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 2008-11-16 10:50 来源： 株洲网
午后的体育中心，足球场阳光灿烂，草皮温暖。空旷而安静的世界里，几群麻雀在草坪上欢快跳跃， “叽叽喳喳”地叫着。等人慢慢走近，它们立即 “噗”地一声飞走，却又在几米外落地，继续在草丛中跳跃和歌唱。
它们并不怕人，也确实不存在危险。
然而，如今无忧无虑的小鸟们无法明白，就在50年前，它们竟被列为全民公敌。在那个荒唐年代里，在人们敲锣打鼓、震耳欲聋的喊声中，这些惊恐的小鸟在中国的天空里惊慌展翅，最后筋疲力尽地跌落……
斗转星移，荒唐过后，理性回归。昔日的 “四害”之一——麻雀，不仅被列为保护动物，甚至在年初天涯论坛的 “国鸟”评选中，力压丹顶鹤与红腹锦鸡，成为草根国鸟！
本报记者 匡志毅/文 兔子/图
郭沫若“咒雀”：犯下罪恶几千年
上世纪50年代，一场空前的灾难无端降在了麻雀身上。
1955年，有农民向中共中央反映，说麻雀祸害庄稼。在随后的11月，中央负责人在杭州和天津与部分省委书记讨论并商定了《农业17条》，其中第13条为：“除四害，即在7年内基本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
其后，1956年1月23日与25日，分别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最高国务会议讨论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通过，其第27条说：“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这无疑宣告了麻雀的极刑。
尽管如此，此时大规模的“灭雀运动”并未开始，并且还不时有为麻雀辩护的声音。
1956年秋，中国动物学会在青岛召开了一次麻雀问题讨论会，首先发言的生物学家朱冼说了一个故事：1744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因为讨厌麻雀的叫声，且偷吃果子，就下令悬赏灭雀。结果麻雀没有了，果树的虫害也爆发了。后来，腓特烈大帝被迫收回成命并从国外引进麻雀。朱冼因此认为，我们是否应该消灭麻雀尚应考虑。随后，1957年5月，苏联生物学家赫罗夫访华时，《文汇报》记者问及此问题，赫罗夫回答说对麻雀的有益或有害，不能一概而论。
在这些不同声音的推动下，1957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修改后的纲要草案，其中“除四害”的条文改为：“从1956年起，在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打麻雀是为了保护庄稼，在城市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要消灭。”
直到1958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指示，提出在10年内消灭四害；同年3－4月，全国掀起了全民灭雀运动的高潮。4月，郭沫若发表《咒麻雀》一诗，“……你真是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
株洲“灭雀”：连瞎子都得参与
为响应中央号召，1958年1月27日，中共株洲市委员会、湖南省株洲市人民委员会下发联合指示，动员全市人民积极开展除四害运动，其中提出要“消灭麻雀15万只”的目标。1月31日，市委市政府再次下发通知，“一定要使株洲成为‘四无’城”，并且将消灭麻雀的数量提高到了30万只。当时的《株洲日报》记载，一时之间，“（全城）到处可以听到打麻雀的枪声。”
当时的公社社员大会是这样动员群众的——“社员同志们，消灭麻雀是毛主席、党中央交给咱的政治任务，咱大队要家家户户齐动员，男女老少都上阵，做到人人手里有弹弓，不会使弹弓的就敲铜锣，没有铜锣的就敲脸盆，没有脸盆的你就扯脖子喊，喊，人人都会，是不？干啥啊？你说干啥？就为了吓唬麻雀那狗东西！大家要记住一条，不让麻雀落地，落树枝上、房檐上也不行，累死那些糟蹋粮食的小兔崽子！”
“那时市里规定了一个时间，全城出动，敲锣打鼓，竹竿子上系上红带子，年轻人都站在屋顶上，那个热闹场面，真是难以描述。”今年69岁的胡君里回忆说， “到处都是震耳欲聋的喊叫声，麻雀飞到哪里都有人赶，最后都是活活累得从空中掉下来！”当时19岁的胡君里正在栗树山小学教音乐和美术，除了外出打麻雀之外，他还要创作各种各样的作品宣传 “除四害”，而令他最有印象的，就是专门给两个女教师编了一套 “打麻雀”的舞蹈。
回忆起当时情景，市蔬菜公司的郭锡珍更是唏嘘不已： “说起打麻雀我就想起我妈妈。她是瞎子，但是也必须出来打麻雀，那时候就安排她坐在家门口敲脸盆。”
