朴的民风。如今,优秀共产党员焦裕禄仍葬在城中一个山体制高点上。
除了政治名县,作为水利重镇的兰考还身兼着“引黄灌溉”的重要节点和黄河故道的源头。庞大的水网从这里延伸,滋润着下游360万亩良田。黄河水由三义寨入豫后,经商丘、兰东、兰杞等干渠的调配,为沿途城镇供给水资源。
然而,对于地域广阔且居住分散的农村地区来说,要分享这些资源,必须依靠更为细致周全的沟渠网络。如今,大旱让这套被广泛比作“毛细血管”的农村水利配套设施矛盾尽显。
只需从黄河引水口往南20公里,干旱的气息就会扑面而来。在兰考城关乡市皓村,村民李二臣在本报记者面前用一把随风飘散的干沙土验证了这一点。他脚下3亩麦田已经枯死过半,毫无粘性的沙土地像一个无底洞,贪婪地吞噬着从水井抽上来的细流。
黄河水离这里并不远,早年还有一条小运河和一套小沟渠将其与田头相通。大约10年前,运河因年久失修而淤塞,变成一个墨绿色的污水池,小沟渠也被树叶或垃圾覆盖。“我们向村里提过意见,但各家顾各家的地,谁来牵头呢?”李二臣后来只好和几户村民合资2500元挖了一口井,却发现这些从盐碱地层抽上来的水极易让麦苗害病,更重要的是,15元一亩的油耗让他不堪重负。“只要减产三四成,今年就算白忙活了。”
掀起于1950年代的农业灌溉现代化革命曾使中国拥有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灌溉系统。随着包产到户和取消农村劳动积累工、义务工,这些集体水利工程大多遭搁置或荒废。在市皓村附近的村庄,多数老灌溉系统的引水能力只剩不足两成。
一项数据显示:中国大型灌区骨干工程建筑物完好率不足40%,工程失效和报废的逼近3成,导致个别地区可灌面积减少近半。直至2003年,中国19.5亿亩耕地中,还有11.1亿亩尚要靠天吃饭。
过于粗放和陈旧的渠道系统让中国农村渠道灌溉利用率只有30％—40％,在河南,这个数字还要更低。在最近的公开场合,水利部副部长鄂竟平也承认并正视了中国农田水利工程长期“欠账”的问题。“国家的投资都在大江大河的治理上,反而忽略了对农民最密切相关的沟塘渠。”农业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风田说。
消失的青山碧波
“那时候湖面宽得像大海。
然而,灌溉设施的落后欠账还不是惟一的问题。
从兰考沿黄河故道往南60公里,就是民权县。黄河曾在这里流淌过700年,现在却没有多少水的气息。
虽然从兰考引进的黄河水沿着故道遗址化作涓涓细流滋润这里,但民权县所属的商丘市仍属重度缺水地区,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八分之一。2月8日下午,在喝了二两白酒后,54岁的林七乡王小庄村村民霍新安喷着热气钻进被窝,埋怨起这糟糕的天气。
屋外是旱已见底的林七水库。村里的田就在对岸,往年这个时候,坡上早已是一片青翠,现在却如一堆杂草。两天前,由于水位过低,急于灌溉的村民们硬是从湖边抽出一滩粘稠的黑泥水。“商丘境内5个水库已有4个处于死水位。”河南省商丘市水利局引黄管理办公室主任高岩说,“剩余总库容还不足设计容量的1/10。”
在中国多数地区,区域总水量的持续减少已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这对拥有四百多座缺水城市的中国来说,危机尤为迫近。
上一次对旱灾的记忆是在1994年。那一年春夏秋接连闹旱,林七水库的水面一下子退后了半里路,霍新安来回折腾地提灌,最后也没保住那几亩薄田。现在旱灾更胜当年,但他却老了,还受了伤。像一个无心恋战的士兵,霍新安雇人浇了一回水,也不去督工,只求心安。“那时候湖面宽得像大海。”霍新安怀念以前青山碧波的日子,虽然这个简单的愿望正不断受到挑战。根据当地水文资料现实,由于缺少入境水,商丘大部分河道基本常年干枯,而且过度开采地下水,耕地沙化和地表下陷日益严重。加上人为的围湖圈地,林七水库面积减少近一半。
