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巴音布鲁克草原面临生态危机 移民上万人
sohu 2008年09月08日03:53 来源：中国青年报
我国第二大草原、新疆巴音布鲁克草原正面临变“秃”的危险。
为了拯救这个美丽的草原，一项“人畜下山来，绿色留高原”生态移民工程正在新疆展开。
巴音布鲁克草原位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静县西北天山中段南麓，总面积23853平方公里，可利用草场面积达2625万亩。著名的国家级天鹅湖自然保护区就在这片草原之中。
巴音布鲁克草原是新疆重要水系的源头，有“新疆的水塔”之称。
近年来，受超载过牧、持续多年干旱少雨以及蝗虫鼠害等因素影响，巴音布鲁克草原呈现出牧区贫困化的发展态势。
一项来自新疆农业大学的专家调查表明：巴音布鲁克草原全年理论载畜量为113.66万只绵羊单位，而实际牧放牲畜为253.08万，超出一倍还多。
据了解，巴音布鲁克草原退化草原面积高达到457.20万亩，占牧区总面积的67.3％，沙化面积达32.93万亩。小尤尔都斯草场退化更是达到了243.31万亩，占这个牧区总面积的81.9％。
巴音布鲁克草原退化变“秃”的形势，引起了国家高度重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批示：“解决巴音布鲁克问题的紧迫性已经是火烧眉毛，应早定措施，早下决心。”
近年来，国家立项投资上亿元实施《巴音布鲁克草原生态治理与恢复》工程。从2006年开始，巴州加大整治力度，核定载畜量，限定放牧时间，上山羊群实行“通行证”，成功减畜35.49万只绵羊单位，初步缓解了草场超载的现象。
同时，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巴州实施“人畜下山来，绿色留高原”生态移民工程，州、县多渠道筹资上千万元，在平原农区兴建了120套抗震安居房，将山上特困户搬下山来集中安置。
为能使移民“搬得出、住得下、能致富”，巴州实施探索“生态保护和扶贫开发并举”的移民模式，并取得显著成效。一年多来，由于各项措施的落实，加上去年春天的降雨量较多，巴音布鲁克草原生态开始转化，部分草场牧草平均长高10厘米。
据了解，在这项工程计划用3年时间，要从山上生态移民1400户，6738人到农区，减畜139万只绵羊单位。
为了生态，上万名牧民走下山
遍地牛羊，曾是牧民的期望，而真的遍地牛羊了，幸福就成了灾难。
利杰望着眼前的沙丘发呆，在他的记忆中，这里曾是青草过膝、满目苍绿的地方，仅几年时间，这里不但寸草不生，居然还出现了这道随风移动的沙丘。他不禁想起一首常常吟唱的牧歌“草原上的风啊，轻轻摇荡，遍地牛羊让牧民的心儿舒畅。”
利杰已经年过半百，他的父辈、祖辈都在这片水草丰美的草原上放过牧，他自小就生活在马背上，摇动鞭儿，驱赶羊群，挥动套马杆，追逐着未曾驯服的烈马，或是坐在蒙古包中，饮一碗沁人心脾的奶茶；或是仰卧在如毯的绿草上，望着蓝天，放开喉咙，唱一曲凄婉的长调。
然而，这一切仿佛在一夜之间都变了样。草枯了，土裸露出来，风一吹过，尘土随风飘散，天不再湛蓝，溪流不再湍急，草原在变瘦，在慢慢消失。
32岁的哈谢还在怀念几年前的日子，蒙古包周围的草长得茂盛，100多只羊只需在自家的蒙古包附近放放就能吃个大饱，而如今，要想让100多只羊吃饱，得赶着羊群走十几公里。
今年86岁的和静县原畜牧局长甫尔升回忆，从前的巴音布鲁克，真是“风吹草低见牛羊”，每到6月牛马走进去，只能看到脊背，而现在的6月，20厘米高的草都已鲜见了。
和静县县长才仁拉去甫在他的办公室打开多媒体播放器，大屏幕上立刻投影出巴音布鲁克草原的卫星遥感图。随着光标的移动，可以清晰地看到被分为大尤尔都斯和小尤尔都斯两大牧区的巴音布鲁克草原，已经出现了点点黄斑，而小尤尔都斯刚被大片的黄色覆盖。
“这就是黄沙。”才仁县长指着大片的黄色解释说。