而在北京、上海等地，轰轰烈烈的灭雀运动更是达到了极端。 《解放日报》1958年12月14日记载：12月13日凌晨的上海， “战役”开始，全市10万面彩旗迎风飘扬，到处是人民群众 “警惕的眼睛”，呐喊声此起彼伏。市区的公园、墓地、苗圃等处，设有150处 “火枪区”。一些市民还接受了使用火枪的专门训练，数百名 “火枪手”严阵以待。经过一天的 “人雀大战”，到晚8时，全市共消灭麻雀194432只。
展示"战果"
“灭雀”典型：明照青年日杀160只
“麻雀的眼睛一到晚上就看不见东西，晚上不敢乱飞，用强光一照，眼睛就闭起来了。因此，我们可以在夜里用手捉，掏窠毁窠，白天用筛子扣，鸟枪打，胶粘及巢箱诱杀。”（见《株洲日报》1958年2月11日）在轰轰烈烈的除四害运动中，人们的想像力被充分调动了起来，不时有人在报刊上介绍各种灭鼠灭雀的新方法。当时的《株洲日报》就有这样的记录，“解放街派出所全体同志想出各种办法制造工具，现平均每人拥有两件捕雀灭鼠工具。”
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当时有人在《株洲日报》上介绍了一种“醉死麻雀”的方法：“把食物放在六十度高粱酒或酒精内，浸到粒子肥大时捞出来，放在碟里，置于麻雀常来常往的地方。麻雀吃到这种东西三、四粒就醉倒了，一飞就跌下来，只要四五分钟就死了。”作者信誓旦旦地说，“这种方法人人都会做，又很保险，只要花几角钱就可消灭几百只麻雀。”
全民动脑、动手的效果很快显现。到1958年2月14日止，株洲市为期两周的”除四害“突击期，共消灭了麻雀12952只；春节假期，全市人民再次积极出动，在4天内，扑灭麻雀6518只。1958年2月27日的《株洲日报》记载：“明照社青年杨富贤用鸟枪一天打麻雀57只，第二天他又坐在晒谷棚里，用稻草将身体盖住，旁边准备好竹条子，麻雀一来就关门打，这样他一天又打了麻雀160只。”
1958年4月2日，当时的株洲市长再次签署“关于苦战十五昼夜，提前实现四无城”的动员令，命令全市所有机关、团体、工厂、企业的干部职工、学生以及部队、居民、农民，必须立即行动起来，猛干15昼夜，向潜逃的“残敌”进行大搜索、大围剿……
根据记载，到4月12日时，株洲市共消灭麻雀95150只。而根据相关资料，到11月上旬，全国各地不完全的统计共捕杀麻雀2.1亿余只，这无辜的小鸟所剩无几。
苦尽甘来：麻雀今被重点保护
随着麻雀的被赶尽杀绝，其后果日渐显露出来。《株洲日报》在1958年2月份就曾发表文章说，在打麻雀的过程中，大山雀、黄鹂等一些益鸟也被人们杀害。在胡君里看来这是完全可能的， “因为当初打死麻雀之后，只要把脚爪子交上去计数，所以也有拿其他冒充的。”
就在 “麻雀战”轰轰烈烈进行的时候，鸟类学家郑作新和他的同事们走遍了河北昌黎果产区和北京近郊农村，采集了848号麻雀标本，一个一个地解剖嗉囊和胃部，得出结论为：冬天，麻雀以草籽为食；春天养育幼雀期间，大量捕食虫子和虫卵；七八月间，幼雀长成，啄食庄稼；秋收以后主要吃农田剩谷和草籽。总之，对麻雀的益害问题要辩证地看待，要因季节、环境区别对待。
大量麻雀被杀引起的生态失衡很快带来恶果。1959年春，上海等一些大城市的树木发生了严重的虫灾，有些地方人行道两侧的树木叶子几乎全部被害虫吃光。以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所所长朱冼为代表的一批生物学家尖锐批评上海市不执行关于城市不要消灭麻雀的规定，要求为麻雀 “平反”。1959年12月29日和1960年1月9日，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召开了麻雀问题座谈会，后于1960年3月4日成立了麻雀研究工作协调小组。终于，3月1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提出： “麻雀不要再打了，代之以臭虫。”麻雀终于被平反了。
“那是荒唐年代里的一个荒唐故事罢了！”曾因为拒绝吃麻雀肉而被斥为 “没有阶级立场”胡君里，更愿意从另一个角度来解读这一段历史， “我们的反思，还不应该止于生态方面，更应该反思人性阴暗的一面。”
“现在麻雀已经不能再打，是保护动物。”市林业局野保科的刘华星近日告诉记者，2000年的时候，麻雀已经被列为国家保护动物，湖南省更是在2002年将麻雀列为了重点保护动物， “这些年，在农村，甚至我们居住的城市小区里，又可以看到成群的麻雀了。”
家住香草园的王先生告诉记者，春天的时候，读小学的女儿在小区捡到一只还不会飞的麻雀，就把它带回了家。面对父亲的疑问，女儿无邪地说： “我只是想喂它几天，等它能飞了，就放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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