也就是说,即使不发生旱灾,水资源枯竭也是一个难逃的宿命。
而被商丘视为救命稻草的“客水”黄河,现在也是自身难保。全球变暖已经让喜马拉雅山脉冰川以超过了过去300年的10倍的速度融化,而且全国还有超过八成的冰川加入到这一行列来。这意味着,不仅是黄河,长江、嘉陵江等重要水系都面临着逐渐枯萎的命运。“沿途各地用水量又只增不减。”高岩说。按照最新录得的数据,虽然兰考引黄入水口已满负荷运作,但经过沿途分流,到60公里外的林七水库,水量已为零。
林七水库的命运只是一个很小的缩影。中国每年平均有20个天然湖泊在地图上被抹去,半个世纪来累计已有1000多个。这些消失的水体资源,又会报复性地催生更多的极端气候现象,如1998年的长江洪灾。
不能浇灌的水
这条时常漂浮着泡沫、拖鞋、食物残渣和商品包装的排污渠,对麦苗来说无疑是一剂毒药。
远离黄河,往南进入豫东平原腹地,水的问题却以另一种方式严峻起来———水体污染正侵
蚀着本已贫瘠的水资源,进一步恶化浇灌环境。
位于睢县惠济河两岸的农民就深深受困于此。这条仅长191公里的淮河支流,经豫东5县后入安徽。在过去十多年的时间里,平均每10公里就有1座大型制药厂或造纸厂的污染密度,让它变成一条粘稠恶臭的黑色沟渠。
睢县朱庄就是位于沿岸一座普通的村庄,在与惠济河共存的日子里,后者除了污染嗅觉和地下水源外,并无他用。“夏天的时候,一里地外都能闻见。”64岁的村民安志强坐在院子里说,他身旁的水井已经抽不出水。由于过分依赖地下水灌溉,井内水位已严重下降。
有些胆子大点的村民开始想起用河水。这是个冒险的尝试,这条时常漂浮着泡沫、拖鞋、食物残渣和商品包装的排污渠,对麦苗来说无疑是一剂毒药。“反正不死也得害病。”安志强说。在河南、安徽两省,毒死家禽、引发癌症等事件经本地媒体报道后,惠济河变得臭名远扬。
安志强年轻时关于惠济河的记忆非常美好,可以游泳、洗衣服甚至可以直接饮用。而现在,想要找到一条这样的河无疑是一种奢侈。在现在一些饱受旱灾肆虐的乡村,喝完地下水后,人们开始用漂白粉过滤山涧河水饮用。“水资源利用不合理,水体污染,已经成为加重旱情的两大因素。”环保咨询专家马军说。作为重灾区的河南,则两者齐备———人均拥有水资源量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1／5,且近一半的地表水和地下水已不适合使用。而在全国范围内,七大水系已有三成失去使用功能,连农业灌溉都不行。“这些都把环境推向一个崩溃的边缘。”马军说,“我们将逐渐丧失应有的抗灾能力。”一个近似“临急抱佛脚”的计划正在实行。为改变水质并适应抗旱,惠济河上游正引用大量的黄河水冲洗河床。此举的效果快捷且明显,河水从墨黑变成淡棕色,垃圾也少了很多,一些沿岸农民开始提水灌溉。“总比什么也不做好。”一位朱庄村民说。
“最幸福的事”
弃田打工成了不少精打细算者的首选。
1970年代初,安志强也曾热火朝天地在这里抗过旱。那时候他负责开生产队里的大功率水泵,用直径3米多的大水管把河水送往下辖的6个自然村。田地里,劳动号子响彻天边,场面壮观。
除了河边一条斑驳的红砖渠,安志强的记忆已成为过去。虽然同是抗灾,但不同年代的解决方式又不一样。“现在各买各的泵,各浇各的田。”安志强说,“人心凑不到一块了。”“凑一块”是他前段时间的设想,他找了一些乡亲,商量能否大家凑钱买个大水泵,像生产队那时一样分水到田。讨论倒是很激烈,但是却没了下文。再找他们的时候,有人说他准备出去打工,有人说已经买了农具,有人嫌钱太多……“众口难调,老一套不管用了。”
在邻近的村庄,另外一些人也在实施着他们的抗灾试验。有些村装了“井井通”,水管直接拉到各家田地,刷卡就能取电灌溉浇水；一些在外有所成就的企业家也赶回家乡,捐款并参与抗旱。
随着浇水次数的增多,人们又被新的问题困扰———浇灌成本。井水水位不断下降,耗油量也不断增大,一些村民已暂停了浇麦。他们的理由很简单———油钱砸进去了,但不知道能救活多少。