“除了气候的影响，过度放牧是草原严重退化的重要原因。”才仁县长说，到小尤尔都斯亲眼看到的情形，比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和静县与15个县市相邻。这些县市以及各系统各单位分布在巴音布鲁克草原的四周，这些地方的牧民也都把牛羊赶到山上来放。最多时，山上有253.08万只羊，而这里的理论载畜量为113.66万只。
才仁县长曾把这些周边的负责人召在一起，试图说服他们减少上山的羊群。但会议在一片争吵中结束。“山下养一只羊成本60元以上，而在山上只需要不到30元，利益的驱使使得牛羊往山上走。”才仁体会到，以一县之力无法控制山上牛羊的数量。
减畜迫在眉睫。巴州党委和政府提出了治理的对策。来自不同层次的压力迅速转化成治理的动力，一系列构想先后出台。
轮牧、休牧、禁牧，让疲惫的草原得以休养生息。每家每户、每个单位、每个乡镇都限定了牲畜的数量，进山的路上设了好几道卡，上山的牲畜，必须有身份牌，没有身份牌的一律不得上山。
控制牲畜的数量，人多牲少，势必会影响到一些牧民的生活质量。牧民们没了羊，靠什么生活？山上生活着3906户14310名牧民，其中贫困户1395户4138人。2005年山上牧民人均纯收入1791元。
羊随人走，要想真正落实减畜，退牧还草，前提是减人，减少牧民对草原的依赖，而减人的办法只能是移民——让部分牧民从3000米的草原下山定居，种地或是从事其他劳动，缓解山上的压力，以生态移民为契机，帮助牧民提高生活水平。
3000米的高度，其路程并不太长，但对这些祖祖辈辈以放牧为生的牧民来说，这条路也许非常漫长、艰辛。下山，意味着放弃，也意味着得到；下山，是一种牺牲，也是一种重生。
3年间，上万名牧民将携着他们的家当，走下山，来到一个令他们陌生的地方，开始他们并不熟悉的生活。
蒙古人种地，那还是蒙古人吗？
34岁的苏开，看上去要比他的实际年龄大很多，脸庞被紫外线晒得黝黑，眼神让人感到一种忧虑。
“我除了放牧，什么都不会。”苏开也知道山下看病方便，挣钱的机会多。可他也知道，干什么都需要手艺，可自己除了放牧，会什么手艺呢？
2006年9月，苏开同1355名牧民下山，被政府集中安排定居在农区的一个村子——察汗乌苏村。
这里曾是一个农场。平坦宽阔的土地上，一砖到顶的新房排列得整整齐齐，每间新房都有50平方米，都通了上下水和电，每户房前还有菜地、厕所。乡里的干部说，每间房子政府投入3万多元，每家的电视也是政府给配的。每户按人头每人还划拨了7亩地。为此，州、县每年自筹资金上千万元，政府期望牧民兄弟早点过上富裕日子的心情很急迫。
但急迫的良好愿望在现实中一次次跌落。从马背上下来，放下牧鞭的牧民们对政府给他们的一切心存感激地接纳，但对于他们陌生的生活方式，却矛盾地捧在手中。
“下山种地，那还是蒙古人吗？”和苏开有一样想法的牧民有很多。山上多悠闲啊，骑着马漫山转，累了下马躺在绿草上，望着蓝天想那些美妙的事，虽然生活苦点，但没有压力啊。
在他们的记忆中，自己的祖祖辈辈都在这片草原上以牧为生，离开这个草原，放弃牛羊牧歌，怎么向祖先交待？
这样大规模的移民，山上山下的很多人都表示出不同的担扰。
才仁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作为一个蒙古人的后代，做为一县之长，他背负着造福一方，让乡亲父老过上好日子的重任。
刘进喜也感到从未有过的压力，身为巴州党委副书记、主抓新农区建设及生态移民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他心里非常明白，要改变巴音布鲁克的面貌，使广大牧民脱贫致富，绝不仅仅是从山上搬下一些牧民那么简单，这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工作。
刘进喜说，这需要我们做好充足的准备，做细致的工作，不然就会出现好心办坏事的结果。
刘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在上世纪90年代曾有过一次移民，但因财力不足、配套措施跟不上，200多户下山的牧民，在山下呆了些日子后，又先后重返山上。
