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狐博客 > 公益时报 > 日志 2007-07-19
核心提示
尽管时间不长，但中国基金会的发展已经历了一个跌宕起伏的过程。上世纪80年代，中国一度出现基金会热的场面，1996年国家民政部对全国社团清理整顿之后，基金会的发展基本停滞不前，甚至1999年至2004年五年之间，国内没有一家新设立的基金会。
自2000年开始，国务院法制办和民政部开始修订《基金会管理办法》，经过了大量的研究、论证，并借鉴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历时3年多，完成了《基金会管理条例》。2004年3月8日，温家宝总理签发颁布这一条例。2004年6月1日，新条例实施，此举标志着停滞多年的基金会重新开闸放水，这一年也被称为中国基金会的转折之年。
新条例首次提出鼓励非公募基金会发展的意见，以公民个人或者企业名义创办的基金会开始在中国亮相。随着国家“001号”非公募基金会——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的正式成立，越来越多私立基金将投入到蓬勃发展的中国公益事业中。专家预测，未来五年，中国最具实力的基金会将是由私人设立的非公募基金会。
截至2006年底，全国有基金会1144个，尽管其中大部分依然是面向公众募捐的公募基金会，但非公募基金会已达到349家，且上升趋势强劲有力。事实上中国社会对发展基金会的需求早已超出目前基金会的发育水平，如果导引政策更加积极，中国的非公募基金会必将呈现更加蓬勃发展的良局。
中国非公募基金会的四个标本
三年之前，当非公募基金会被允许成立之际，不仅企业家独自出资设立，还有教育机构和社会名人等，分别以极大的热情投入的这一新型公益体系之中。三年过去，作为中国公益领域的新生事物，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并没有出现当初理论界预期的乐观局面，其发展脉络并不清晰，运作模式也尚处于摸索之中。
标本1
由企业出资，聘请公益组织专业操盘手运营的公司化基金会，被现阶段社会学者评为最具发展潜力的公益组织。
南都公益基金会3亿元项目招标
■ 本报记者 李小健
7月12日，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小香玉早早地赶到了北京万通中心C座15层，向南都公益基金会寻求项目合作。由她一手创立的小香玉艺术团，两年前就开始为农民工子女提供全免费的艺术教育培训。与小香玉怀有同样目的的，还有来自北京真爱教育服务机构等非营利组织代表。
当天上午，南都公益基金会宣布，开始面向社会公开招标非营利组织承建新公民学校，同时招标资助关心农民工子女成长的公益项目，这意味着该基金会实施的以改善农民工子女成长环境为宗旨的新公民计划正式启动。
在未来5到10年，南都公益基金会将提供超过3亿元的资助金额，以项目招标方式，捐建100所新公民学校；同时，持续不断地资助非营利组织关爱农民工子女的公益项目。
非公募基金会投入巨资以招标方式资助公益项目，在国内可谓开创先河。
南都公益基金会的招标现场
竞标NPO投以热情
“我现在主要精力都放在基金会上。”7月11日，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接受《公益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去年年初，他便着手基金会筹备工作；去年八月，南都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捐出1亿元人民币，向民政部申请发起成立基金会。今年5月11日，基金会正式获得民政部批准，为全国性非公募基金会。
6月29日，基金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决定，以资助型基金会的形式，针对农民工子女教育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实施“新公民计划”。
新公民计划包括新公民学校建设项目资助和新公民公益项目资助两大方面。2007年下半年至2008年，新公民计划招标建设10所新公民学校，每所资助资金150万元至200万元人民币；招标新公民计划公益项目资助额500万元，每个项目资助额不超过20万元，特殊情况下可增加至30万元。其中，2007年投入800万元支持新公民计划。
徐永光表示，对于新公民学校建设，最理想的竞标者应该是有政府背景的非营利组织与执行能力强的草根组织的组合，如此便于资源整合，优势互补。
在“新公民计划招标恳谈会”上，前来参会寻求合作的NPO代表均表示出超乎寻常的热情。
小香玉十分激动，甚至有些按捺不住话头，她说，从去年基金会刚筹办时，就希望小香玉艺术团能够参与到新公民学校中来，为农民工子女提供高水准的艺术培训。
北京可持续发展教育协会会长史根东告诉大家，他早就听到南都公益基金会建新公民学校的相关信息，现在，他已经将信息传递到北京各地区可持续教育分会，鼓励各分会积极参与新公民计划。
