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牙泉，水汪汪
在远离敦煌东北100多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名闻遐迩的县城。历史那条西北著名的疏勒河就从城的北面静静流过，一直流到哈拉卓尔湖，靠着这条河水冲击出来的河谷，唐朝历史上名声颇响的安西都护府得以绵绵生息到如今。从安西县城东南行，70公里的戈壁滩上矗立着一座河西走廊上保存最为完好的古城锁阳。从外貌看，锁阳古城和张掖郊外的黑水国遗址大同小异，夯土为墙，掘地为池，城外遍植胡杨老柳，阻挡蒙古高原吹来的风沙。1000多年匆匆流逝，锁阳城的辉煌在风沙里凋敝衰落，只能从那座18米高的角墩上略见一斑唐朝的万丈光芒。我在城内废墟里捡到几片残瓦，上面曾经有过字迹，却在时间的冲激下漫漶不清。锁阳废墟的正东方向1600米，迎着太阳的地方是唐代著名的开元寺遗址，远远望去只见佛光不见殿堂，只有供奉阿育王神像的宝塔照射给后人歪斜的剪影。锁阳城当然生产锁阳，这种俗称“不老药”的草本肉质寄生植物喜欢大漠戈壁，零下20度的气温特别适应它生长。《本草纲目》载录锁阳的药性是：“大补阴气，益精血，利大便。润燥养筋，治痿弱。”相比生长于戈壁的另一种中药肉苁蓉，《辍耕录》里说：“功力百倍于苁蓉也。”我不知道锁阳还在其他什么地区生长，它是一种奇怪的寄生植物，寄生于遍布戈壁和沙漠的白刺根部。每年冬季在白刺即将枯萎前侵入其根部，经过一冬的孕育，来年三月破土而出，河西走廊甘肃地段每到春天的旷野里，一丛丛尚未返青的白刺下面，沙土被顶起婴儿小手一样的土包，里面就是成材的锁阳。但是我第一次见到这种西北珍贵的中药，却是在敦煌，锁阳离开它的故土，成袋盈筐的摆放在鸣沙山下，心中惦记疏勒河畔的古城。
研究敦煌的学者，很少有人注意鸣沙山下这汪取之不竭的泉水。自从英国的所谓考古学家斯坦因从印度翻越喜马拉雅来到新疆，在河西走廊里倒行逆施来到敦煌开始，法国的伯希和、俄国的奥登堡、日本的吉川小一郎以及给莫高窟带来毁灭性灾难的美国人华尔纳，他们前脚接后脚来到敦煌，目的是莫高窟藏经洞里的敦煌遗书，没有人去鸣沙山徜徉大漠里这汪不枯的甘泉。鸣沙山古称沙角山，一条5公里长的公路从敦煌城直通这里，远古的荒凉之地，如今人头攒动，很多原来游客喜欢在公路上留影，欢喜无限的喜悦脸庞，背景是寂寞枯燥的沙山天空。我不知道绵延40公里的鸣沙山如今还能不能找到一条通往玉门关的路， 《三秦记》这部史籍里记载，从敦煌出发的驼队往往把这里当作休憩的第一站。从秦至宋横跨几个朝代的商队，从西安满载江南的丝绸和茶叶，在敦煌整装待发，往往选择一个春和日丽的傍晚启程，迎着西落的余晖在鸣沙山驻扎，第二天清晨，罗陀饮足月牙泉水，商人灌满铜壶皮囊，以后不知年月的西行时光里，月牙泉成为他们唯一挂在嘴边的话题。明朝永乐5年冬季，三宝太监第二次远征西洋的同时，一位名叫侯芝贵的晋商带着他的马队来到敦煌，他从平遥县城的秀才那里听说这条丝绸之路要走几年才能往返，虽然利润可观，却是最为艰难。侯芝贵把全部家当都购置成茶叶和布料，把年轻貌美的老婆放到马车里烟尘滚滚一路西行。等他们抵达沙洲，已经是正月十五，凄凉的沙洲城见不到山西的红灯笼，人烟稀少的敦煌没有中原的爆竹声。侯芝贵的妻子死在等待冰消雪化的春天，晋商的马队在敦煌日复一日的消瘦，整驮整托的货物堆积在客栈的柴房。侯芝贵明白自己出不了阳关，古老的丝路早已被连年的战火和风沙堵死，西域也许只能是他中原汉子的一个梦幻。于是，聪明的晋商把马队带到鸣沙山外，以此为寨，买进卖出，河西的沙参锁阳，中原的丝绸衣裳，米面茶粮，从这里辐射嘉峪关，南及青海，北望新疆。二十年后，侯芝贵回到平遥，没有人知道他究竟赚了多少钱，侯氏宗祠立起一座四柱三门的大牌坊，大街上凭空多了一张古铜色的脸庞。
