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曾经的体改先行者
2009年08月02日 京华时报
2001年10月7日晚，在沈阳五里河体育场，随着于根伟的一脚扫射，中国队1球小胜阿曼，提前两轮取得韩日世界杯入场券。中国队终于圆了一个长达44年的梦。然而，冲击世界杯的成功只给球迷带来了短暂的欢乐。 图/CFP
十年甲A，五年中超，四次冲击世界杯，三次铩羽而归。15年间，这些数字在亿万中国球迷心头划下了深深的刻痕。
1994年，中国足球拉开了职业化改革大幕，开始了一次艰难的转身。苍白的战绩不应抹杀这场变革的功效。在那些真正爱足球的人眼中，中国足球如同一列开往春天的地铁，虽然尚在黑暗中徘徊摸索，但只要沿着改革的轨道，黎明在前方，春天在前方。
职业伊始
1978年，日后被誉为“中超教父”的郎效农从宁夏足球队退役，那一年他31岁。在那个改革刚起步的年代，他脱下了守门员手套，投身足球管理工作。
在宁夏体委工作数年后，1984年，他前往北京参加教练员培训班。在班上，他结识了一名新同学，名叫徐根宝。彼时，两人都未曾想到，未来他们会因职业联赛而扬名天下。
当时的中国，在各省市体委下属有体工队，体工队中包含足球队。每年各地的足球队集中进行赛会制比赛。辽宁队因连续10年夺冠，有了“十冠王”的美誉。然而，当时走入赛场的观众寥寥无几，足球并没有众多的拥趸。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总共3次冲击世界杯，均无功而返。1992年，徐根宝兵败吉隆坡，国人对足球的信心跌至冰点。也是在当年，中国足球改革迎来了著名的“红山口会议”。
此时，郎效农已从宁夏调到北京加入中国足协。他参加了这场被誉为中国足球“遵义会议”的会议。
“红山口会议”因在海淀区红山口召开而得名。会上，相关领导提出“把足球作为体育改革的突破口”。会议决定，把1994年甲级A组联赛作为联赛改革试点，把中国足球推向市场经济轨道。“红山口会议”确定了中国足球的职业改革方向，郎效农等人开始投入职业联赛的创建工作。
1993年，日本首届足球职业联赛开始。郎效农等人陪同时任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的王俊生前往日本考察。郎效农看了两场比赛，他记得赛场内人山人海，宛如节日。日本考察之旅，刺激了中国足球改革的神经。在参考日本联赛相关文件后，中国足协竞赛部完善了职业联赛的准备工作。
一年之后，1994年4月17日，四川成都体育中心，王俊生宣布，1994年万宝路全国足球甲级A组联赛开幕。走投无路的中国足球，自此走上了让许多人尚感陌生的职业化道路。
彼时，赛场内欢声如雷，王俊生一分半钟的开幕讲话被打断了两次。那场比赛中，十冠王辽宁队被当时并不著名的四川全兴队逼平。
通过电视转播，数十万人观看了这场比赛。比赛结束后，王俊生给袁伟民打电话报平安：“一切都很顺利，观众很热情，看台上密密麻麻，我们赢了。”
比赛中一个巧合值得玩味。这场甲A首场比赛执法的裁判是日后的“金哨”陆俊，而助理裁判则是此后因“黑哨”入狱的龚建平。
也正是从那一刻开始，甲A联赛开始了十年黑白混杂的江湖岁月。
甲A年代
郎效农已记不清他在甲A首年的行踪，能够回忆起来的只有一串串数字。1994年开始，连续3年，足球联赛的入场观众和市场收入屡创新高。 1995年，每场联赛的入场观众数平均达到2.2万人，1996年则增长为2.4万人。覆盖全国乃至亚洲的电视转播，让许多人变成了甲A联赛的忠诚球迷，他们开始品味职业足球的味道。
一切都在按照“红山口会议”之后设计的蓝图运行。郎效农说，中国足球的职业化体制，是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通过训练比赛等体育劳动创造出比赛产品，并以门票、电视转播、广告等多种方式实现价值，获得自我生存和发展。
“它不依靠国家的财政拨款，充满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竞争风险。”郎效农说，正是激烈的竞争，使得中国足球在改革初期呈现短暂繁荣。
那是一个黄金年代，充满着激情与戏剧性。一群夹着劣质公文包、模样酷似乡镇企业家的老总们，带着一群此前还在体工队食堂抢包子吃的穷小子们，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
1993年，郎效农的同窗徐根宝从国奥队下课后，回到阔别18年的上海滩，从此，甲A联赛成为他最重要的舞台。
在徐根宝帐下有一员虎将——日后成为上海城市英雄的范志毅。1994年的范志毅尚显稚嫩，当年年初，在昆明海埂基地内，他对着央视镜头腼腆地说，“大家给个面子，来给上海申花队加油”。数月之后，申花首轮比赛结束，范志毅等球员便每人分到了2800元奖金。一夜暴富让这些初尝职业化滋味的年轻人不知所措。