“这是希望工程的升级版。”北京青基会秘书长陈淑惠说，希望工程为许多偏远山区的农村儿童解决了上学问题；而新公民学校关注的对象却是进城流动儿童。
迈向标准化
据南都公益基金会项目总监刘洲鸿介绍，基金会全年接受项目申请，项目的评审分为预审、初评、中评、终评四个阶段。预审与初评由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处完成；独立的项目评审机构对申请项目进行中评；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会在项目中评的基础上，最终确定中标的项目。基金会理事会每年召开4次评审会议，申请者须于评审会议前一个月提交申请文件。资助项目实施周期通常在一个年度以内，对于一些优秀项目实施方，一个项目完成后，可继续申请。
“我们还专门在基金会网站上开发了管理信息系统。”该基金会负责信息技术的工作人员说，这是为了保证招标过程更加公开透明采取的措施。
学校建立后，如何保证它能够长久运作下去？这是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吸引广大社会资源参与是关键。”NPP公益创投基金会副执行长程玉举例说，北京第二实验小学二年级六班的学生家长们，决定以实际行动与首批新公民学校农民工子女的家庭结对子，就是一个不错的点子，值得大家借鉴。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何伟表示，在整个公益产业的产业链中，基金会是一个资金和资源提供者，扮演“种子基金”的角色，支持民间公益发展。新公民计划只是投石问路，最终目的是唤醒更多企业、成功人士关注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
“需要明确的是，公司从事公益活动最好不要与商业行为和目的挂钩。”徐永光认为，企业或私人基金会从设立动机看有三种层次：一是“急功近利型”，在捐助过程中注重换取实际利益；二是“公司发展战略型”，虽无短期的商业目的，但希望借此提升公司形象；三是“公共利益型”，不谋求任何公司或个人直接或潜在的商业利益。一些跨国公司基金会在做公益事业时，一般都涉及公司利益。南都公益基金会的价值追求属于最高层次。
徐永光的观点得到了南都集团控股公司董事长、南都公益基金会捐资人周庆治的赞同。据了解，周庆治与徐永光同为温州人，也是老朋友。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两人先后离开政府岗位，周庆治下海从事营利活动，徐永光选择了投身非营利事业。经过多次沟通和交往，他们合作共同成立了南都公益基金会。
徐永光认为，在国内，得到政府批准的公司基金会并不多，做得比较好、有水平的也屈指可数，南都公益基金会要做一个标准化中国公司基金会。他说，公司类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冲动非常强劲，预计5年时间内，非公募基金会总量将超过公募基金会总量，最终占据主导地位。
标本2
随着社会力量对教育事业关注日益加重，高校基金会获得社会捐赠也在逐年增加。这股来自社会的支持高校发展的力量所显现的作用越来越大。
高校基金会强力吸引社会资源
■ 本报记者 李小健
“目前基金会正处于一个稳健发展状态。”7月11日，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秘书长张美凤向本报记者表示，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最近又获得一笔捐赠。旅日侨胞傅在源先生自2007年起每年捐资30万美元设立“浙江大学富的奖助学金”。根据捐赠协议，浙江大学富的奖助学金每年可奖励和资助430余人，每名同学可获得5000元到10000元的奖助学金，首次评选将于今年9月份开始。
随着社会力量对教育事业的关注日益加重，高校基金会的力量所显现的作用越来越大。
社会资金扎堆流向名校
今天的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是国内最早成立的几个高校基金会之一。它的前身是1994年3月成立的浙江大学竺可桢教育基金会，用以纪念老校长竺可桢。
1998年，该基金会的工作总结显示，基金会在扶持学校重点学科建设、奖励优秀教师、优秀学生方面共出资34.49万元，有力地支持了学校建设。
随着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重新联合并走到一起，2000年5月，原浙江大学竺可桢教育基金会和原杭州大学基金会也融合在一起，孕育成新的浙江大学竺可桢教育基金会。
《基金会管理条例》实行后，2004年11月，基金会重新登记注册并更名为浙江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为了强化对高校基金会的统一管理，两年后，浙江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进行了第二次更名，在民政部登记后称为“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