很少有人造访侯家寨，事实上这里也只有泥筑的土墙和引水的沟壑。晋商是中国明清以来最能吃苦耐劳的勤勉人，他们做出什么样的事情都不足为怪，何况鸣沙山下这座侯家寨！他们能把西周时期建成的平遥古墙外面再包裹一层夯土，来抵御两千多年的风雨侵蚀，留给世人一座“城中之城”。2005年9月22日凌晨，平遥古城西侧10多米夯土层坍塌，引来世界一片惊呼！只有侯家寨充耳不闻平遥事，在秋风里老僧参禅一样坐对夕阳。两周后，几台推土机不紧不慢开到这片土地，昼夜轰鸣把侯家寨夷为平地，随后而来的绿化工人在这里翻土施肥浇水，据说，经过一个冬季的土地恢复，明年春天在这里栽植敦煌特产李广枣——汉将李广出征西域带回来的枣树，如今成为敦煌招徕游人的行道树。2006年春季以后远去敦煌的人再也无缘拜访晋商留在丝路上的痕迹了，那平遥侯氏的后代也许根本就不知道几千里外有座敦煌！文明的眺望必定高于古人的目光，后人的脚步迟早要覆盖前人的踉跄。其实，消失或正在消失的古迹岂止侯家寨一处？月牙泉也早在80年代随地下水位的下沉而枯竭，现在的泉水是鸣沙山另一侧蓄水池通过导管慢慢渗透过来造成的假象。
明知如此，我依然绕水一周。看看湖畔芦苇，看看水边飞鸟，看看盛唐驼队饮水残留的石槽，看看清朝敦煌知县挖掘的渠沟——正是这位喜好古董的知县汪宗翰，视敦煌遗书为敝履，才引起国宝的大量流失。后代的敦煌学者却因此引发一场争论，一派认为如果不是斯坦因、伯希和等人发现了藏经洞的遗书，几万卷国宝可能永不见天日。一派认为，那些西方强盗采用种种手段骗取石窟国宝，是在是十恶不赦！
是耶非耶？化为蝴蝶！
三、藏经洞的水月洞天
1900年5月31日，具有英国国籍的犹太人斯坦因博士带着助手，在印度政府的支持下，从印度斯利那加出发，前往中国新疆进行考古工作。这位印度拉合尔东方学院的院长压根不知道，他出发三个星期后，在遥远的中国敦煌莫高窟，一位叫王圆箓的道士偶然打开了藏经洞，余秋雨说：“王道士完全不能明白，这天早晨，他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门户。一门永久性的学问将靠着这个洞穴建立，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将为这个洞穴耗尽终生” 。
如果不是藏经洞，这个叫王圆箓的湖北麻城人将永世不为人所知。关于王道士的来历，目前唯一能见到的是他亲手写给慈禧太后的手札《催募经款草丹》，又称《王道士荐书》，现藏敦煌研究院。按照《荐书》的说法，参照《湖北通志》和他死后弟子赵玉明、徒孙方志福为他撰写的《太清宫大方丈道会司王师法真墓志》等其他间接文献，大约可知王道士祖籍湖北麻城，咸丰7年，由于当地蝗祸旱灾引起地区性的饥荒，王圆箓辗转流落甘陕一带乞生，后来进入肃州巡防军当兵，几年后，王圆箓因为种种原因离开兵营。清朝晚期，正是军饷匮乏，四处动乱的时期，偏处西北的肃州巡防军穷困潦倒，以至于不能发给王圆箓回籍的路费，王圆箓只好继续漂流西北，最终在酒泉出家作了道士，道号上“法”下“真”。也不知是大清的哪一年，王真人外出游方，来到莫高窟，看到只有几名藏传佛教的喇嘛住在里面，遂鸠占鹊巢，利用喇嘛不通汉语的缺陷取而代之，成为下寺住持，进而主理莫高窟僧道两家。但是，斯坦因在《西域考古图记》里却记载王道士亲口告诉他自己是陕西人，这应该是王圆箓因为家乡灾荒之后流落西北的第一站。
1900年6月22日是敦煌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日子。这天清晨，被王道士雇佣抄写经书的杨姓佣工，进入第16窟工作。按照此人的习惯，开工前必须吸烟提神，于是他坐靠在窟壁前，用火石打着火绒，点燃当地的芨芨草杆燃烟。烟袋点着后，杨姓佣工顺手插在身后的窟壁上熄火，这本来已经成为他的习惯性动作，但是这天早晨他却插空了，芨芨草茎竟然插入窟壁里面！杨某大吃一惊，扔掉烟袋撒腿跑到洞外去找他的雇主。现在想来，那实在是一个费解之谜，王圆箓身为道士却热衷于佛教，身受三清戒律却把人生中最辉煌的年代默默奉献在千佛洞大大小小几百个洞窟里面。只要他不出去化缘敛财，每天清晨起床后都会沿着宕河右岸不行400多米，从属于道教的下寺来到莫高窟，打扫石窟里堆积数百年的积沙。