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植物人村”：他们的生活就是为了唤醒亲人
三十几户人家以家庭为单位住在哈尔滨太阳岛上，他们的生活目标只有一个———唤醒“植物状态”中的亲人。
太阳岛上的特殊群落
6月17日凌晨3点，70岁的母亲醒了，在早晨的微光中她第一个动作就是去摸另一张床上儿子王世军的脸颊，儿子鼻孔里的气息呼在她的手上，让她感觉踏实，昨晚给他四次翻身的疲劳立刻就散了开去。
王世军合上6个小时的眼皮过了一会儿也猛地张开了，瞪着天花板。
脸色发白。他每天都是这个时候醒——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睡醒。
按照他的主治医生王德生的说法，王世军的大脑依然没有意识，不能感知。
他不会说话，身体不会动。除了眼皮会关上打开，他38岁的生命就像病房窗台上的盆景一样，以最原始和本能的姿态活着。
从2002年1月出事至今，他一直保持着医学上称作的“持续性植物状态”。
52岁的植物人，妻子依然盼望他有一天能突然醒来。
记者王轶庶／摄
王世军住在哈尔滨太阳岛上，6月中旬，这个著名的避暑胜地草木茂盛。在岛上的一个幽静的角落，有一群人也像植物一样生活着。
他们有呼吸、脉搏、血压，体温正常，有睡眠和觉醒的周期，有哭和笑的表情，眼球也能随着光点的移动发生运动，但这些都是机体内部的自然反射，并不是一种有意识的反应，对于自我和周围环境，他们已经没有任何认知能力。
这个角落就是黑龙江省康复医院最特殊的病房——“植物脑状态复苏中心”。一间病房就是一户人家，房内家居布置，有电视机，小冰箱，有的门上还贴着对联，窗台上种着花草。
这幢两层的楼房一共住着三十几户人家。他们以家庭为单位常年累月住在这里，聚居而成鲜为人知的“植物人村”。住在这里的家属们彼此非常熟悉，就像亲人一样，见面聊聊家常，谁家有事出门，会帮着照看一下病人，做一下饭。
植物人的促醒是最关键的步骤。村里住着的病人沉睡的时间长短不一，早醒过来的人家就把自己家病人怎么苏醒的过程一一说给那些还没醒过来的病人家属听，互相鼓励。
如果哪天“村”里有病人清醒过来，就成了村里所有人的重要日子。大家都会过来问候，一方面是祝贺，一方面是羡慕，一方面又觉得自家的病人也多了一丝复苏的希望。
来之不易的吞咽
从儿子的眼皮睁开那刻起，母亲就在他耳边跟他说话，大声喊他的名字——“王世军。王世军。”母亲在此之前一直喊他的乳名“小魁”，小时候这么喊是因为儿子生得比别人家的壮，大了儿子有180多斤，喊着也很贴切，“现在不敢这么喊，揪心。”
在成为植物人之前，王世军在内蒙古大兴安岭一个林业局当司机，每个月能挣1000块钱，在那个小地方已经很可观了。他还有个12岁的儿子。2001年那一整年，他和老婆之间纠纷不断，后来有一天老婆闹着要离婚，他说什么也不肯离，老婆请来弟弟帮忙，小舅子血气方刚，几句不合一刀就捅到了王世军一个胳膊上。血往外涌，送去急救，到了当地一个小医院。直到进手术室缝针，他的神志仍然很清醒，见是一个自己认识的医生，还向他要了一根烟，笑眯眯地抽完了再上手术台。
他这一上手术台就再也没有清醒过来。手术期间竟然发生了心脏骤停，抢救后保住了性命，却成了植物人。
母亲至今没有得到当地医院有关这次医疗事故的确切说法，她自己猜测大概是麻醉药用过了量。