就在第二次更名后，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在善款募集上，刷新了基金会成立以来最好的成绩。
“去年与我们基金会签订协议的善款超过5亿元。”7月11日下午，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办公室主任顾玉林告诉记者，2006年基金会到账资金近3.3亿元，而今年上半年，基金会到账资金又逾3000万元。由于获得社会的捐赠愈来愈多，加之，投资收益也近千万元，近年来，基金会也加大了奖助学金额度，平均每年超过1000万元。不过，善款主要还是用于学校基础设施建设、教育与科研、人才引进与对外交流等项目。
顾玉林说，去年之所以取得如此好的成绩，主要是因为去年9月21日，基金会接受网易公司总裁丁磊、浙江大学校友段永平联袂捐赠的4000万美元，这成为基金会迄今为止最大的一笔捐资。
正是这一笔大额捐赠，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强烈反响，世人热议，并引发了高校捐赠热潮。
就在去年，至少还有三家高校基金会在接受捐赠中获得不菲成绩，如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获得了两笔分别超亿元的大额捐赠；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的年度捐赠收入达到1.52亿元；北京交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接受的捐赠额度约1.13亿元。
为何社会大笔资金会扎堆流向名校基金会？记者在与高校基金会负责人、工作人员的沟通中得知，主要是社会上有远见卓识、有爱心的人非常认可和赞同这一理念：知识是推动社会进步和文明的重要力量，因此，他们愿意投入大笔资金资助国内教育事业的发展，尤其是捐向知名大学，争取资金使用效益最大化，推动社会进步。另外，就是从名校中走出来的校友关心母校的发展，乐于利用个人关系积极为母校建设出力。
一位高校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表示，如果高校基金会能在更大程度上享受国家政策的免税政策，流向高校的社会善款额度肯定会有新的突破。
高校基金会相继成立
在社会力量重点倾向于教育事业和知名大学成功获得大笔社会捐赠的背景下，如何积极争取和利用来自各界的捐赠，时下正成为各大高校关注的焦点之一。
6月30日，北京林业大学教育基金会成立，成为全国首个绿色教育基金会，当天接受社会捐款超过350万元。就在这个时间前后，南京农业大学教育基金会、河海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也相继成立，均获得超百万元的社会捐赠。
同时，中国传媒大学校友会从2006年以来，积极开展资金募集工作，今年募集了2000万元的注册资金，向国家民政部申请基金会登记并已获准成立。除此之外，积极筹备基金会的还有华南理工大学等。
自从2004年6月1日，《基金会管理条例》实行以来，国家政策对非公募基金会注册登记门槛降低，也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全国高校基金会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
由于高校基金会几乎全部都是非公募基金会，因此，在《基金会管理条例》正式实行之后，此前许多跃跃欲试的高校都将成立基金会纳入实际行动中。2004年6月1日，上海复旦大学教育基金会获得了当地民政局认可的合法身份；6月2日，天津南开大学教育基金会宣告成立。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今年6月底，在民政部和地方民政厅登记注册的高校基金会数目在30家左右。其中，从2004年6月到2007年7月，三年零一个月的时间，登记注册的高校基金会就达到19家之多。
在去年9月13日至17日举行的第九次全国高校教育基金会研讨会上，来自清华、北大等全国36所高校的代表们已经看到：高校基金会在学校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筹资工作不再是锦上添花行为，已经逐渐成为学校资金来源的重要渠道。
标本3
不可否认的是，一部分由企业设立的基金会，目前仍然停留在企业内部运作的阶段，尽管引入了部分投资性理念，但距离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机构还有一定差距。
企业基金会大多难“自立”
■ 本报记者 胡丽波
“其实成立基金会并不是我们公司做慈善事业的起点。”2007年7月19日，北京光华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于秀红在接受《公益时报》采访时表示，到2005年成立基金会时，该公司在中国大陆用于公益捐赠的资金就有7000多万元人民币。