球员体会到幸福，球迷则享受着快乐。一个佐证反映了甲A首年球市的火爆，那一年，百余名四川球迷开始包飞机去上海看比赛。在娱乐生活尚属贫瘠的上世纪90年代中期，周末看球成为流行的休闲方式。
球迷回来了，钞票增多了，职业联赛带来的种种变化让足协惊喜，让媒体惊叹。圈内人士称，这些变化源自体制的转变。那是一种挣脱了计划体制束缚后展现出的特立独行的个性。
甲A首年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美国成功举办了世界杯。许多中国球迷看完比赛后意犹未尽，转而把热情倾注于国内联赛赛场。那时，人们希望通过职业化的4年锤炼，国足能脱胎换骨，冲进下届世界杯。
兵败金州
甲A大幕开启后的4年内，大连万达3次夺冠，成为联赛霸主；而十冠王辽宁队则在1995年降级。计划时代的王者与职业时代的新贵完成时代交接。
因为足球，大连名声大噪。时任大连市长的薄熙来，在接待上海客人时也不忘谈起大连万达与上海申花的连沪争霸。“足球城”成为大连最美的一张名片。
1995年，大连万达将主场设置在金州体育场，自此开创了50余场甲A不败的空前纪录，金州体育场成为足球福地。
1996年，中国足协确定金州体育场为中国国家队1997年十强赛的主场，希冀借这块福地来帮助中国队圆梦。
其实早在1996年甲A开赛之前，备战十强赛的气氛就已空前浓烈。海埂基地内，足协首次推出万米跑。这项并不完全符合足球运动规律的测试，成为众多球员的噩梦。
在反复的跑圈和紧张的联赛之后，当年9月，中国队踏上冲击世界杯的征程。随后，在金州主场，中国队与卡塔尔队的比赛成为一场关键比赛。如果中国队能取胜，则出线前景一片光明，反之则希望渺茫。
然而最后2比3的比分，让全场哑然。
一张名为“无泪”的照片凝固了那场比赛结束的瞬间——一名女球迷，扒着金州体育场的防护网向场内张望，而场内早已空无一人。
当时，郎效农在现场观战。比赛失败后，他立即预想到两个结果，一是总结这场失利并推动改革，另一个就是有人会利用这场比赛来否定职业化改革。
而在比赛当日，他来不及思索，便离开金州体育场返回城区。当夜传来的消息让他惊诧，在国足下榻的东方宾馆，数百球迷围住大门并烧纸送葬。此后媒体哗然，铺天盖地的批评指向足球改革。
“那时职业联赛只是一个3岁的孩子，不该因为国足失败就指责改革失败。”郎效农说，金州兵败成为足球改革从初期繁荣到步履维艰的转折点。此后，每逢国家队失利，舆论都会问责职业联赛，归咎于职业改革的失败。一些深化改革的建议，也因此被搁置。
金州折戟后的第三天，网友老榕写了一篇著名的帖子《大连金州没有眼泪》。两周后，《南方周末》全文转载。无数球迷被帖子感动。
金州的那滴眼泪，那般灼热，烫伤了无数球迷的心灵。
短暂欢乐
噩梦过后，生活还得继续。1997年冲击世界杯的失败影响了下一年的职业联赛。球市虽然底气尚存，但人们对联赛的要求不断提高，浮躁的气息开始笼罩甲A赛场。
1998年，郎效农担任足协竞赛部主任，负责联赛管理工作。在那一年的足球记忆中，下课声取代了加油声，成为赛场的主旋律。众多俱乐部过于重视比赛的结果，而忽略了长远建设，换帅成为当年的流行词。
1998年春天，徐根宝成为大连万达的新任主帅。当年大连万达提前5轮成为联赛冠军。然而在此后的足协杯决赛中，大连万达在点球决战负于辽宁天润。比赛结束后，因质疑裁判判罚，大连万达俱乐部董事长王健林冲入赛场，怒向裁判。
随后，王健林宣布大连万达永远退出足球圈。接受媒体采访时，他称裁判事件只是一个导火索，退出是对中国足球长久以来看法的爆发，“哀大莫过于心死”。
王健林之哀，源自联赛内频繁发生的假球与黑哨事件。央视回顾甲A的专题片中称，“1998年的职业赛场，假球黑哨近乎于失控”。当年赛场之内，报端之上，假球质疑声不绝于耳。
在这样的背景下，2000年4月，阎世铎成为中国足协的新任掌门。上任不久，他就开始了大手笔出牌，宣布“2001年联赛只升不降、2002年联赛只降不升”，开了联赛为国字号球队让步的先河。
在足协主导之下，此后的联赛被切割得支离破碎，联赛也失去了竞争力。评论家称，为了国家队牺牲联赛，给中国足球的乱局埋下伏笔，也成为改革潮流中的一次倒退。
2001年，中国国家队再次起航，冲击世界杯。当年8月，沈阳五里河体育场，神奇教练米卢身着火红的T恤带领着弟子们出场，他们面临的对手是阿联酋队。上半场结束时，中国队便以3比0领先。陌生的喜悦让球迷猝不及防，他们不知道应该如何表达情绪，于是便在场内唱起了《难忘今宵》。两个月后仍是五里河体育场，随着于根伟一锤定音，中国队提前出线，冲进世界杯。
那一天比赛结束后，五里河没有眼泪，只有笑容。老榕再次写了篇文章，名叫《五里河，五百里欢乐的河》。