一些村民算过账,按一亩地浇两次来算,加上其他成本,每亩地要二百多块,已经占了一亩收成的一半,而且还要在不减产的理想状态下。
所以,弃田打工成了不少精打细算者的首选。当然,令人欣慰的还有国家将对粮食收购价每斤至少涨一分钱和即将发放直补的消息。
虽然人们总是各怀心事,但在各地政府部署里,则是一场雄心勃勃的大战役。截至2月8日统计,北方冬麦区8省日最高投入抗旱人数1349万人、开动机电井126万眼、泵站2.18万处、抗旱机动设备179万台套,出动机动运水车辆28万辆,累计投入抗旱资金32亿元。现在,8省旱区受旱麦田已灌溉五成以上
虽然后来两场雨稍微缓解了旱情,并促使全国耕地受旱面积减少了2500万亩,但目前仍有346万人仍饮水困难,气象专家也称北方干旱短期内难以缓解。
2月9日,元宵节。这天傍晚,安志强浇完了最后一亩麦子,骑着三轮车慢驶在惠济河的河堤上。升腾的雾气渐渐包裹了整个村庄。
庆祝节日的鞭炮和烟火已经提前在村里响了起来,在这片充满硫磺味的氤氲中,安志强开始计划明天的事情———到田里坐坐,如果多找到几棵吐绿的麦茬,那将是现在最幸福不过的事情了。
●会诊专家:
杨贵名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
贾金生 水利部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专家
吴玉成 水利部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旱灾及对策研究室主任
李国祥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陈阜 中国农业大学农学系主任
丁声俊 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邱为铎 科技部中国技术市场管理促进中心生态环境建设与节水灌溉首席专家
●会诊焦点:
中国是否进入气候灾害频发期?
旱情与饮水安全危机何时能解除?
能否对干旱做出预警?
部分地区农民为何缺乏抗旱动力?
地方抗旱应急预案建设不够理想?
农田水利设施等农村公共用品长期缺乏管理维护?
全球水资源短缺大背景下如何合理调配使用水资源?
旱灾是否会影响中国粮食安全?
□本报记者马昌博黄永明发自北京□本报特约撰稿孙维晨
中国进入气候灾害频发期?
南方周末:现在中国已经有15省出现旱情,今年为什么会这么旱?
杨贵名:主要是气候原因造成的。实际上我国每年都有旱情,我们从2008年秋季就开始关注全国降水偏少,但是却无法判断未来将带来多么严重的问题。本次干旱形成于麦苗返青时节,才导致了严重的问题。干旱恰好与农业关键时刻重合,由此才感觉比较突出。
至于气候异常的背后原因,我认为是气候变暖造成的。但是这是一个长时间的积累过程。平时难以察觉,但是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
吴玉成:主要是因为气候异常所造成,同时在水利设施等方面来说,如果我们能够充分利用各种水利设施,也不会演化成农作物灌溉困难以及人畜饮水困难等问题。干旱与其他灾害相比,发展比较缓慢。但是如果折合成经济损失来平均计算,可能干旱带来的损失要比其洪涝等其他灾害还要严重。
陈阜:人为的原因就是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肯定是跟不上,满足不了要求,虽然气候是主要原因,但是如果水利设施都派上用场了,也不会有这么大的问题。国家这几年投资的规模和速度还是可以的,但和需求相比还是差的很多。另外就是好多地方用的还是以前的渠、井,设施老化,都不能用了。
南方周末:中国最近几年自然气候灾害频发,现在是否进入气候灾害高发期?