那个年代的莫高窟没有修建上下往返的石阶，王圆箓矮小的身子只能背着装满积沙的小布袋慢慢从上面爬下来，再交给下面的小沙弥把积沙倾倒在寺院前面。没有人否认王道士为莫高窟付出的劳动和贡献，即使他徒步驱使数十里路，向四方相邻佛众募捐来的善款，也都花在雇人抄写经文和修缮石窟壁画上。但是他对上层石窟的清扫并没有今天这种保护性的措施，往往把石窟里掩埋的历史遗物一起扫走。现藏敦煌研究院的国宝遗书《张君义勋告》，是20世纪60年代文化部通过香港爱国人士花用巨资从香港私人手中购回，回到祖国之后研究人员打开阅读才发现竟然有张大千的题跋，明确说明这件国宝是他在莫高窟前面的沙土里挖掘得来！让人遗憾的是，与张君义这个人物相关的另外3件敦煌遗书被日本天理大学购去，现藏该校图书馆。
我站在莫高窟前，已经是山河沧田后的一个秋季。我没有跟随游客进入第16窟去听讲解，我探头向门口的17窟探望，窟内很小，迎面是九世纪中叶受大唐朝廷册封，统治整个河西走廊的“释门河西都僧统摄沙洲僧政法律三学教主”洪笾（此字上“巩”下“言”，电脑无法打出，音bian，去声）塑像，左面墙壁是那幅敦煌常识书籍里见到的“仕女侍坐图”。整个石窟宽2米7，高2米4，这样一间只有19平米的狭小石室让第一个踏进去的王道士茫然惊骇！从上到下堆满了排列整齐的白布包，每卷布包里数量不等的包裹着十几卷经义文书，墙角堆放着古版木刻，一些铜质佛器和各种法器搭放在塑像上，西面墙壁上有一窝壁龛，里面是就是明扬海内外的《洪笾告身勅牒碑》，碑身明确的镌刻着年号——大唐大中五年，也就是公元851年。
“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这句话，正好用来为中国古代高僧大德盖棺定论。当佛教东来，那鼓噪人心的佛经佛法给自耕为主的中国农民带来思想上的启蒙，当它自两汉时期传入我国，春风化雨一样滋润了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山山水水。李映辉在他的博士论文《唐代佛教地理研究》中说佛教进入中原后，“在中国社会历史条件下，开始生根、发展，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他又说：“佛教的发展及其队社会的影响具有强烈的区域差别，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事实上，关于佛教的东渐和在中土的变异是一个非常广泛的话题，其内涵的丰富性和社会层面的交融性远远超越宗教史学的范畴，剥去意识形态的虚无，中国民众耳熟能详的是一个接一个得道高僧光降人间。在李博士的著作里，认为佛教传至唐朝，高僧辈出，遍布中华，和经济进步恰恰相反，高僧的分布却是北多南少，这是宗教本身带来的一个悖论——宗教的发展总是从经济落后的地区开始，渐渐侵入力求摆脱贫困的民众心田。佛教的传播速度，反映出人类思想追求惰性的一面，而寺院的多少，实在无法反映经济基础的厚薄，只能标示僧侣的数目和佛教活动的兴衰。所以，“唐前期寺院的分布也是北方多于南方，北方五道共470所，南方五道为364所”，洪笾正是唐朝“陇右道”的僧侣首领。
在17窟本是洪笾“影堂”这个问题上，所有敦煌学者的观点空前一致。当年这样一位统领僧俗两道的人物，自然弟子众多，信徒广布，所以身后开凿供奉塑像和事迹图影的洞窟顺理成章，王道士初进藏经洞也证实洪笾的真容塑像里面装有他的骨灰袋。但是，这样一个本该公开向后人开放的洞窟，为什么封闭起来并且用壁画进行掩盖呢？数万卷遗书为什么堆放到这里呢？既然是佛教石窟，为什么里面有很大比例的文学卷子、政府公文甚至私人帐簿呢？种种疑问，一致延续到今天，敦煌成了世界上最后也是最大的考古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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