“光华控股最初关注公益事业，主要是源于董事长个人。”于秀红说，光华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邵明路曾作为知青到延安市延长县插队，改革开放后，当事业有成的邵明路再次回到他曾经插队的延长县时，发现当地农民依然是过着靠天吃饭的生活，而当地教育落后的情况，让他觉得“跟20年前没什么分别”，他当即捐赠了2000万元。
“如果自己的企业也能成立一个的话，我就能很好地去计划我们公司关注的公益领域，最重要的是我能更好地去监管自己的善款。”于是“想专门做慈善事业”的邵明路，便在美国成立了“光华公益基金会”。2004年，当他得知中国大陆允许筹办基金会后，就开始筹划自己在中国大陆的基金会。
北京光华慈善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张星告诉记者，2005年3月，邵明路找到北京市民政局救灾救济处作为业务主管单位，原始资金为200万元。“在北京市注册的过程比较顺利，一个月以后，就批下来了。”张星说，基金会的业务范畴是面向全国的贫困地区，从事教育、卫生和扶贫工作。
对企业的过分依赖
“基金会99%的资金来源是‘光华控股’。”张星告诉记者，基金会主要的资助项目是光华公益创业培训和教育扶贫。而光华控股有限公司是这些项目背后的一个强大支持者。作为主要的出资者，公司不仅提供了注册资金，还将北京光华长安大厦20层无偿提供给基金会作为办公场所和培训教室，甚至不收取任何水电费。基金会工作人员的工资都是由公司发放。
“虽然基金会也接受其他企业和个人的捐赠，但非常少。离开光华控股，基金会没办法继续运作下去。”张星说。
尽管于秀红强调“光华基金会”是一个完全独立的NGO组织，但基金会没有设置财务和人事部门，“我们的财务和人事都是由“光华控股”来管理。基金会只负责做项目。”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基金会是 ‘光华控股’的企业社会责任部门。”于秀红解释着基金会与公司的关系，她说，“光华控股”对外的所有公益事业都是由基金会来完成。
随后，记者电话联系了几家由企业发起、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但这些基金会的负责人得知记者想了解基金会与企业的关系时，均婉拒采访。
华夏慈善基金会的接线员则直接告诉记者：“董事会规定，基金会的秘书长不准接受媒体采访。”
部分项目无法单独运作
包括秘书长在内，在光华基金会的12位工作人员中，只有两位工作人员在进基金会以前是从事NGO工作，“注册的时候，基金会定的公益领域是‘公益创业培训、教育支持，孤儿关爱、疾病防治和扶贫赈灾’，但由于我们精力有限，再加上光华控股在成立基金会以前，就关注教育领域。因此，我们就把领域缩小到公益创业培训和教育支持。”于秀红说：“尽管如此，我们的项目官员也很累，因为我们只有两位专业的项目官员，很多项目想做，但做不了，因此我们会选择与其他机构合作。”
“选择机构的重点是审查对方的资质能力，关键是公信力和项目管理能力。”于秀红说，如果与NGO的合作，光华慈善基金会的资金投入包括两部分，绝大部分资金是用于公益项目，此外还会给合作NGO组织一定的管理经费。
“通过基金会与其他机构的合作，光华基金会在教育领域的项目做得比较成功。”于秀红表示，有些项目，光华基金会自己没办法运作，“主要原因是缺少专业人才。”
此外，中远慈善基金会的吴红告诉记者，中远慈善基金会只有三名工作人员，而这三名工作人员是中远集团的员工，他们每个星期会抽两天的时间处理基金会的相关事务。
标本4
与企业或者高校成立基金会不同的是，一些社会名人的基金会尽管获得了审批，但由于运营能力的局限，使得出现了类似冯骥才“卖血式”的英雄无奈之举。
名人基金会夹缝求生
■ 实习记者 郑祖伟
“就算砸锅卖铁，我们也要让基金会存活下去！”2007年7月14日，刚从江苏卖画回来的冯骥才民间文化基金会秘书长冯宽对《公益时报》记者说，“这次公益画展筹到了358万元，这些资金将全部归入冯骥才民间艺术基金会，并会以专款的形式投入到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当中。”
民间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然而，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城市现代化的冲击下，民间文化身处濒危境地，如不紧急抢救和保护，先人创造的宝贵文化财富必将急速瓦解以至消亡。在这一形势下，冯骥才于2004年12月31日成立了冯骥才民间文化基金会。
致力于文化遗产保护的冯骥才
“我们现在做的‘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得到了中宣部的支持，但是其他活动由于经费不足，我们的活动开展得很艰难。”冯宽说，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基金会依然身体力行地做了很多民间文化的保护工作：对云南甲马(甲马是中国民间原始宗教进行祭祀活动时用来焚烧的各种雕版印刷品的总称)、北方草原民居和贵州民族民间美术遗产进行了全面普查等。