郎效农把这次胜利归功于8年联赛的沉淀与积累。事实证明了他的论断，那一次十强赛中国队的关键人物，郝海东、范志毅、于根伟都曾是甲A联赛锤炼出的英雄。
冲击世界杯的成功给球迷带来了短暂的欢乐，但随后在韩日世界杯上的糟糕战绩，让人们不得不面对现实。
中超元年
就在国足传来出线喜讯之时，国内的甲B赛场却连续爆出假球丑闻。甲B联赛连续两场诡异的比分，让阎世铎震怒，说出“乱世需用重典”的经典语录。
然而，足协的重典似乎并未起到效果。2002年，裁判龚建平被捕；2003年，他以累计受贿37万元的罪名被判有期徒刑十年。“黑哨”尖锐的笛音刺穿国人耳膜。
彼时，因足球改革的停滞，职业联赛成为改革的“半成品”。各个俱乐部投入巨资打造的联赛体系，因缺乏有效约束力的游戏规则，联赛中种种恶习已成顽疾。
一切迹象表明，中国足球走入发展瓶颈，改革迫在眉睫。事实上，自2001年起，郎效农便开始担任中超联赛筹备办公室主任，负责筹建中超联赛。在郎效农等人的构想中，将要诞生的中超联赛要实施三项变革：体制变革、俱乐部建设公司制、建立和完善俱乐部梯队和建立中超联赛公司。
2003年，甲A走到第十个年头。十年的沧桑让中国足球体验到市场大潮的汹涌澎湃，也饱尝了转身变革之难。
2004年，中国足球超级联赛大幕拉开。然而随着比赛的进行，人们发觉甲A的弊病并未根除。媒体开始称，所谓中超只是“换汤不换药”。
郎效农不同意这种说法，但他认为提出这种说法情有可原，“除了中超、中甲、裁判、纪律等几个委员会略具表面的雏形之外，其他几乎什么都未予落实”，他认为中超本应是一个新的更高的平台，但因改革受阻而进步不大。
在郎效农看来，因改革不力久负骂名的中国足协其实并不自由，而是受制于相关行政机构。改革受阻的根本原因，在于相关机构以行政手段强制管理和干预已经社会化、市场化和职业化发展的足球运动。
这种行政手段干预的苦果，在中超元年彰显。当年10月2日，中超元年第14轮，因对主裁判罚不满，北京国安球员集体退场罢赛；此后大连实德也在比赛中罢赛，刚刚诞生的中超陷入乱局。
随后，大连实德等7家俱乐部联合起来，组成G7联盟，人称改革派。改革派咄咄逼人，一时间炮轰足协，连续提出“政企分开、管办分开”等关于中超联赛的改革意见，以“不答应条件就罢赛”相胁，并向国家体育总局致信要求改革。
改革派的集体起义缘于联赛中长期积累的矛盾的爆发，他们希望能按照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摆脱行政干预的阴影，为俱乐部获取更大的利益。郎效农所倡导的改革，是希望摆脱行政机构的束缚。而改革派的矛头，则直接指向足协。虽然方向不同，但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希望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使足球更为职业化。
“改革派”长达3个月的“百日维新”，在取得少量成就后，最终因时机和方式不成熟失败，7家俱乐部各奔东西。风波虽止，但中国足球也随之陷入沉寂。
足球之殇
2008年，中国足球走入职业化的第15个年头。
此时，中超城头王旗变换，中超冠军已几经易主。2008年冬天，从甲B杀回甲A并在中超搏杀多年的辽宁队再次降级，15年恍如一个轮回。
中超的变幻多姿未能吸引更多国人眼球，国足惨淡的战绩让更多人发出“珍爱生命，远离国足”的戏言。
2004年，阿里汉率国足冲击德国世界杯未果；2008年，杜伊和福拉多的组合执教也未能让国足拿到南非世界杯的入场券。
2005年，谢亚龙成为足协的新掌门。他所推行的国奥队战略，与阎世铎的豪赌世界杯如出一辙。在牺牲了联赛甚至国家队后，国奥队在北京奥运会上依然折戟沉沙，“谢亚龙下课”成为最流行的口号。
此时，沈阳绿岛门前的强赛纪念铜像已被拆除，五里河体育场也已在爆破中烟消云散，米卢带来的快乐足球早已不再快乐。职业联赛火种虽存，但火光微弱。
2007年，郎效农从足协退休，闲居在家。2008年岁末，网上流传称足球改革已失败，将回归旧体制，各地方体育局和足协收回职业俱乐部的所有权。郎效农对此勃然大怒，他称“退回旧体制，只能把中国足球引入历史的死胡同”。
他认为足球改革走到今天，症结在于管理机构固执地坚持以行政意识、政绩功利和强制手段对已市场化的足球实施行政管理。“中国足球也好，中超联赛也好，确实存在着许多问题，但这些都是在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只能也必须通过不断深化改革的办法来解决。”这位为足球奉献了一生的老人说。
本报记者 王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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