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与介子推无关(转)
2006-03-24
 

清明节是我国二十四节气之一,但却是二十四节气中唯一被当做“节日”来过的。

就像端午节一样,清明节在历史演变过程中,被人为附加了政治和道德的意义,使得这个节日的内涵变得更加深刻和沉重。以至于诗人们也要发出“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的感叹了。

一般的关于清明节的传说是这样的:

清明节的起源,据传始于古代帝王将相“墓祭”之礼,后来民间亦相仿效,于此日祭祖扫墓,历代沿袭而成为中华民族一种固定的风俗。

要谈清明节,须从古代一个非常有名的,现在已失传的节日——寒食节说起。

寒食节,又称熟食节、禁烟节,冷节。它的日期,是距冬至一百零五日,也就是距清明不过一天或两天。这个节日的主要节俗就是禁火,不许生火煮食,只能吃备好的熟食、冷食,故而得名。

寒食节相传是源于春秋时代的晋国,是为了纪念晋国公子的臣子介子推。晋国公子重耳,流亡外国19年,介子推护驾跟随,立下大功,重耳返国即位,即晋文公。介子推便背着老母,躲入绵山。晋文公前往寻找,却怎么也找不到。于是他放火烧山,想把介于推逼出来。不料介子推却和母亲抱着一株大树,宁愿烧死,也不出山。晋文公伤心地下令把绵山改称介山(即山西介休县境内的介山),又下令把介子推被烧死的那一天定为寒食节,以后年年岁岁,每逢寒食节都要禁止生火,吃冷饭,以示追怀之意。

其实,寒食节的真正起源,是源于古代的钻木、求新火之制。古人因季节不同,用不同的树木钻火,有改季改火之俗。而每次改火之后,就要换取新火。新火未至,就禁止人们生火。这是当时的一件大事。《周礼·秋官·司煊氏》:“中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可见当时是摇着木锋,在街上走,下令禁火。这司煊氏,也就是专管取火的小官。在禁火之时,人们就准备一些冷食,以供食用,这样慢慢就成了固定的风俗了。以后,才与介子推的传说相联系,成了寒食节,日期长达一个月。这毕竟不利于健康,以后便缩短日期,从七天、三天逐渐改为一天,唐之后便融合在清明节中了。

寒食节习俗,有上坟、效游、斗鸡子、荡秋千、打毯、牵钩(拔河)等。其中上坟之俗,是很古老的。有坟必有墓祭,后来因与三月上已招魂续魄之俗相融合,便逐渐定在寒食上祭了。《唐书》记云:“开元二十年敕,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代相传,浸以成俗,宜许上墓同拜扫礼。”宋庄季裕《鸡肋篇》卷上:“寒食上冢,亦不设香火。纸钱挂于茔树。其去乡里者,皆登山望祭。裂帛于空中,谓之掰钱。而京师四方因缘拜扫,遂设酒撰(zhuan,饭食),携家春游。”

《荆楚岁时记》:“(寒食)斗鸡,镂鸡子(鸡蛋),斗鸡子。”可见南朝时就有斗鸡与斗鸡蛋之戏了。斗鸡今多见,斗鸡蛋多是乡间小儿互相撞碰鸡蛋作为游戏。在古代,用作碰撞争斗的鸡蛋多是染色、雕镂(1ou,雕刻)过的,十分精美。画蛋。镂蛋之俗,源于《管子》中所记的“雕卵”。无疑它是由古代食卵求生育的巫术发展而来,成了寒食的节俗。今天民间亦有清明吃蛋之俗(如前述的“子福”)。 寒食打秋干,据《艺文类聚》中记,北方山戎于寒食日打秋千。但这恐怕只是传说而已。刘向《别录》记打秋千是在春时,不一定在寒食。又打毯,王建《宫词》:“寒食宫人步打毯。”牵钩与打毯等戏,也不一定在寒食举行。

由于清明节气在寒食第三日,后世随着时间的迁移,逐渐把寒食的习俗移到清明之中。宋代之后,寒食扫墓之俗移到清明之中。踏青春游、荡秋千等俗也只在清明时举行。清明节便由一个单纯的农业节气上升为重要的大节日了,寒食节的影响也就消失了。但寒食的食俗有若干变形的方式却传承下来了,并保存于清明节中。

从以上举例可以看出,清明总是与祭奠和扫墓联系在一起的,其它风俗都是附加的,那个介子推的传说更是穿凿。因此可以说,清明,是一个缅怀先人的节日。正因为如此,清明,这个本来是气候“清明”、花明柳绿的节日,就蒙上了一层哀伤的气氛,使得历代诗人墨客出了“悲秋”之外,又多了一个“伤春”的话题。

把清明和纪念介子推的寒食混在一起,本来就是后人附加的,即便是所谓寒食节,说成纪念介子推,也有其牵强附会的嫌疑。

在谈到清明和寒食节时,人们都喜欢引证《荆楚岁时记》,而正是这本书,却以实实在在的记载否定了寒食、清明与介子推的有关传说。

此书记载有云:“晋文公与介子推具亡,子推割股以啖文公。文公复国,子推独无所得,子推作龙蛇之歌而隐。文公求之不肯出,乃炍左右木,子推抱木而死。文公哀之,令人五月五日不得举火。”

就是说啊,晋文公与介子推一起逃难,饿了,介子推把自己大腿上的肉割下来煮熟了给文公吃。后来文公复辟,奖赏功臣,介子推没有得道封赏,就去当了隐士了。文公想起子推的好处,下令烧山,想把子推逼出来,子推抱在一棵树上不出,被烧死。文公很难过,为了纪念介子推,下令五月五日这一天民间不得举火做饭。你看看,分明是五月五日麽!怎麽能和三月的清明节、寒食节混在一起呢?

介子推被焚一事,《左传》、《史记》等正史并无记载,像这样对君主“忠贞”而“道德高尚”的情节,正史本应大书特书的,可见并不是无意漏掉,而其事在疑惑不证之间耳!要在秦汉以前,儒家理学未成统治之学,民风朴纯,史家亦能忠诚于历史真实,不敢妄行编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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