“一直以来，我们筹集资金的渠道非常有限，前段时间，冯骥才参加了《艺术人生》节目，得到了朱军半年工资的捐款，这是我们基金会成立两年多来得到的第二笔捐款，第一笔捐款则是基金会注册时赵文瑄捐赠的100万元。”
目前，卖画是冯骥才民间文化基金会开展活动资金的主要来源，“资金出现困难，我们可以使用卖画这个武器。”
和冯骥才民间文化基金会遇到相似问题的还有田汉基金会。1995年，财政部和宝钢集团各出资100万成立了田汉基金会，“由于缺少资金的扶持，十多年来，基金会一直就在夹缝中求生。”田汉基金会办公室的田刚说起基金会也是一脸的无奈。
2005年由田汉基金会创意、策划的“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音乐会”赴澳大利亚演出获得了成功，这也是田汉基金会的活动第一次走出国门，“这次演出给了我们很多启发，我们也希望能让中国的艺术走向世界，但是缺少资金的支持，开展类似活动近乎空谈。”
“我们虽然可以得到企业的捐款，但是这种捐赠很不稳定，可能今年有很多企业会给我们捐款，也许接下来几年我们都收不到捐款”，田刚说，“没有资金的保证，活动的延续性也得不到保证。”
现在国内有李可染艺术基金会、黄胄美术基金会、梅兰芳艺术基金会等以名人命名的非公募基金会。“由于名人基金会不像企业设立的基金会，没有造血功能，完全靠捐助，想彻底摆脱资金困扰很难。”冯宽说，这是国内名人命名的非公募基金会存在的通病。
中国非公募基金会调查
地方性非公募基金会渐成主力军团
■ 本报记者 赵冠军 宋扬
2004年6月实施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很大程度上是希望弱化官方色彩，促进社会公益事业发展。
截至2006年年底，全国非公募基金会达到349家。但是，全国性非公募基金会的规模并没有像人们希望的那样迅速壮大，数量不过二十几家。与此同时，地方性的非公募基金会却正在稳步上升，广东省从2005年的1家非公募基金会上涨到如今的34家，而北京市的非公募基金会已经占据总数的75.6%，成为绝对的公益事业主力军团。
2007年5月15日，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向肇庆孤儿院捐赠300万元
“准确地说，非公募基金会成立的步伐还应该更加大一些。”7月11日，广东省民间组织管理局基金办主任邹雪萍在接受《公益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募性基金会由于行业属性限制，存有局限性，而非公募基金会只要资金到位，在广东可以很快成立。
邹雪萍的话不无根据，广东省民间组织管理部门在全国率先打破公益类基金会的“注册之忧”，此类基金会，主管单位均由民政部门担任。
从注册审核的难度看，地方性非公募基金会明显易于全国性的。正因如此，在全国性非公募基金会仅二十几家的同时，一些省份和地区的非公募基金会稳步上升，广东省从2005年的1家非公募基金会到如今的34家，上海已接近半数，而北京的非公募基金会已占据总数的75.6%。
“公益类基金会一律由我们来做主管单位，这就为企业成立非公募基金会放开了很大的一个口子。”邹雪萍坦言。
问题的另一层面是，由于并没有对基金会开展公益项目的属地做限制，这样使得很多在国家层面由于资金数量等问题不能够顺利注册的非公募基金会，选择到地方注册。
双重管理的另类破局
“我国的基金会必须有主管单位，这导致很多基金会无法成立。”对基金会素有研究的学者资中筠说。
根据规定，我国的民间组织须由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双重管理，基金会必须找到主管部门才有资格在民政部门登记。很多个人、企业有发起成立基金会的意图，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找不到业务主管单位。
因此，和只有1000余个基金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的民办非企业单位超15.9万。
据知情人士透露，早在《基金会管理条例》起草过程中，一度没有了非公募基金会需要业务主管部门的条款，但是最终颁布的《条例》还是保留了“业务主管部门”。
为破解这一发展局限，广东省民政厅决定担任公益慈善类基金会主管单位。邹雪萍对《公益时报》记者说，“现在民政厅已经对基金办增加了人员编制，加强了管理职能。”
就此，广东省非公募基金会走在全国前列，截至目前，共有34个。据邹雪萍介绍，“今年上半年审批了8个，另外有几个正在审批中。”
令邹雪萍担心的是，前来咨询企业热衷于成立教育类的基金会，好几家经过民政厅劝导，才改为其他方向。“现在审批速度也比较快，企业只要材料准备得全面，只要2－3周就可以审批下来。”邹雪萍说，关键在于一些企业资金不能及时到位。
北京“非公募”占绝对优势
与广东省相似，目前上海市76家基金会中，非公募的也达到了31家，而北京市的非公募基金会则以绝对优势超过了公募性的。2007年7月12日，北京市社会团体管理办公室基金会管理处处长石怀淼对《公益时报》记者说，这是北京非公募基金会第一特点。