该吃早餐了。母亲先用棉球蘸水润湿王世军的嘴唇，保持水分不致开裂，然后剥了一个香蕉，用勺子一点点扒碎了送到王世军嘴里，他的嘴开始本能地蠕动、吞咽，食物就慢慢地一寸一寸地吃进去了。本能吞咽这个动作，让母亲耐心地等待了两年。刚开始他吃东西只能靠鼻子上插一根长长的细小管子，进食流质。她清楚地记得以前只要一喂食，儿子就会把食物细沫一个不剩地喷出来，喷得全身都是。但她还是坚持无数次地把搅碎的食物细沫塞到他的嘴里。
终于有一天，母亲看见王世军的下巴活动了一下，食物一咕噜钻了进去，没有喷射。“吞咽”这个动作的发生无异于给母亲打了一针兴奋剂。
和床一起站立
王世军的艰难站立
照顾病人的家属常年和病人住在一起，每天按时做饭吃。病房门口的墙边，几个菜农干脆把菜摊摆到了“植物人村”口。每天早上家属们就在这里和菜农讨价还价，也互相打听怎么做菜给病人增加营养。人声喧哗，已经苏醒过来的病人坐在轮椅上晒太阳。
9点一到，王世军的母亲就腾地站起来，给儿子换上刚买的新裤子，给他的两只脚穿上袜子，再套上一双黑色的软布鞋。他的脚十分干净，没有一丝皮屑，没有一点味道，母亲早晚给他擦洗两次。
上午9点，是王世军的站立时间，站立是为了防止他的肌肉萎缩。母亲和护工一起把王世军从床上搬到轮椅上。轮椅是经过母亲自己改造的，王世军全身没法动，背脊要弯，头要垂，她就在一般的轮椅后面装上一块木板，木板上拴着一根粗粗的红布带子。红布带子套在王世军的头上，固定他的头部。他的脚直挺挺地搭在轮椅脚踏板边上，母亲蹲下身子把他僵硬的腿脚弄弯曲，让他的鞋底踩在脚踏板上。
母亲推着轮椅出门向前，到了医院的大厅。母亲和护工一起再把王世军从轮椅上抱到铁床上朝天躺着。
一个植物人如何能站立起来呢？
母亲开始给他在肩部、腰间、大腿、小腿几个部位都扎上皮带或绳子，把他绑着固定在铁床上，皮带底下都垫上了软毛巾。母亲边垫边问：“儿子，疼不疼，难受就给妈哼一声。”母亲将他头部的那根红带子绕过他的额头固定在铁床上，在他的头顶、两个胳膊外侧和两腿之间都垫上软软的白色小枕头。一切忙碌完毕，母亲便开始用力地摇铁床，铁床这头徐徐上升，暂停，让他斜着站会儿，适应一下，然后母亲继续摇，直到铁床最后上升到直立位置，固定在铁床上的王世军也被带着站了起来，但是两脚尖无力地向里侧倾斜，母亲把最后一个小枕头垫在他的两脚之间，他的脚终于保持直立地踩住了。母亲的这一连串动作已经重复了几千遍，极为熟练。
在他站立的半个小时里，母亲面对着他，儿子高过母亲一个多头，她仰着头看着他。
“儿子，往这边瞅，看谁来啦？”她边说边去把儿子的头从另一侧扳过来，为的是运动他的脖子。他的手指蜷缩着，颜色发紫，母亲站在他的对面握住他的手，给他一个一个地按摩手指头。
时间长了，王世军的嘴里就本能地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怎么了，儿子，哪儿不得劲了？”母亲说，“再坚持会儿，儿子，站够30分钟，咱们再下来。”
有医院里的病人家属经过铁床边，叹一口气，然后跟着母亲一起喊——“王世军。王世军。”
尽管有红带子套着铁床将头固定，王世军的头还是一再地耷拉下来，耷拉下来，两个眼睛往上翻。
南方网讯 三十几户人家以家庭为单位住在哈尔滨太阳岛上，他们的生活目标只有一个———唤醒“植物状态”中的亲人。
太阳岛上的特殊群落
6月17日凌晨3点，70岁的母亲醒了，在早晨的微光中她第一个动作就是去摸另一张床上儿子王世军的脸颊，儿子鼻孔里的气息呼在她的手上，让她感觉踏实，昨晚给他四次翻身的疲劳立刻就散了开去。
