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青少年早恋现象日趋严重。据上海1985—1988年的几次调查统计，高中学生有早恋现象的约占60%左右，初中学生有早恋现象的也有不少。

　　2、婚前性行为大量增加。据几个大城市的医院统计，未婚先孕、进行人流的总数占人流总数的比例逐年猛升。

　　3、婚外性行为大量增加。据1988年的几个调查，由于有“第三者”而导致夫妻感情破裂、最后离婚的，占离婚总数25—40％。有些地方“包二奶”现象严重。

　　4、夫妻性生活不和谐浮出水面。上海的一个区1984年由于性生活不和谐而造成离婚的，占全年离婚总数23％。但这个数字可能不够确切，因为还有些夫妻主要因为这个问题而闹离婚，却不愿说出来。后来上海社会科学院一位女研究人员调查，对性生活不满意的夫妻占45％。

　　5、许多人开始大胆追求性的合谐和享受。性用品店越开越多，性知识传播渠道也越来越多，关于性的禁忌越来越少。

　　6、性犯罪大量增加。而且，性犯罪呈现出低龄化、团伙性、残暴性、采用技术手段等许多特点。

　　7、卖淫嫖*日益泛滥，从沿海城市发展到中小城市，再发展到农村，其增长势头令人咋舌。例如广州市1987年抓获的卖淫人员竟为1979年的240倍。

　　8、性病日益蔓延。据有关方面公布的资料，近几年来性病发病率迅猛增长；艾滋病也已敲开中国的大门。

　　9、黄色淫秽物品泛滥，政府不得不开展“扫黄”，几年来一扫再扫、却屡禁难止。

　　10、性观念混乱。封建思想仍有很大影响，西方的性观念又在涌入，新的、健康合理的性观念还在萌芽与探索之中。对此，人们经常发生矛盾冲突，青少年则不知道何去何从。

　　11、计划生育工作卓有成效又困难多多，这个问题和性也有很大关系

　　对婚前“性”的宽容

　　据1992年的完成的中国“性文明”调查，人们对婚前性行为的宽容度较大，许多人持肯定态度。以大学生为例（见下表）： 对婚前性行为的看法人数（％） 性别 总人数 基于爱情 双方愿意 应受谴责 应受处分

　　男 1860 753（40.5％） 855（46.0％） 238（12.8％） 6（0.3％）

　　女 1220 548（45.2％） 254（21.0％） 390（32.2％） 5（0.4％）

　　在其他群体中对婚前性行为也呈越来越宽容的态度，据社会学家李银河博士1999年的研究报告，她通过大量定量分析，检验并基本证明了下列研究假设：（１）出生年代越晚的人婚前性容许程度越高且其婚前性活动越多；（２）社会经济地位（包括职业、教育程度、家庭状况等）越高的人婚前性容许程度越高且其婚前性活动越多。

　　年轻人和年长的人在婚前性容许程度及婚前性接触活动上的显著差别无疑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首先它说明了社会观念、道德规范的改变，向着对婚前性活动持更宽容态度的方向转变。

　　此外，在婚外性行为、贞操、同性恋、性权利、性技巧等方面，中国人的观念也发生了许多转变。

　　文化生活中“性”的嬗变

　　改革开放之前，文艺作品中涉及到性甚至爱情都是犯禁的事情，但这种状况逐渐发生变化。美术院校恢复了裸体模特，人体艺术第一次公开展出时虽引起轰动，但如今已不足为奇，反而有被人“滥用”的感觉。

　　文学作品中，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一度惹人争议，而到了贾平凹的《废都》，虽然用了××，但其写性的露骨程度仍令人咋舌，但人们也平静地接受了。苏联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的女兵裸体镜头被删掉了，《大众电影》的一个亲吻的封底招来了关于电影能否描写性的大讨论。而后则是小学生都可以欣赏《泰坦尼克》中温丝莉美丽的胴体……伴着“性”在文艺作品中的嬗变，人们对性的态度也日趋宽容和开放。

　　中国的性教育

　　1963年，在全国卫生科技规划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召集部分医学专家座谈青春期的性卫生知识教育。

　　从1963年起，报刊上开始公开介绍性知识，宣传性教育。这是中国性教育的起步阶段，后由于文化大革命，这项工作中断。80年代，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以及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实际需要，性教育再度被提上议事日程。1983年，吴阶平教授主持编译的《性医学》一书公开出版发行，标志着我国性的禁区被打破；1985年在上海中医学院举办全国第一个性教育讲习班，推动了全国性教育事业的发展；1986年在江苏太仓，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召开全国首次性知识教育研讨会，确定了中国性教育的目标、内容、对象、重点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同年“上海性教育研究会”成立，表明中国的性教育开始走向成熟。