“每天上工都吹号，大家集体出工，挣来的钱大家分。”包海是第二次下山了，他时不时地回忆起十年前第一次下山的情景。
“第一次住进砖房，一拧开关，水就哗哗地流了出来。”包海和一同下山的牧民对眼前的一切都感到新奇。
镇上干部给派了活儿，包海在镇上帮别人收辣子，一天下来就挣了30元。那一晚包海兴奋得睡不着，他掰着手指盘算着，一天30元，一个月就是900元，两个月可就是山上放一年羊的收入啊。他打算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好好干，不就是出点力气嘛。
可没过几天，他的梦就落空了。辣子收完了，棉花也收完了，这些力气活儿没有了。盖房他不会，种田他不懂，做小买卖又没资金，包海和多数牧民傻了眼。
没了可以出力气的活儿，包海只好窝在新家里，他不知道去哪里找活儿，周围的一切都令他感到陌生。
200多户下山的牧民多数和包海一样，新奇慢慢淡去，焦虑和困扰弥漫了他们的生活。没多久，他们就拾起不多的家当，告别那红色的砖房，向山上走去。
“这是一次不成功的移民。”刘进喜坦言，“搬得出、住得下、能致富”才算成功，“移民式扶贫是帮助牧民最终脱贫致富的根本之策，也是把绿色留在高原的一个重要环节。”
2006年开始的新一轮移民，被定位在“生态保护和扶贫开发并举”，以期实现“山上牧区生机孕育，山下新农村面貌初显”的目标。
而这需要将输血型移民向造血型移民转移。一方面，由县政府出面联系，让牧民与农场或企业签订劳务输出合同，免费提供生产工具；另一方面，调派农业种植能手，手把手教牧民种植。
“棉花可以做什么？可以吃吗？”哈谢第一次见到棉花，好奇地问。教他们拾棉花的人拉着他的衣服笑道：“你的衣服就是用这个做出来的。”哈谢将信将疑。
从那以后，哈谢和棉花打起了交道，乡里专门派人教牧民怎么种棉花，哈谢认真听细心学。去年他把政府分给他家的21亩地都种上了棉花，年底一算挣了4000多元，这可是他们一家在山上两年的收入啊。
“谁说蒙古人不会种地？”他乐呵呵地对身边的人说。21亩地他感觉不过瘾，今年他又从别人手里包了40多亩地，都种上了棉花。
“蒙古人也会种田，为了巴音布鲁克草原永远美丽，为了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我们这些蒙古人愿意种田……”哈谢说这话时，眼睛望着他那片棉田。
“放下牧鞭拿起从没摸过的铁铣，那实在是一种勇敢的放弃和牺牲。”巴州党委书记张博说。
真正要转变的是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
“我长这么大，头一次穿短袖衬衣。
”乌拉格图拽着身上淡蓝色的T恤笑着说。山上气温低，他从没有机会穿短袖衣服。
“最不适应就是气温。”山上全年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而山下夏季气温高达30摄氏度。这让乌拉格图和一同下山的牧民极为不适应。他第一次在山下被蚊子叮咬，看着手臂上的肿包，不知是什么原故。
山上天天喝奶茶，山下偶尔喝喝；肉也吃得少了，身上少了力气；没马骑了，出门都要走路。
但让他们不适的还不仅仅这些。
“把这片地里的辣椒摘了，给你30元。”乌拉格图头一次给雇主干活，一听能给这么多钱，老实淳朴的乌拉格图二话没说就下地了。
“这辈子也没弯过这么久的腰。”但一想到一天就能挣30元，乌拉格图用手撑着腰、咬牙坚持着。
“这是你一天的工钱。”雇主把两张十元票子递过来。“老板，不是说好30元吗？”乌拉格图怯声问。
“我什么时候说了，你听错了吧，不想要算了。”雇主一副不奈烦。乌拉格图只好接过这20元，揣在兜里，扶着腰回家了。
“以后干活要先签合同。”副乡长阿木西告诉乌拉格图。通过这件事，乡里组织牧民们培训相关法律知识。慢慢地乌拉格图和身边的牧民们知道了什么是合同，怎么签合同。
“这张纸的作用这么大？”从这以后，乌拉格图每次出去干活，都要和雇主先签个合同。不按合同上签的价钱付钱，就找地方讲理。不签，我就不干，反正想找零工的雇主多的是。
乡干部说，这叫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乌拉格图虽没有完全懂那些词的意思，但他知道这可能和自己做的事有关。