截至6月底，北京现有82家基金会中，其中非公募基金会62家，公墓基金会20家，非公募基金会占基金会总数的75.6％。
“北京的非公募基金会在平稳中前进。”石怀淼如此评价，这种平稳首先体现在基金会的增长数量上。平均下来，《条例》实施后，北京每个月都会有一家非公募基金会成立。
2004年《条例》实施后，新成立非公募基金会5家，2005年新成立13家，2006年新成立12家，今年上半年又有6家成立。从2004年7月开始至今年6月底，这36个月的时间内，北京新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也恰好是36家。
“听说江苏去年一年就批了38家非公募基金会，北京市不会有这种情况的。”石怀淼笑着说。
增长速度平稳的原因，石怀淼认为一方面是北京把关比较严，对申请者的审查十分严格，不合乎要求、不符合条件的一概不予登记。
另一方面，在民政部注册的全国性基金会几乎全部在北京，这些基金会中，既有成立最早的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也有因“希望工程”而享誉海内外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或成立时间长、资格老到，或实力雄厚、资产过亿。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公益市场、还是筹资市场均已经被广泛开发。
此前，石怀淼曾统计过，北京的非公募基金会“每个基金会全职工作人员平均3.5个人”。
据介绍，在影响已注册的非公募基金会发展同时，税收优惠政策也是制约非公募基金会数量增长的一大因素。
项目没有界限
“现在，很多基金会都把项目做到广东以外。”邹雪萍坦言。相对于广东的情况，北京的表现更为突出。
“北京非公募基金会的特殊之处在于，虽然在北京登记注册，但服务却面向全国。”石怀淼说，“有10家非公募基金会完全服务外地，另有10家非公募基金会大部分项目都在外地运作。”他表示，这还是个保守的估计。
例如，于若木慈善基金会，由中共元老李德生的儿子李和平等人发起设立，以陈云夫人于若木名字命名，主要以在当年为中国解放事业做出贡献的老区进行扶贫，改变落后的教育条件，资助贫困的孩子上学等为目标。还有，北京市美疆助学基金会主要是面向新疆的，北京今典苹果教育慈善基金会的公益项目几乎全部在西藏开展。
石怀淼表示，基金会2006年度检查的合格率不尽如人意。在上个月刚刚结束的基金会2006年度检查中，在实际参检的北京市41家非公募基金会中，合格的基金会为26家，基本合格的基金会为15家，合格率为63.4%。
虽然经过民政部门的努力，基金会监管体制已初步建立，但是，除了近年刚刚开始强制执行的年度公示，公众依然缺少监督途径，基金会的运作处于半封闭和不透明状态。
目前我国对基金会管理主要采取年度检查办法，但年检尚无法监督基金会的财务及公益活动状况，而且报告中虽列出基金会收支的总数，仍不能清楚地反映基金会“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
就此，基金会的运作基本处于不透明状态，主管机关、捐赠人、社会公众对基金会的监督都缺乏有效的途径，基金会的监督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自我监督”。监督主体的缺位给基金会的违规留下了空间。
有分析认为，治理基金会乱相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鼓励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我国现有的公募基金会大多数相当于“公共筹款机构”，容易出现问题且社会影响大。而非公募基金会的捐赠方是固定的，不能向社会公众募捐，这类基金会更利于慈善事业的发展，也有利于财富的第三次分配。
整体认知度有待提高
截至2006年年底，全国非公募基金会达到349家，但是，全国性非公募基金会的数量仍然很少，而由企业家设立的非公募基金会就更加“稀有”。今年新成立的王振滔慈善基金会，是第二家在民政部注册、由民营企业家成立的基金会，第一家是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实施后，香江集团董事长翟美卿创立的“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从第一家到第二家，中间经历了近3年的时间。
“最近二三十年，基金会在中国才开始发展，整体上说，社会认知度不高。”对于非公募基金会发展尚缓的现状，国家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杨岳如此解释。