杨贵名:尽管我国近年多气候灾害,但是对于是否进入灾害高发期无从定论。但是观测事实是高频率发生的。
吴玉成:我认为我国进入一个灾害高发期。自然灾害是由于自然和社会综合作用来促生的。从自然角度来说,灾害的频繁程度很高。比如,降水,以前我国均匀程度要好一些。但是现在极端现象就会出现,比如一个区域一天降水100毫米以上,这样的极端事件已经频繁发生。
南方周末:有报道说广东也出现干旱,目前的旱情是否正在向南部递进?
杨贵名:尽管目前广东也出现了干旱现象,但是我认为这是定义干旱问题的标准不同造成的。广州是以降水量为衡量标准,如果今年的降水量低于过去几年的平均降水量,那么就定义为干旱。我认为这个标准不太完善,应该更注重于土壤湿度。比如南方河流水系发达,即使降水少土壤湿度还是很高。
南方周末:你预计何时能解除旱情?
杨贵名:现在还很难乐观地作出判断。但是初步预测,大约还有两次降水过程。一次大约在2月12日,之后大约在14日左右还有一次降水。但是能下多少雨,能解决多大问题,还是很难预计。不过从季节规律来看,降水应该是越来越多。
吴玉成:假设有充足的降雨量,那么农业旱情就会得到较好缓解。但是对于饮水安全来说,问题就难以迅速解决。很多地区由于地下水开采过量,很难由于降雨而形成补给。如果自然因素不理想,单靠人为解决,我认为20天应该解决农业旱情,但是饮水安全可能会相对滞后。气候灾难预测的能与不能
南方周末:本次大旱过后会不会出现衍生灾害天气?
杨贵名:目前,我们已经有了应对干旱过后的多风沙天气的准备。秋冬季节降水少,加上冷空气到来,很有可能形成风沙天气。但是具体气候如何,还要看以后的气象预测情况。
南方周末:中国是不是一个特别容易干旱的国家?
杨贵名:可以说,中国是一个特别容易干旱的国家。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季风到达区域线位于黑龙江以北,大兴安岭,贺兰山祁连山,再到青藏高原。这条线以西和以北地区是夏季风难以到达区域,所以沙漠和戈壁地形形成较多,而东部和南部则雨水较充沛。
南方周末:类似干旱这样的气候灾变到底能否预测?
杨贵名:预测技术的关键问题是时间期限问题,就世界各国的预测水平来说,以十天为界,前五天的预测准确率较大,七天之后准确率非常低,而十天之后根本得不到可用的预测结果,这是全世界面对的难题。天气预测是随着时间的延长,误差就越来越大,如同一个扇形。就像算命,算命的人只给很小范围的人算命,不可能预计一群人的命运。
我们国家的天气预报率应该说还比较高。从地形上来看,中国的复杂性要远远高于欧美等国家。一个青藏高原就让大气环流系统支离破碎。举例说,长江沿途没有礁石暗礁,流动平静,但是雅鲁藏布江就是乱石穿空,波涛汹涌。而我们国家青藏高原以东的天气就犹如雅鲁藏布江的河水,情况非常复杂,不确定因素太多。在这样的情况下,与欧美国家相比,我们的预测水平已经很高了。
中国的预报准确率也根据季节来确定,不同区域,不同季节,降水大小都直接影响到预报的准确率。但是如果平均计算阴雨天气和晴天的准确率,大约在70%到80%左右,这已经很高了。至于气象部门遭到群众非议,我们很理解,另外还是要大力推进气象科普的宣传。南方周末:那么以后可否对干旱及时做出预警呢?
杨贵名:干旱作为一种长期慢性的气候情况是不发警报的,就像医生一般不会对慢性病人发病危通知书一样。气象警报只在紧急情况下发出,以便决策部门在短时间内作出果断处理。气象部门为政府提供信息,以供决策使用,我们早就把情况向政府相关部门作出了报告。
吴玉成:干旱预报很难做得精确,还不能发出类似“大风警报”这样的预报。干旱不单是指气候上的干旱,更多是对人类社会产生影响之后我们才认为是旱灾。农民抗旱为何自身动力不足
南方周末:有报道说,面对旱灾,有地方农民抗旱积极性不高,包括一些返乡民工仍然选择了再次离乡进城,为什么?
