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镇江人。幼时学习钢琴，1950年考入育才学校音乐组，后转入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直升本科指挥系，师从杨嘉仁教授学习乐队指挥。1961年任北京中央芭蕾舞团乐队指挥，排演过《吉赛尔》、《泪泉》、《天鹅湖》、《巴黎圣母院》、《希尔薇娅》以及《鱼美人》、《红色娘子军》等舞剧作品。1978年任中央乐团客席指挥，并兼任北京舞蹈学院芭蕾舞团乐队艺术顾问与指挥。他的指挥细腻、严谨而富于戏剧感情色彩。

　　旋律化作时光和生命，化作苦难和欢乐，以至化作永不磨灭的记忆
　　
　　卞祖善：音乐缘
　　
　　文·本刊记者 傅若诗
　　
　　城南的一套单元房，面积不大，拥挤却不凌乱。一道门，遮挡城市的喧嚣嘈杂；一扇窗，迎来四季阳光。淡淡的兰香，幽幽的茶香，轻柔舒缓的《柔板》——他的最爱，在空气中弥漫，和谐顺畅，有如他指挥的芭蕾舞与交响乐。

　　静静地，他坐在室中，望着温婉的妻子，聪明的儿子，安静的女儿，浅浅地笑：“这是我的‘香兰静室’。”半个多世纪的酸甜苦辣被小屋包容，漫漫人生之旅，蓦然回首，同在的惟有音乐。

　　这位中央芭蕾舞团首席指挥，还担任着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交响乐爱好者学会副会长，中国电影音乐会特约理事，曾经指挥演出《吉赛尔》、《天鹅湖》、《泪泉》、《红色娘子军》、《鱼美人》等中外芭蕾舞剧。他是我国著名指挥家，却说：“音乐与我本无缘。”
　　
　　缘起
　　
　　天是冻结了的湖的冰蓝色，大半个月亮，如同冰破处的银闪闪的一汪水。不久，月亮就不见了，整个的天似乎全冻住了，还是淡淡的蓝色。

　　一个13岁的男孩，跪在天井里默默祈祷。他的面孔流露着与年龄不符的沉重与悲伤。香烟轻缭，丝丝缕缕，仿佛维系着父亲垂死的生命。

　　“爸爸，不要离开我!”

　　“慈父当年在我耳边吟唱的江苏民歌《摇篮曲》：‘瞌睡虫来了，来了……’50余载至今难忘。这些就是我童年生活中留下的一点点最珍贵的音乐印象。”卞祖善总是这样回忆他的父亲。

　　1936年，卞祖善出生在江苏镇江西门外一个城市贫民的家里。他的7个哥哥姐姐，因营养不良先后夭折了6个，只有一个哥哥活到今天。从一出生，卞祖善就被叫做“讨债鬼”，因为困顿不堪的父母担心无法养活他。在他五六岁时，母亲离家出走。自此，他与父亲相依为命。

　　如今，父亲身患重病卧床不起，单薄的卞祖善和哥哥抬着父亲去医院求治，却因没有钱被拒之门外……岁月刻在心底的是记忆的疤痕。
　　40年代末，这个瘦高的男孩怀着一丝生的希望，钻过火车站破旧生锈的铁丝网，爬上一列东去的混合列车，孤身一人流浪到上海。

　　人生之幸，人生之不幸，似乎早已注定。在上海凄苦无着之际，靠了一位老乡的帮助，他进了上海基督教难童教养院，有了一口饭吃，更有了音乐的慰藉。他唱赞美诗，他跟善良的女教师黄兰玉学弹钢琴。音乐圣殿的大门朝着他打开，他开始在跳跃的五线谱上憧憬未来……