杨岳认为，随着基金会运作规范、透明度增加以及社会影响力的加大，会有更多的企业家加入成立非公募基金会的队伍，从而促进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促进中国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而今年1月18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的《关于公益救济性捐赠税前扣除政策及相关管理问题的通知》，扩大了基金会公益性捐赠免税范围，该项优惠政策的出台，也将促进中国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
“非公募基金会总体上很好，对公益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但也存在一些没有太大作为的。”谈到现存的非公募基金会运行的情况，国家民间组织管理局基金会管理处处长马昕告诉《公益时报》记者。
对此，2007年7月11日，作为国家001号的非公墓基金会——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干事傅昆在接受《公益时报》记者采访时坦言，“我们基金会实际的项目运作从2007年才开始，之前都是捐赠性的。”傅昆表示，他感觉从此前的投资工作投身到如今的基金会工作，是一个挑战，目前专职工作人员有4名，多来自于香江集团投资部。
尽管按照翟美卿当初的设想，原始基金最终将滚雪球般地达到10亿元规模，她的基金会比较倾向于学习海外基金会的运作模式，管理上聘用了从事过慈善事业的专门人才做顾问，财务上聘请会计师事务所，以此来保证每笔捐款的明确流向。
而王振滔的基金会由于刚刚成立，还在招聘掌门人。
美国私募基金会大唱主角
美国基金会中心给“基金会”定义是：“非政府的、非营利的自由资金，并自设董事会管理工作规划的组织，其创办的目的是支持或援助教育、社会、慈善、宗教或其他活动以服务于公共福利，主要途径是通过对其他非营利机构的赞助。”
资料显示，美国基金会中，独立的私人基金会约占85%，公司基金会约占5%，两项在数量和总资产上占90%以上，它们均属于我国意义上的“非公募基金会”一类；而面向公众筹款的社区基金会和运作型基金会的总数和资产加起来还不及10%，私人基金会占据着绝对领导地位。
美国基金会的影响决不止于美国，而是遍及全世界。
美国的私募基金会不仅在国内大唱主角，并且将影响扩大到全世界。图为2005年2月克林顿基金会与中国卫生部签订捐赠协议。
2007年7月10日，从太平洋彼岸美国传来喜讯，美国的黄汝斌基金会今年决定再捐资256万元支持广东省鹤山市龙口镇基础教育工作。
据悉，黄汝斌基金会是遵照祖籍龙口镇那白村的美籍侨胞黄汝斌先生生前遗嘱成立的。黄汝斌先生幼年随父母移民美国，后来回广州市中山中学读中学。1949年到美国谋生创业，经几十年拼搏，事业有成。黄先生立下遗嘱：一旦乘鹤仙去，便变卖旗下所有物业成立黄汝斌基金会，专门捐助祖国教育等公益事业。
事实上，早在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基金会已经悄然进入我国的各方面生活，特别是教育学术界，就某个项目向基金会申请资助已是司空见惯之事。除了华侨成立的私人基金会外，还有大型公司设立的非公募基金会，都已同中国开展了不同程度的项目合作。
日前，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国家民间组织管理局已批准盖茨基金会和克林顿基金会在华设立代表处。
基金会的特殊独立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前美国所所长资中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在美国，基金会不仅独立于政府，还独立于捐赠者。这种独立有三个含义：
第一，基金会对于捐赠人在经济上是完全独立的，基金会的资产不会因为出资人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变，不过以出资人企业的股票为主要本金的基金会会受该公司股票价值升降的影响。
第二，一旦捐赠人把钱捐赠给私人独立基金会后，就再没有对这笔钱的支配权，即使他是基金会的董事，可以在董事会上有发言权。第一代捐赠者在实际上发言权较大，有时还自任会长，但是原则上他不是决策者。
第三，受到该基金会资助的团体和个人没有“感恩”的观念。比如说，如果某人的研究得到福特基金会的资助，有了研究成果，他不会因此感激福特家族，更不会在购买汽车时优先考虑福特公司的车。他如果对自己的机遇心存感激的话，以后可以以同样的方式回报社会。
对此，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提出，美国的私人基金会的资助主要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直接资助项目；另一种是公益创投，以培育民间组织为目的；第三种是建立思想库，用于投资研究倡导。
事实上，美国的私募基金会可谓是全世界所有私募基金会的先驱，从私募基金会创立至今百余年，美国的私募基金会在不断开拓新领域、自我完善的同时，更是将创新奉为基金会发展的不二法则。