吴玉成:有些农民面对干旱却不去浇水,而是直到有补贴才浇水,为什么呢?比如山西,一亩地粮食产量在800到1000斤,其间需要4到5次灌溉。而如果不灌溉的话,单靠降雨,成本就会降低。虽然农民不会完全靠天吃饭,但是他们会选择尽量减少人工灌溉。因为在各项成本中,水是成本较高的。如果遇到水价和化肥价格上涨的情况,农民每亩地的纯收入只有100元左右,这还不算人工成本。我认为还是因为粮价比较低,如果能提高粮价,农民自然会提高抗旱的积极性。
李国祥:这其中有一个因素存在,就是我们在调查的时候就发现农民的水费特别贵,有一些部门借这个时机向农民乱收费,农民的水费负担比较重。中央关于这方面的指令已经出来了,但是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
南方周末:为什么农民不用高技术节水灌溉方式来缓解旱情?
李国祥:技术成本很高,像喷灌、滴灌的设施,农民都不肯买,粮食成本会上去。西北地区,成年累月的干旱,但他们那边喷灌、滴灌的技术也都不好推广。
陈阜:节水技术,这两年发展很快,但是效果不是很理想。比如说喷灌,喷小麦、喷蔬菜可以,喷高作物就用不上了。像北方地区,种完小麦种玉米,种玉米喷灌就用不上了,农民就嫌麻烦了,后来有好多就废掉了。
邱为铎:我们现在还是五千年一贯制的漫灌技术。落后的灌溉技术不但费水,而且成本高,浇一亩地要三十多块钱,这样浇出来的麦子赚不了多少钱,他们自己都不想种了。现在一些人的观念是搞新技术投入大、成本高,其实完全不是这样。我们现在搞的这个技术建设成本减少了90%,运行成本也就是现在漫灌的六分之一。
南方周末:河南有农民说浇地要使用工程用电,电价和油价非常高,如果用不起就只好听天由命。
贾金生:现在农网已经有了,过去政府也在积极倡导同网同价。你所说的是个别问题,是在尚未被涵盖到的地方出现的。个别地方的电费非常高,油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如果实现同电同价、同油同价,就不会出现你所说的这个问题。但是如果完全依靠灌溉农业,对农民补偿不够的话,农民势必会放弃灌溉。如何合理调配水资源
南方周末:地方上有没有建立与中央抗旱应急响应对应的抗旱应急预案?
吴玉成:国家的抗旱应急响应是宏观方面,地方的应急预案是微观的。但目前,与其他灾害应急预案建设比较,各地在抗旱方面做的不是特别理想,国家的《抗旱条例》现在正在审议过程中。
南方周末:水利部目前说要从黄河长江调水抗旱,是否可行?
吴玉成:我认为如果调集黄河的水进行抗旱,是可行的。一些主要受旱地区集中在黄河流域,据我所知,黄河水利委员会已经在一些地方调研。
但是长江流域调水可能不能完全按想法实现。而且由于农业灌溉是有时间性的,根据南水北调工程来分析,长江调水的时间上有些紧迫,难以完全按照想法实现。
南方周末:旱灾来临时,各部委、中央跟地方该如何协同应对?
陈阜:有些问题需要解决,比如水是水利部管,但是水到了农田以后怎么用,就归农业部管,这样两个部门肯定是不协调的。搞水利工程的时候,是归水利部管的,至于修完以后怎么用,还是有脱节的。
另外中央跟地方在水利方面的关系也要理顺,中央要有引导,而且主要应该是投入引导,不能光政策引导。国家应该加大投入比例,另外作为地方应该搞一些公益性的基金,像抗旱基金、水利基金等等,有问题的时候也可以应急。
南方周末:在现有的水资源短缺的大背景下,水资源调配会否有什么更好的方式能应对如此旱灾?