王世军合上6个小时的眼皮过了一会儿也猛地张开了，瞪着天花板。
脸色发白。他每天都是这个时候醒——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睡醒。
按照他的主治医生王德生的说法，王世军的大脑依然没有意识，不能感知。
他不会说话，身体不会动。除了眼皮会关上打开，他38岁的生命就像病房窗台上的盆景一样，以最原始和本能的姿态活着。
从2002年1月出事至今，他一直保持着医学上称作的“持续性植物状态”。
52岁的植物人，妻子依然盼望他有一天能突然醒来。
记者王轶庶／摄
王世军住在哈尔滨太阳岛上，6月中旬，这个著名的避暑胜地草木茂盛。在岛上的一个幽静的角落，有一群人也像植物一样生活着。
他们有呼吸、脉搏、血压，体温正常，有睡眠和觉醒的周期，有哭和笑的表情，眼球也能随着光点的移动发生运动，但这些都是机体内部的自然反射，并不是一种有意识的反应，对于自我和周围环境，他们已经没有任何认知能力。
这个角落就是黑龙江省康复医院最特殊的病房——“植物脑状态复苏中心”。一间病房就是一户人家，房内家居布置，有电视机，小冰箱，有的门上还贴着对联，窗台上种着花草。
这幢两层的楼房一共住着三十几户人家。他们以家庭为单位常年累月住在这里，聚居而成鲜为人知的“植物人村”。住在这里的家属们彼此非常熟悉，就像亲人一样，见面聊聊家常，谁家有事出门，会帮着照看一下病人，做一下饭。
植物人的促醒是最关键的步骤。村里住着的病人沉睡的时间长短不一，早醒过来的人家就把自己家病人怎么苏醒的过程一一说给那些还没醒过来的病人家属听，互相鼓励。
如果哪天“村”里有病人清醒过来，就成了村里所有人的重要日子。大家都会过来问候，一方面是祝贺，一方面是羡慕，一方面又觉得自家的病人也多了一丝复苏的希望。
来之不易的吞咽
从儿子的眼皮睁开那刻起，母亲就在他耳边跟他说话，大声喊他的名字——“王世军。王世军。”母亲在此之前一直喊他的乳名“小魁”，小时候这么喊是因为儿子生得比别人家的壮，大了儿子有180多斤，喊着也很贴切，“现在不敢这么喊，揪心。”
在成为植物人之前，王世军在内蒙古大兴安岭一个林业局当司机，每个月能挣1000块钱，在那个小地方已经很可观了。他还有个12岁的儿子。2001年那一整年，他和老婆之间纠纷不断，后来有一天老婆闹着要离婚，他说什么也不肯离，老婆请来弟弟帮忙，小舅子血气方刚，几句不合一刀就捅到了王世军一个胳膊上。血往外涌，送去急救，到了当地一个小医院。直到进手术室缝针，他的神志仍然很清醒，见是一个自己认识的医生，还向他要了一根烟，笑眯眯地抽完了再上手术台。
他这一上手术台就再也没有清醒过来。手术期间竟然发生了心脏骤停，抢救后保住了性命，却成了植物人。
母亲至今没有得到当地医院有关这次医疗事故的确切说法，她自己猜测大概是麻醉药用过了量。
该吃早餐了。母亲先用棉球蘸水润湿王世军的嘴唇，保持水分不致开裂，然后剥了一个香蕉，用勺子一点点扒碎了送到王世军嘴里，他的嘴开始本能地蠕动、吞咽，食物就慢慢地一寸一寸地吃进去了。本能吞咽这个动作，让母亲耐心地等待了两年。刚开始他吃东西只能靠鼻子上插一根长长的细小管子，进食流质。她清楚地记得以前只要一喂食，儿子就会把食物细沫一个不剩地喷出来，喷得全身都是。但她还是坚持无数次地把搅碎的食物细沫塞到他的嘴里。