在2006年，当股神沃伦·巴菲特放心地将自己80%的财产捐给比尔与梅林达·盖茨基金会（以下简称盖茨基金会）时，不仅让盖茨基金会成为美国历史上资金规模最大的慈善基金会之外，更是继卡耐基、洛克菲勒后，掀起了21世纪新一轮的慈善高潮。
除了在关注领域上不断地拓宽，其管理模式也运用了商业公司的运作模式。盖茨基金会的基金会理事会(类似于商业公司的董事会)有3名理事，分别是盖茨、梅林达和盖茨的父亲老盖茨，他们是领导基金会运作的三架马车。在理事会下面设有CEO，负责具体工作的执行。
盖茨认为，基金会最主要的功能其实是一个召集人的角色，其目标是找到最好的人和最好的项目，至于项目具体怎么执行、善款具体怎么花则并不是基金会要操心的。
众多侨胞创立的基金会在中国开展项目
长远地改善社会条件
“向贫困的根源开战”是美国公益事业的核心思想。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医疗和教育两大领域是公益事业经常资助的对象。如果一个健康的人能受到同样的教育，就可以在社会竞争中获得平等的机会。他们相信机会平等、自由竞争，同时认为最重要的平等是教育机会平等。
作为20世纪美国最早的私人基金会，拉塞尔·塞奇基金会为日后美国基金会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借鉴作用。拉塞尔·塞奇基金会成立于1907年，宗旨是“长远地改善社会条件”，当时尽管在美国有一些机构从事社会改良，但是其范围、规模都十分局限。拉塞尔·塞奇基金会成立后，将涉及领域主要放在调查研究、教育、出版、倡导合作，同时努力建立和帮助类似的机构。
拉塞尔·塞奇基金会一直专门从事社会调查，大部分工作都是基金会自己实施，工作人员都是聘请来自外界的社会学家和社会工作者。拉塞尔·塞奇基金会成立之初，主要资助其他机构、以及与基金会宗旨相符的公益工作，在20世纪后期转为基金会自己直接开展项目。
著名的洛克菲勒基金会紧随其后，老约翰·洛克菲勒在1913年创立该基金会，以非营利团体形式在纽约州正式注册立案。基金会董事会三年改选一次，领导班子包括会长、副会长、各部门主任，由董事会任命。会长任期不限，是真正有职有权，对决策起决定性影响的人。
基金会的第一任会长是小约翰·洛克菲勒，工作方向和主导方针以及重大决策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小约翰的意志，但其宗旨始终坚持一句简单的话——“在全世界造福人类”。基金会最早选定的重点是发展医学、公共卫生和农业，自20年代末、30年代初开始重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
美国现代基金会的运行模式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税法改革和基金会的自我整顿，美国现代基金会已经有一套相对统一的制度和大同小异的运作方法。
1.注册和申请免税
根据非营利机构法律，可在联邦国会、州议会或地方政府注册。在向有关机构申请注册时，必须提交章程。
章程将存入州务卿或有关领导机构办公室的档案。一经审查批准，基金会就合法成立。在章程中申明的宗旨需包含两个要素：①表明本基金会符合享受免税待遇的公益机构的条件；②提供有效操作的框架。
在注册手续完成，依法正式成立为非营利公益组织后，基金会并不自动享受免税待遇，还需正式向国税局有关部门申请批准。这一申请要在运行一年以后提出。后来由于基金会太多，都集中到联邦政府税务局显然行不通，遂授权基金会所在地方政府有关机构审批。
2.董事会制度
与企业一样，基金会的决策权力机构是董事会。最初一届董事的产生多半就是注册人。在章程中要先确定董事会人数和填补空位的规则，以后再由历届董事会聘请新的董事，必要时，董事会也可以扩大人数。董事会成员也可以兼部门或项目负责人。
董事的人数除纯粹家庭基金会外，一般规定不少于3人。任期从一年一选到终身都有。
关于董事会成员的工作是应该无偿还是有偿，也有不同的做法。
3.财政管理
任何机构或企业都有财政管理。基金会的特殊处在于它享受免税，而其收入来源既有捐赠又有投资所得，但是各种不同类型的或大小不等的基金会情况又不相同。
大的基金会除一般行政班子外，有几类专业人才是必需的：熟悉税法者；金融或投资专家；另外，视基金会的工作重点，还应有各类专业“项目管理”人员。
大基金会多有专门的投资代理人或机构，与它的运作部门完全分开。基金会的捐资者与其企业的关系一直是一个公众和政府所关心的问题。
基金会本身的开销和庞大的工作班子也是受到诟病的一个问题。另外，各种基金会的运作方式不一样，所需人力和费用就不一样。办公费占预算的比例最少的不到1%，最多达60%，大部分在5%~10%左右。
4．行业组织和学科
基金会自己成立的行业组织是20世纪后半期的一项新事物。基金会的盛衰与美国经济的起伏以及政府和国会的态度与政策有相当的关联。基金会行业组织的出现最初是出于联合自保的需要。另外，基金会也确实存在种种弊病，需要进一步加强自身的规范化。行业组织因此出现了，非营利组织或私人公益事业本身也成为一门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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