贾金生:始终有这么一个问题:水资源的调蓄量不足。今年3月将在土耳其召开世界水论坛,其中一个要讨论的问题就是储蓄足够的地下水和水库水以满足农业、工业、生活和生态等的需要。我国目前的地下水和水库水储蓄量与发展需求比,都有很大的距离。就像银行存款似的,你存款不足,难以做到以丰补歉。
调蓄量低了,抵御旱灾和洪灾的能力就相对较弱；当然调蓄量高了,也会有环境、景观的问题,但进行生态补偿是有办法的。事实上,像美国,它的调蓄量就远大于它的水资源量———它的水资源总量跟我们差不多,但它水库的库容是我们的很多倍。我们应该补足地下水和建立足够的水库调蓄能力,来预防大旱。没有这种根本的办法,完全靠其他方案,问题是很难解决的。
南方周末:面对气候变化背景下水循环变化和水资源需要之间的矛盾,长期看应该怎么办?
贾金生: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还是要提高标准,加大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加大投入和开源节流这两项不可偏废。没有洪灾的时候,你觉得水库最好不要建那么大那么多,但是真正有洪灾旱灾的时候,你还要特别依赖这些水库。没有这些水库的话,无论是洪还是旱都无法应对。单独依靠水库还不够,还需要开辟海水淡化等新的水源和水资源的良好利用方式。小康社会,没有水安全做保障,也是难以实现的。
南方周末:有一种观点说,改革开放后,农村实行土地家庭承包制,集体经济的管水组织也不复存在,导致公共水利设施管理很多时候不到位?
陈阜:水利设施一个是不够,另外一个是老化。农田水利基本上是政府公益性为主的,在现在这种一家一户情况下更应该重视,政府再不管更没人管了。
邱为铎:以色列的人均水资源只有中国的12%,但是他们通过灌溉技术革新,并不缺水。中国以前灌溉技术革新各省都在搞,但由于有些方法不对,给大家泼了冷水。后来说要建立水权和水市场的制度,换句话说,就是谁家有多少水,划分一下,然后通过水市场来交换,这样就把工程技术排除在外,变成一个市场管理了。但我想这个问题还是不能仅仅用市场管理的手段来解决。
南方周末:前几年一直提倡的节水灌溉农业,这次旱灾看来是否起了效果?
贾金生:我国传统农业中一直采用的是漫灌的方式,节水灌溉虽有发展,但所占比例有限。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政府投入不足、新技术推广不力的因素,也有土地管理体制、机制不适宜等问题。在不能规模化发展的形势下,老百姓自愿买节水实施、发展节水农业是不可能的。依靠地下水、打口井漫灌也就成了主要的方式,一遇大旱之年就满足不了了,也就强烈感觉到了大水漫灌问题的严重性。粮价上涨是恐慌反应,不会影响粮食安全
南方周末:现在有报道说,因为大旱,一些地方粮价正在上涨?
李国祥:粮价上涨是一个预期反应,基本上在2%到4%吧,只要在15%以内,都属于合理的,是我们政府调控希望达到的目标。去年国家为了应付金融危机已经出台了提高粮食价格的政策,提高13%到15%。因此这次的夏粮价格肯定要提,不管减产不减产。但就这次旱灾我个人觉得不会导致粮食价格大幅度上涨,就是说涨价肯定是要涨的。至于说政府调整了粮食价格后又因为市场原因大幅度上涨,我想这种可能性也很小。
在粮食方面的消费是有一定替代性的,小麦价格涨的多一点,老百姓可能就去吃大米了。而现在合理的上涨对于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甚至扩大内需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丁声俊:这个我还没有看到,我刚从粮食主产区回来,玉米价格现在还在疲软。如果上涨一点的话不可怕,是好事。
南方周末:这对中国的粮食安全是否会有影响?
丁声俊:夏粮在全年的粮食产量里占到了20%,现在虽然部分地区受到了一些损失,但是也不用估计的太严重,对于全年粮食的总产量也不用估计过分。目前粮食是有保证的。
吴玉成:这并不能说明干旱危及到了粮食安全。有些地区粮食价格上涨,我认为是局部地区对干旱的恐慌。即使自然灾害确实影响到未来粮食产量,也不必惊慌,毕竟我国储备粮是比较充足的,所以干旱影响到粮食安全的观点是不成立的。
李国祥: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至少在这两三年之内是非常有保障的,去年粮食总产是5.3亿吨,加上进口,加在一起大概5.6亿吨,我们的每年粮食消费也就在5.2亿吨到5.3亿吨,所以我们的粮食储备是非常高,即使小幅度减产也不会影响粮食安全。
(唐剑锋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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