山上和山下有许多不同。而看病更是件头疼事，山上虽然有卫生所，但一旦得个大病，夏天要包个车，就得近千元，而到了冬季要想下山就更难了。
特尔巴特来到山下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乡里，花2．5元找了个澡堂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
在山上洗澡是很奢侈的事。“山上太冷了，洗澡很容易感冒。”特尔巴特一年当中洗两三次澡，夏天多是用湿毛巾擦擦，而到了冬天，零下40多摄氏度的气温，人在蒙古包里凑着火炉取暖，前面身子是暖的，后背还是冰凉。
特尔巴特下山第一个月全家就挣了800多元，他带着老婆孩子去了趟县城，进了一回县城的澡堂。而后三口人干干净净地逛集市。
老婆在一条裙子前停住了脚，拿在手里看个不停。山上冷，女人很少穿这么薄这么花俏的裙子。“多少钱？”特尔巴特问摊贩。
“85元”摊贩要价。特尔巴特咬了咬牙二话没说就付了钱。
回到家，老婆穿上裙子在房子里转了一圈又一圈，舍不得脱下来。这是老婆这么大头一次穿裙子，特尔巴特在一旁开心地欣赏。
“这裙子最多30元。你没还价？”乡干部的话让特尔巴特乐不起来了，买东西还能还价？多付的50元，可是他近两天的收入啊。
讨价还价。特尔巴特记住了这4个字，并把它们用到了买东西以外的其他方面。
“30元一天，外加一顿炒面。”雇主找上门来。“40！午饭要拌面！”特尔巴特学着讨价还价。
特尔巴特的账算得越来越精了。政府给他家分了20多亩地，别人家种这种那，自家种点儿什么？
他开始四处打听，找当地农民请教。种一亩棉花，能收入200元，种一亩玉米可以收入350元，可要是种辣椒卖得好的话可以挣500元。
特尔巴特的做法得到了乡干部肯定，说他有了“市场意识”，特尔巴特不理解什么是“市场意识”，但他自己感觉，这些东西都是在山上所没接触过的。
下山的牧民们慢慢学会了被乡干部说成这意识那意识的事，也渐渐习惯了用这些“意识”和外面的世界打交道。
刚下山时，一些牧民因为不适应山下的生产和生活节奏，政府给了房子，每月还补助15公斤面粉、10公斤大米，有吃有住。“这日子比我们在山上的日子好多了。”一些在山上过惯了穷日子的牧民，面对政府给的一切很是知足，有一些人不愿意出去打工种地，天天呆在家中享受着。干部们把这种人称之为：靠在政府身上的人。
“输血只能救一时，而不能救一生，要让牧民们真正能住得稳，必须让他们自己动起来，实现自我造血。”才仁县长称，不能让这次生态移民再走以前不成功的老路。
“山下不像山上那样悠闲，一天不出去干活儿，你就没钱挣。”看着别人家几百元几百元地往家拿，一会儿买个手机，一会儿又添个冰箱，“棉花是白的，可眼睛是红的”，没人愿意被人瞧不起。
那些“躺在政府身上的人”躺不住了。拿起铁铣下地学种地，主动出去找活儿干，并私下里开始和周围的人较起了劲儿，看看谁家能干，瞧瞧哪户更富？
竞争悄悄在牧民中展开。那种在山上独家放牧，户户少有往来，闲悠自在的日子不见了。牧民惊喜地发现，生活在压力中变得越来越好了，日子在竞争中变得越来越有意思了。
从牧民向农民的转变
利杰一家是2006年9月第一批下山的牧民之一，他家在上山是有名的贫困户，自家没有羊群，要靠给别人放牧生活。
“钱是什么样都快忘了。”利杰说，工钱是折成羊羔的，如果风调雨顺，一年下来有四五只羊的收成；遇到灾年，不但要承担冻、饿、病、狼吃掉羊的损失，说不定连一只羊羔也得不到。
像利杰这样贫困的牧民，在山上还有很多。
下山那天，留在山上的牧民列队欢送。一辆面包拉着30多个下山的牧民，另一辆卡车拉着他们所有人的家当。
“十几家的所有家当都没拉满一车。”利杰一提到当时的情景就有些伤感。自己50多岁了，可一家除了几双被褥和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外，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带下山的。
这次下山，利杰是头一个报名的。除了响应政府号召，为了草原，为了生态，他还有个心愿，那就是为了女儿。