终于有一天，母亲看见王世军的下巴活动了一下，食物一咕噜钻了进去，没有喷射。“吞咽”这个动作的发生无异于给母亲打了一针兴奋剂。
和床一起站立
王世军的艰难站立
照顾病人的家属常年和病人住在一起，每天按时做饭吃。病房门口的墙边，几个菜农干脆把菜摊摆到了“植物人村”口。每天早上家属们就在这里和菜农讨价还价，也互相打听怎么做菜给病人增加营养。人声喧哗，已经苏醒过来的病人坐在轮椅上晒太阳。
9点一到，王世军的母亲就腾地站起来，给儿子换上刚买的新裤子，给他的两只脚穿上袜子，再套上一双黑色的软布鞋。他的脚十分干净，没有一丝皮屑，没有一点味道，母亲早晚给他擦洗两次。
上午9点，是王世军的站立时间，站立是为了防止他的肌肉萎缩。母亲和护工一起把王世军从床上搬到轮椅上。轮椅是经过母亲自己改造的，王世军全身没法动，背脊要弯，头要垂，她就在一般的轮椅后面装上一块木板，木板上拴着一根粗粗的红布带子。红布带子套在王世军的头上，固定他的头部。他的脚直挺挺地搭在轮椅脚踏板边上，母亲蹲下身子把他僵硬的腿脚弄弯曲，让他的鞋底踩在脚踏板上。
母亲推着轮椅出门向前，到了医院的大厅。母亲和护工一起再把王世军从轮椅上抱到铁床上朝天躺着。
一个植物人如何能站立起来呢？
母亲开始给他在肩部、腰间、大腿、小腿几个部位都扎上皮带或绳子，把他绑着固定在铁床上，皮带底下都垫上了软毛巾。母亲边垫边问：“儿子，疼不疼，难受就给妈哼一声。”母亲将他头部的那根红带子绕过他的额头固定在铁床上，在他的头顶、两个胳膊外侧和两腿之间都垫上软软的白色小枕头。一切忙碌完毕，母亲便开始用力地摇铁床，铁床这头徐徐上升，暂停，让他斜着站会儿，适应一下，然后母亲继续摇，直到铁床最后上升到直立位置，固定在铁床上的王世军也被带着站了起来，但是两脚尖无力地向里侧倾斜，母亲把最后一个小枕头垫在他的两脚之间，他的脚终于保持直立地踩住了。母亲的这一连串动作已经重复了几千遍，极为熟练。
在他站立的半个小时里，母亲面对着他，儿子高过母亲一个多头，她仰着头看着他。
“儿子，往这边瞅，看谁来啦？”她边说边去把儿子的头从另一侧扳过来，为的是运动他的脖子。他的手指蜷缩着，颜色发紫，母亲站在他的对面握住他的手，给他一个一个地按摩手指头。
时间长了，王世军的嘴里就本能地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怎么了，儿子，哪儿不得劲了？”母亲说，“再坚持会儿，儿子，站够30分钟，咱们再下来。”
有医院里的病人家属经过铁床边，叹一口气，然后跟着母亲一起喊——“王世军。王世军。”
尽管有红带子套着铁床将头固定，王世军的头还是一再地耷拉下来，耷拉下来，两个眼睛往上翻。
假如他永不醒来，是放弃还是坚持？
与美国通过法律裁定是否继续维持生命相比，中国植物人的生死大权其实更多地掌握在家属手里
“他的手脚都会自己动了。他吃东西自己能吞咽了。给他吃西瓜，他连籽都能自己吐出来了。他吃鱼，鱼刺也能自己吐出来了。”在电话那边，家属语带兴奋地向记者列举了钟健(化名)好转的种种迹象。
钟健已经躺了7年，自从某一天他被家人发现躺在地上昏迷不醒。检查发现，他体内被注入了过量的吗啡因，中毒而导致进入植物人状态。
他曾在黑龙江省康复医院住了9个月，用过各种促醒办法，仍然没有恢复半点意识，就返回到了深圳家里。家属经常给黑龙江省康复医院植物脑状态复苏中心王德生副主任医师打电话，询问植物人治疗的最新进展。