　　是育才学校音乐组主任陈贻鑫老师为他的梦构筑了坚实的基石。

　　1950年夏，孤儿院被解散，卞祖善报考了能提供食宿的育才学校(后为上海音乐学院附中)。

　　卞祖善只有一件褂子，还是父亲在世时缝的，已经穿了又洗，破了就补许多年。这天早晨考声乐，他穿着它去了。

　　考场上有许多人，看着大家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样子，卞祖善不免有些自惭形秽，原本紧张的心越发慌乱了。主考官让他唱一支歌。“唱什么呢?”卞祖善心想，“在孤儿院学的是赞美诗，而现在是新社会呀!对了，唱《东方红》。”本来就不太会唱加上心慌，一曲《东方红》他只唱了头一句，尾一句，便不知该唱什么了。考场上有人窃笑，有人皱眉头。卞祖善站在中央，垂下头，摆弄着衣角，窘迫得直想哭。主考官陈贻鑫也是孤儿出身，他同情面前这个有些傻气的孩子，他知道自己的一句话可能会决定这个孩子一生的命运。“你的发音还是准的，只是太紧张，以后在育才学习时，一定要把歌词记牢。”就这样，他考入了育才学校。
　　
　　踏缘
　　
　　育才学校当时的音乐欣赏课，就是每周六上午同学们结伴去上海兰心艺术剧院，听上海交响乐团星期音乐会的彩排。于是，《再会交响曲》、《命运交响曲》、《悲怆交响曲》等古典交响乐从此给卞祖善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黄贻钧的指挥，陆洪恩的定音鼓，陈传熙的英国管独奏令他如痴如醉。

　　50年代初，听唱片欣赏交响乐几乎近于奢侈。同班同学江明淳家中收藏了不少78转唱片，还有一台电唱机。“我在他家里接触了不少古典交响乐和一些近现代管弦乐作品。有一次他给我介绍阿隆·阿甫夏洛穆夫的钢琴协奏曲，并且在钢琴上演奏(像琵琶弹拨)中国风格的主题，使我不胜惊讶。后来我才知道他是阿氏的入室弟子，他在钢琴、作曲和视唱练耳等方面才华出众。在我学习音乐的过程中，他曾给予我许多帮助。”

　　育才学校转为上海音乐学院附中之后，卞祖善对音乐名作欣赏的热情与日俱增。本科设有唱片欣赏室，他经常找大学部的师兄们蹭着听。“我至今忘不了初听米雅斯科夫斯基第27交响曲和普罗科菲耶夫第七交响曲为之振奋、激动的印象；忘不了负责人组织作曲系同学集体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肖斯塔科维奇第十交响曲的情景。”那时一台不起眼的电子管无线电收音机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全在于肖氏交响曲的艺术魅力。

　　1956年，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同时建立指挥系。酷爱交响乐的卞祖善成为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乐队指挥专业的第一批本科生。

　　入指挥系学习之后，卞祖善可以享受从唱片室借用唱片的待遇了。而此时的他，对音乐名作的欣赏已到了如饥似渴、废寝忘食的程度。每逢寒暑假，他便有计划地听一些大部头的作品，特别是整部歌剧。如《伊凡·苏萨宁》、《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卡门》、《茶花女》等。为了深入理解歌剧音乐作品，他先做些案头工作，如读原著的中译本或歌剧台本，以了解创作背景和剧情，自弹自唱读总谱，以对音乐的主题和全剧的结构有一个基本的掌握，大有当年孔子“听韶乐三月不知肉味”的那种美滋滋的心态。

　　1957年的一天晚上，前苏联音乐家代表团访问上海，团长维诺格拉多夫向与会者介绍了肖斯塔科维奇的第11交响曲。散会后，卞祖善从淮海中路徒步返回漕河泾校舍。一路上独自一人兴奋不已，第11交响曲的激昂音调在他脑海中盘旋、跳动。本科五年，卞祖善逐步形成并自我完善了一套音乐欣赏选择法。

　　勤学苦练的卞祖善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成为新中国音乐学院指挥系培养出来的第一批乐队指挥。
　　
　　缘落
　　
　　1961年秋，舞台上正在上演古典芭蕾名剧《吉赛尔》。身穿白色长纱裙的幽灵们流水般地浮动着，吉赛尔幽魂在鬼王魔杖的命令下优美地起舞。这是卞祖善毕业后首次站在乐池中指挥乐队。