　　
　　中国的“金西报告”

　　1989年2月开始，上海性社会学研究中心组织了中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查，其报告1992年8月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名为《中国当代性文化》。该书引起国内外广泛反响，被美国《时代周刊》称为“中国的金西报告”，与本世纪美国著名性学家金西的研究相提并论。

　　《中国当代性文化》的重要学术价值在于：它敢于直面现实，直面社会，直面具体的研究个体，第一次从总体上勾勒了国人性观念和性行为现状，并运用当代有关的社会学和性科学的理论作初步的分析，较为客观地揭示了存在于我国各阶层民众中的性观念和性行为的内在矛盾。

　　地下“性产业”

　　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1984年全国查处卖淫嫖*人员12281人次，到1989年突破10万，1991年突破20万人次。从1984年到1991年，累计查处62万次。到1992年增加到25万人次。1993年是24.6万人次。从1984年到1998年，全国就累计查处过大约237万人次。

　　而社会学家估计，卖淫嫖*人员的“查处率”只有不到20％。中国社会实际上已形成了地下“性产业”。它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系统和运行机制：“制黄贩黄”是它的广告部门，“三陪”服务是它的展销部门，江湖医生“治疗”性病是它的售后服务部门，而直接的“以钱买性”和“以性换钱”则是它的核心“生产”部门。

中国性产业野火烧不尽--小姐收入和消费

    在性产业野火烧不尽的情况下，*女的个人收入因人而异，总体收入却相当可观。据某网站资料，中国2000万*女年均总收入达5000亿元人民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这类人的消费也甚惊人，估计每年带动社会总消费额达10000亿元。有调查称，北京及一些大城市的*女年收入均在10万元以上。曾经有媒体报道，某小城市的政府迫于群众的强烈反对，对“小姐”的工作环境稍加整顿，引起“小姐”的不满，于是“小姐”纷纷提款离去，一时银行动摇。不得已，当地政府为了地方经济的繁荣，又重新开始“筑巢引凤”。可见这“小姐”和性产业已经成了某些地方经济繁荣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性产业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但就其内部而言，收入不菲的仅是高级*女或有知识的*女，而一般的*女非但难以挣到钱或挣很少的钱，而且还有极大的生命财产危险性。

　　中国经济学家杨帆的假设分析：中国*女的收入中约有一半用于消费上，如购买高级服装和化妆品、传呼机、手机、坐的士、租公寓或民居，则每年消费为二千五百亿元。此外，她们的消费亦可带动赌博业、宾馆和旅游业畅旺。假设估计这类群体的消费支出带动其他消费，则将消费支出乘四倍，那么这类性服务行业每年带动社会的总消费额可高达一万亿元人民币。
　　
　　二是乡村消费，用于盖房子，供弟妹上学，或者为家里其它之用。总之和时代的消费要求及农村的经济社会问题密切相关。关于这一点我举《当代*女问题研究》中的几个例子。
　　
　　1996年4月，丹阳吴某、庄某因缺钱盖房，夫妻合谋以妻子庄某勾引某物资公司张某，由丈夫吴某出面捉*，逼张写下8万元的“欠条”。1995年11月，徐州也发生一起夫妻合伙敲诈案。丈夫廖某胁迫被诈对象交了3万元作为与其妻通*的“补偿费”。
　　
　　1992年4月，广东中山市打击卖淫嫖*，一次性抓获来自湖南某县的*女63人，其中11人有丈夫相陪，都是为了“过日子”。
　　
　　湖南某县一女子赴广东卖淫挣了6万元钱回家盖房，在当地引起示范作用，所在村50余名青年妇女除两名相貌较丑外，其余全部南下当*女。此类事件各地都有，屡见不鲜。

*女的来源和分层
　　
　　关于当前*女的来源问题，有关权威部门从未公布过详细的统计数字，但仍可以通过不同时期专家们的个别调查进行分析。
　　
　　据李良玉的《当前*女问题研究》，中国社科院有一个社会学家详细地调查并描述了中国*女的现状。
　　
　　该调查发现，做*女的主要来自三类人：
　　
　　一类是由乡下进城的打工妹转换过来， 这类人占*女的主要部分。据说，东莞有一家工厂，100多个川妹子进厂后，两年内转去做*女的一半有余，剩下的都是些先天条件不足的。
　　
　　第二类是由组织卖淫的“鸡头”直接从乡下“哄骗”而来的。这类被骗来的乡下妹显然要比第一类要相对惨些，因为她们每接一个客就要给“鸡头”交一定比例的提成作为“鸡头管理费”，而鸡头常在马路上为她们提供名为保护实为监控的跟班，以防少报接客人数。
　　
　　第三类是城里极为个别的为某种目的而“志愿”的女性，比如，极个别的女大学生、下岗或待业女青年等。而且根据调查显示，这些*女的年龄大多在25岁以下； 以外来农民、城镇无业待业人员为主。