女儿乌云格今年18岁，在山上阿拉沟乡上完了中学，她对山下的生活一直充满着好奇和向往。
“我们为什么不下山生活，为什么要守在这里过这个穷日子？”女儿经常这样问利杰。面对女儿的质问，利杰不知该怎么回答。头几年政府组织第一次移民时，他就很犹豫，山下是个陌生的世界，是个富裕的地方，但那个世界、那个地方、那种生活属于自己吗？
“我想下山，去山下打工。”有一天女儿轻声对家里人说。利杰猛然意识到，山下的生活也许不属于自己，但属于女儿，因为那是女儿向往的。
和老婆商量后，利杰决定下山。
年轻人渴望美好生活的愿望更急迫，他们更急切地期盼与现代文明相拥。年轻的牧民成为下山人群中的一大亮点。
蒙克那森今年28岁，去年刚刚结婚，他和其他很多下山的牧民不同，在山上属于富裕户。
他家有100只羊，还有些牛，一年下来能有两万多元的收入，他在山上也是令人羡慕的人。
蒙克那森家世代居住在巴音布鲁克草原，兄弟姐妹8个，父母快80岁了，孩子要结婚，父母就给一个蒙古包，其它什么也没有了。随着限牧、禁牧，大家族能上山的羊只有400多只。
有一天老父亲把几个孩子叫到一起，“草场不够了，400多只羊吃不饱，都待在山上不行，还是下山种地吧。”
蒙克那森把家里的100只羊交给了其他兄妹，带着媳妇下山了。
2006年，他给别人种了200亩棉花，挣了点儿辛苦钱。但他说，自己懂了点种地的知识。
去年，他自己种了10亩玉米，秋天收了7000多公斤，自己出去找来了买家，按每公斤1．1元的价格卖出，除去费用，挣了4000多元。他在定居点开了个小商店卖点烟茶、小食品，还代收移动话费，让媳妇看着，一年下来也挣了4000多元。
今年，他把自家的地包了出去，自己跑出去到附近的村揽一些搬运木头的活儿，而后组织20多个人去干，当起了包工头。他说，这一年下来得有5000多元的收入。政府配的电视送给了山上的家人，自己又花了1850元买了个29寸的TCL。腰间挂上了诺基亚手机。
蒙克那森参加了政府组织的技能培训，学了汽车驾驶，他计划着能贷到款，买一辆卡车，在家闲时到和静县城或是州府库尔勒市跑运输。
“驾车跑在高速公路上，那感觉比在草原上扬鞭催马更过瘾，更有成就感。”蒙克那森的神情就如同已经在路上奔驰了一般。
“虽然现在的收入比不上山上多，也很辛苦，但我想，以后的日子肯定要比在山上好。”蒙克那森话里透着自信。今年山上的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到他这里看了后，也动了下山的念头。
山上越来越多的牧民想下山了，而下山牧民的孩子们更愿意进城打工、见世面。
星期六，在县城一家酒店当保安的巴音达拉，骑着摩托回到家里，19岁的巴音达拉身穿小背心，前胸后背都缀上了NBA的图案，牛仔裤、旅游鞋，耳朵上挂着LEE牌的MP3，随着音乐的节奏摇动着身子，神情专注，如在迪厅。乍一望去，没有人会把眼前的巴音达拉和牧民联系在一起。
利杰的女儿乌云格这天也回了家，她在离定居点90多公里的库尔勒市一家星级酒店当前厅服务员，每隔四五周才能回家一次，除了工作忙以外，她想在那里抓紧时间多学点东西。
她提着从城里买回来的东西，脚上依然是在城里穿着的凉拖，一双染着红指甲的脚在乡间的土路上轻快地走着。
2008年5月30日，和静县察汗乌苏村举行这个村的首届村民委员会选举。很多人手里拿着选票，小心翼翼地投进选票箱。有人在唱票，有人在墙上黑板上划着“正“字”，人们或围坐在黑板旁数着那上名子后面“正”的多少，或在院内三五成群的闲聊着。
也许他们中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从今天起他们的身份将发生历史性变化，由牧民向农民的转变。
这种身份之变，不是简单地称呼之变，这其中包含着放弃、牺牲，也喻示着重生和希望。张博书记说：我们在享受大草原的丰茂秀美时，不要忘记这些牧民们。我们应向这些离开家乡的移民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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