　　他非常喜爱这部富于诗意的作品，但当时既无正式出版的《吉赛尔》总谱，也没有复印设备。最后得到的“总谱”是一页页翻拍放大出来的七大本相册，翻阅起来非常不方便。于是，他凭借超人的记忆力背谱指挥全剧。这个习惯，他一直保留到今天。

　　首次演出获得成功，卞祖善受到极大的鼓舞。1962年，他又成功地指挥了舞剧《泪泉》在我国的首演。正当他在艺术领域尽情耕耘、尽情构筑梦想时，“文革”不仅剥夺了他的政治生命，还剥夺了他的艺术生命。从1968年被隔离，到他的案件被宣布为冤假错案，长达10年之久。

　　他说：“在那严峻的日子里，我失去了很多，但我仍然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同情和支持。一位和我萍水相逢的大夫吴文斌对我说：‘我不相信你是反革命。我们家随时欢迎你来作客，欢迎你来弹钢琴，听音乐……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重返指挥台的!’我当时只有一个信念，活下去。活下去就是胜利。”

　　初夏北京，清晨依旧清爽。西单，已经有不少行人了。远远走来一辆粪车，一人在前面用力拉，另一人在后面踮着脚尖推，尽管是在这样凉爽的早晨，前面的那个人还是挥汗如雨，不时地用套着巨大橡皮手套的胳膊“抡”去脸上的汗水。粪车发出的“吱吱”声，引得路人频频侧目。他们可曾知道，这双“抡”去汗水的手臂曾经指挥过多少场中外名剧?这双踮着的脚尖曾经属于《天鹅湖》中英俊的王子?

　　众目睽睽下，他们神态自若，认真地做着那时他们该做的一切。暗地里他们用眼神、用会意的笑容欣赏着《天鹅湖》的乐章，设计着《吉赛尔》的退场，策划着日后的合作。因此，当时他们不觉得是苦难，因为有音乐作伴。或许他们不会想到，数年后，在首都舞台上，上演了一出他们共同合作的芭蕾舞剧。

　　一天劳累之后，躺在床上，是卞祖善最惬意的时刻。他睁着眼睛，盯着屋顶，脸部表情一会儿严肃，一会儿激动，一会儿眉头紧锁，一会儿欢快舒畅……他正在指挥交响乐呢!背得稔熟的贝多芬《第5交响曲》、肖斯塔科维奇《第11交响乐》……在卞祖善的大脑里一遍遍地奔流而过。在干校，他不知这样“指挥”了多少场音乐会。
　　
　　缘续
　　
　　旋律化作时光和生命，化作童年和往事、苦难和欢乐，以至永不磨灭的记忆。“文革”结束了，那支久违的指挥棒重又握在卞祖善的手中。

　　1980年，法国总统德斯坦访华，中央芭蕾舞团演出了法国古典芭蕾舞剧《希尔薇娅》。卞祖善与演员紧密配合，鲜明地塑造了多情的希尔薇娅仙子，善良的牧羊人、阿蒙达，奸恶的黑神与仁慈的爱神，典雅优美的音乐旋律在舞者的脚尖间滑动，手臂上飞扬。演出受到德斯坦总统一行的热情赞扬。

　　或许苦难才是人生真正的财富。卞祖善的指挥艺术日臻完善成熟：严谨细腻，在忠于原作的基础上又不失个人风格，将自己内心的情感体验融入音乐的再创作中，使音符富于生命的感受，承载来自心灵深处的倾诉。华盛顿表演艺术协会的负责人考尔曼称赞卞祖善“艺术修养博大精深，手法洗练，节奏明朗，对音乐提出的要求明确，并且总能达到他预期的效果”。

　　他的大学时代指导教师杨嘉仁教授的话影响了他的一生：“成为半个演奏家，半个声乐家，半个作曲家，一个当然的音乐理论批评家和音乐社会活动家，才称得上是一名真正的指挥家。”

