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现已留存不多的古城，肇始于13世纪横跨欧亚大陆之蒙古帝国的大汗忽必烈，为其东部子国元王朝营造的都城——元大都。这个城市经过统一的规划从平地上建起，被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称赞为“世人布置之良，诚无逾于此者”。

元大都的设计，遵循了中国战国时代（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广为流传的城市建设经典《周礼•考工记》提出的原则。皇宫坐北朝南，位于城市之中；皇宫之前为朝见皇帝的场所，皇宫之后为商贾云集之地；皇宫的左侧安排皇帝祭祀祖先的太庙，皇宫的右侧安排皇帝祭祀社稷的神坛；整个城市以方型的城墙环绕。

都城的选址以一片天然湖泊为基点，在湖泊的东岸南北划出一条城市中轴线，依次排列包括皇宫在内的城市标志性建筑，以东西对称的布局进行建设；开凿运河与湖泊相连，经过城区通往中国富饶的南方，使这个紧临草原的北方城市，保持着充足的粮食供应。

城市的街道以方格网公布，11个城门向城市内部通出东西向或南北向的大街，切割出一个个方型的街坊，街坊之内又以东西向的小路（胡同）横贯。胡同南北相隔70余米一条，供居住之用；胡同两侧的南北向街道相隔六七百米一条，供商业之用。胡同内的土地被分成一块块方形用地，供居民建造四合院住宅，各种寺庙分布其间，它们是社区的精神象征和居民交流的场所。

这样的街巷安排与以往中国的城市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唐代（公元618年——907年）盛极一时的国际大都市长安，虽也是以方格网道路布局，但每个街坊均以坊墙围合，步入城市看到的是一堵堵坊墙，商业只允许在城市东西两个同样以坊墙围合的市场内进行，整个城市沿街不许设商肆。唐代之后宋代，对城市进行了改造，拆除了坊墙，允许沿街兴办商业。宋代之后的元代，则在中国历史上首次从平地上规划建设了一个没有坊墙的都城，它就是元大都。

元代之后的明代，对元大都进行了改建。公元15世纪拆除重建了皇宫，将北城墙南移，16世纪又扩建南城，增设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四个皇帝祭拜天地日月的神坛，分列城市的南北东西，环绕皇宫，以显示皇帝的天子之尊；城市的中轴线被延长至7.8公里，元大都的街巷胡同得以沿用。这样的城市面貌持续到20世纪中叶，一直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登上位于北京古城中部的景山俯瞰全城，可以清晰地看见北京古城之内的四合院民居青砖灰瓦，绿枝出墙，连成一片绿海；城市中央的南北中轴线，纵贯正阳门、天安门、紫禁城、鼓楼、钟楼等大型建筑，以金、红二色为主调，与绿荫之下灰色的四合院，构成强烈的视觉反差，给予人极具震撼的审美感受。

中国建筑学家梁思成在1943年完成的《中国建筑史》中，称赞北京是“世界现存中古时代都市之最伟大者”。可7年之后，因为这个城市，他成了一名悲剧人物——他和另一位中国学者陈占祥，向政府提出了一个完整保护北京古城的计划，建议将新的建设放在古城之外进行，这遭到了拒绝。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北京制定了一个改造古城的城市规划。从此，一个著名的东方古都开始从地球上消逝。

作为一名在北京工作的记者，我用了十年时间完成《城记》一书，试图还原北京古城消逝的历史。我着手这个计划的起因，是在1991年我突然得知，在我已生活了4年的北京，著名的二环路是1960年代末拆除北京古城墙修建起来的。在这之前，我和这个城市大多数的新移民一样，对此一无所知。于是，我决心把拆城墙的事情调查清楚，范围越来越广，涉及整个古城的改建史。我先后采访了50多位当事人，查阅了大量档案史料，于2001年完成书稿，2003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印刷出版。

《城记》在中国引起很大的反响，许多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学者也颇为关注。对此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威尼斯要是哪一天从地球上消失了，全世界都会震惊，北京也不例外。

方圆62．5平方公里的北京古城，仅占目前北京市1085平方公里规划市区面积的5．76%，目前它保留较完整的历史风貌空间，包括公园和水面在内，已不足15平方公里。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对北京古城的拆除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发生在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第二个阶段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后。在第一个阶段主要拆除了近40公里长的北京城墙、几乎所有的街道牌楼和一些重要的文物建筑，在第二个阶段则成片大规模拆除了由胡同、四合院组成的历史街区。

1978年之前的拆除活动，更多的是出自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1953年北京市出台《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认为北京古城“反映了封建时代低下的生产力和封建的社会制度的局限性。它是在阶级对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当初建设的方针完全是服务于封建统治者的意旨的。它的重要建筑物是皇宫和寺庙，而以皇宫为中心，外边加上一层层的城墙，这充分表现了封建帝王惟我独尊和维护封建统治、防御农民‘造反’的思想”。

1978年之后的拆除活动，则是政府面对古城房屋年久失修、人口拥挤的状况，发动大规模房地产开发予以拆除重建，最终演变为追逐暴利的商业行动。这样的拆除活动，通常被正面肯定为将北京建设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举措。

《城记》从当前对北京古城的改造入手，以近50多年来北京建设史中的历次论争为主线展开叙述，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重点，试图廓清北京城市规划的形成过程，以及拆除城墙等古建筑的情况，涉及“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批判复古主义”、“整风鸣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历史时期。

这本书讲述了一台由政治家、规划师、建筑师充任主角的城市戏剧，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揭示了两次对北京古城大规模拆除的因果关系——正是1950年代形成的在老城之上建新城的城市规划被奉行至今，导致城市的行政、商业、交通等主要功能持续拥挤在空间有限的古城之中，终在改革开放之后，引来如洪水猛兽般的房地产资本，完成对古城的致命一击。

虽然北京市已于2004年修编了新的城市总体规划，力图将新城与老城分开建设，但在实际工作中，这并未得到有效执行。北京古城内的推土机，在短见与资本的驱使之下，今天仍保持着巨大动力。

一个优美、宜居，有着动人传说和伟大建筑遗产的东方古都，被重建为由立交桥、高速路和摩天楼拼凑而成的乏味都市，交通拥堵、大气污染等“城市病”相继而来，沉疴难愈，构成对北京在2008年能否成功举办奥运会的挑战。

作为一名热爱北京的市民，我不幸写出了《城记》一书。我的不幸是因为我是那么希望北京永远不会发生《城记》叙述的那些事情，永远不会有像《城记》这样的书。可是，这一切终还是发生了，且并未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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