*女的分层有很多方式，有人把如今市场上的“小姐”划分为七个阶层：
　　
　　一是“二奶”。按月收费，满足买淫客对自己的性占有，但不提供感情、生育、居家等等内容；
　　
　　二是“包婆”。
　　
　　提供阶段性服务，一个出差期，或一个业务活动期，对象不象“二奶”那样长期固定，一次一成交；
　　
　　三是“陪女”。场所在“三厅”，“坐台”服务，可以卖艺，可以卖身，可以当场成交，可以“出台”包夜；
　　
　　四是“应招妹”。电话、网上联系，全方位上门服务，或到自己的住所提供服务，当场成交；
　　
　　五是“发廊妹”（按摩女）。当场成交，服务方式多样化；
　　
　　六是“马路女”。游荡于大街小巷，公共场所，拉客服务，一次成交；
　　
　　七是“工棚妹”。随流动民工辗转各地，专为民工提供性服务。
　　
　　在这七个阶层之中，第一阶层提供的是同居性服务，对象是权贵、大款、外商。老百姓俗称“卖骚”；第二、三阶层提供的是社交性服务，对象除了上面几种人外，尚有那些有几个“糟钱”的主儿。老百姓俗称“卖俏”；第四、五阶层提供的是多种性服务，对象是有几个“糟钱”的主儿。老百姓俗称“卖肉”；第六、七阶层提供的是满足嫖客一次泄欲要求，对象是“卖油郎”一类的游荡汉。老百姓俗称“卖×”。

性产业市场是买方市场，所以*女的层次划分可以对应社会的各个阶层。上面的划分无疑是清晰的，但根据李良玉的意见，不能把情妇和二奶包含在*女之内，因为这种关系属于“事实婚姻”（我以为，这个说法或许值得再考虑，这只不过是史上家*、官*的变种）。另外，上面的划分虽然注意到了民工潮等问题，但却忽略了地区差异以及中国南北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更准确说是中国的社会经济大问题，所以还是比较粗糙。某网站一位署名“某人”的嫖客对*女的层次划分却完全是活生生的经验性的。

一、根据档次划分。
　　
　　（1）最高级型： 最高级型的*女一般是“名人”或小有名气，她们主要跟高级领导人睡，本身并不追求自己的享乐。实际上，由于领导年龄的问题，*女也根本不可能达到高潮。
　　
　　这些*女追求的是性之外的东西，例如权力，地位等，不排除有些人也是被迫的，类似于无暴力强*。这一类，她们的嫖客局限一人，其他人无权“享用”。
　　
　　（2）高级型： 高级型的*女大多数都是非职业的，一般比较漂亮，比较性感，是些不出名的文艺工作者，例如唱歌的、跳舞的、模特。而最近几年又有新的趋势，一些大学校园的校花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她们往往有固定的嫖客，但不 超过10人，嫖资一般不固定，但以万计。
　　
　　（3）中级型： 这一类*女嫖资在200～2000元之间，主要活动于大宾馆、写字楼、夜总会，服务于在上述场所的工作、活动人员。
　　
　　（4）低级型： 这类*女主要集中于歌厅、发廊、洗头房、舞厅、甚至一些饭店，一般以坐等上钩为主要经营方式，嫖资50～500元不等，她们跟广大的嫖客有密切关系。
　　
　　（5）最低级型：最低级型*女以站街女为主，嫖资20～200元，这类人较杂，服务对象也较多，几乎不分对象，给点钱就能上。
　　
　　这个嫖客说，从以上分析看，服务的人员越多越低级，这里所说的低级是纯粹从收入来说的。但他认为，最低级的才是“广大炮友”最喜欢的，因为她们才是中国*女发展的未来，以薄利多销为宗旨，让利于“广大炮友”。他说：“我们炮友决不能有等级观念。我个人就深有体会，从站街女中，我做过几个，又年轻，有漂亮，服务又好，价钱又低，才100元，比我做过的一个2500元的还好。 由于中低级的*女，与我们炮友关系更密切，下面将着重分析这些中低级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