　　学生时代，他曾梦想成为一名像李斯特、拉赫玛尼诺夫那样的全才音乐家，即成为一名出色的钢琴家、作曲家和指挥家。但他的左手第四五指畸形，天生不能独立运动，成为钢琴家的美梦破灭了。 在作曲方面他也有过一些尝试，在音乐学院附中首届毕业生音乐会上，全班唱了两首毕业歌：一首是聂耳的作品，另一首则是他的创作。

　　“文革”之后，人们常说：把过去的损失夺回来。然而，时光不可能失而复得。惟有努力把握未来，并做时间的主人，才不致虚度年华。鲁迅那句“许多事要赶快做”成为他时时的鞭策。他指挥复演了舞剧《天鹅湖》、《鱼美人》、《红色娘子军》；指挥首演了《希尔薇娅》、《堂吉诃德》、《祝福》、《林黛玉》、《杨贵妃》、《罗密欧与朱丽叶》等十余部舞剧。此外，还录制了舞剧音乐《布衣女儿》、《菊豆》。这期间他在美国、英国、前苏联、瑞士及菲律宾等国的指挥演出活动也获得成功。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为海内外各种报刊杂志撰文，发表音乐评论，普及音乐知识。与此同时，他还深入到许多大、中院校和机关团体、科研单位，进行交响乐的普及工作。有一位大学生听了他的讲座后来信说：“即使是阳春白雪，只要有好的指导，也能被下里巴人所接受。”

　　据说，目前世界上没有一个交响乐团能够自负盈亏，都是依靠国家或企业财团的财力支持。而我们国家眼下没有更大的财力为严肃艺术“输血”，乐团要想生存和发展，只有寻求社会的支持。

　　1991年，卞祖善在《中华工商时报》上撰文，大声呼吁：“交响乐需要社会的支持。”他袒露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让乐队“出嫁”，走出由国家养活的旧框框，到市场上去找“婆家”。

　　他四处奔走，历尽苦辣酸甜，终于梦想成真。1993年6月，经卞祖善多方洽谈，深圳空港与中芭乐团“联姻”。

　　此举成为当时音乐界、新闻界议论的焦点，一时间，褒贬纷扬。对此，卞祖善很是坦然：“如果一个乐队长期不排练，不举办交响音乐会，水平必定下降。不管怎样，生存是第一位的。”

　　现在看来，这是严肃音乐走出困境、寻求生存的有效途径。

　　如今，中国的指挥事业、音乐事业正在与国际接轨。“这是个一日千里的时代，这是个人才辈出的时代，我要尽力当一个好的过渡。”

　　面对这个时代，卞祖善感到兴奋，感到眼前一片光明。他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如今我已年逾半百，我好像是20世纪中国现代乐坛上的“堂吉诃德”，对未来始终充满着梦想和希望。在经受种种艰难曲折之后，不论成败与得失，仍然会振作起精神，重新踏上征途，决心为自己热爱的音乐事业奉献出自己的一切。”○

　　迟来的婚礼

　　卞祖善39岁结婚，时值“文革”之际，头上戴着“现行反革命”帽子的他，哪还敢举行什么结婚仪式。当时他和比他小10岁的妻子各骑一辆自行车，默默地前往北京前帽胡同7号那间不到10平方米的“新房”。

　　卞祖善的夫人是一位贤妻良母。卞祖善在事业上不断取得成就，多亏妻子帮助和支持。每次从海外演出回来，卞祖善都要为妻子带回一些礼品，以表示对妻子的爱情。有几次，他发现妻子路过繁华街头的照相馆时，总情不自禁地凝视着那些大幅结婚照驻足不前。这无疑是想将失去的幸福时刻再补回来啊!

　　1992年，卞祖善随中央芭蕾舞团赴台湾演出。台湾巨相设计有限公司总经理许添进得知他要为妻子选购一套婚纱时，执意为他订做了新娘婚纱、头饰、耳饰、项链，还特意为他们的女儿订做了公主服，为儿子选购了意大利西装、衬衣。台湾著名服装设计师洪丽芬亲自为卞祖善做了一套晚礼服。

　　指挥家回到北京后，与妻子合拍了婚纱照，补办了这场迟到了近20年的婚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