尽管王医生多次告知他们，病人植物人状态持续太长，不可能再醒过来了，但是家属依然耐心地守在他身边，观察他的每一点变化，欣喜地把他的每一点进步都打电话告诉医生。
而就在不久前的2005年6月15日，曾经牵动美国朝野上下的佛罗里达州女植物人特丽·夏沃尸检结果终于公布，其丈夫的说法得到了证实，即特丽·夏沃一直处于脑死亡状态，并且没有受到过勒喉或其他虐待。
特丽·夏沃于1990年因医疗事故陷入脑死亡状态，虽能自主呼吸，但只能依靠进食管维持生命。她的丈夫兼监护人迈克尔于1998年向法院申请对妻子实施安乐死。特丽·夏沃的父母认为，迈克尔此举是为了100万美元的赔偿金。
此后，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特丽·夏沃的丈夫和父母进行着旷日持久的官司，美国白宫、法院、国会都曾介入其中。
特丽·夏沃的生死，不仅牵动了整个美国的神经，也令世界为之关注。
特丽·夏沃的案例也触动了王德生医生，他认为从医生的角度看，特丽·夏沃的丈夫的做法并不是“谋杀”，而有其合理性。
2005年3月18日，佛罗里达州法庭第三次裁决拔掉进食管。3月31日，靠生命维持技术存活了15年的美国女植物人特丽·夏沃，终于在法院批准对其实行“安乐死”、医生将其进食管撤除后的第13天，画上了生命的句号。
据美联社报道，验尸官说，特丽·夏沃实际上已经失明，死时大脑重量仅为正常成年人的一半左右，“脑损伤已经无法逆转，任何治疗都无法促使已经大量死去的神经细胞再生。”
两年大限
6月20日晚，记者致电钟健家。电话里突然传来了病人一声响亮的叹息。“你听，这就是他的声音，我们在他床边给他讲笑话，他还能笑呢，你信不信？”钟健的妹妹欣喜地说。
7年来钟健的母亲和妹妹一直坚持守护着他。长期卧床，不见阳光，使他的皮肤变得异常白嫩，“嫩到你用指甲轻轻硌一下皮肤就能出血，用粗一点的纸巾擦一下也会破。”妹妹说。
让特丽的父母选择坚持她的生命的是，特丽能睁开眼睛、会眨眼，甚至会露出笑容，这是不是能说明特丽还有意识？但医生认为，作为社会学意义上的人，特丽已经不存在了，因为她无法认知周围的人和事，不可能再发生任何人际关系，她本人也体会不到幸福、快乐，甚至是痛苦。她拥有的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而不是生活。
记者探访“植物人村”所见到的严重病例的生命体征与特丽类似，但是他们的一些本能反应让家属希望不灭。
“虽然这么多年没有看到这个病人了，但是我能想象出来他现在的样子。他的一些反应只是本能反应或反射，并没有恢复主观意识。”对钟健的“进步”，王德生医生说。
而对于植物人治疗在全国范围内尚没有建立统一的规范。美国多学科研究组根据大量持续性植物状态(PVS)病人的统计概率得出过一个结论：外伤性PVS凡病程超过1年者，恢复的可能性极小，可以基本肯定为不可逆性，即永久性植物状态；而非外伤性PVS病程超过3个月者即为永久性植物状态。
王德生医生介绍，该中心将植物状态保持在两年以内的病人作为促醒治疗对象。“之所以放宽治疗的时限，是因为临床上存在一两年不醒的病人恢复意识的案例。”
王医生说，“但实际上病程超过两年苏醒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
伦理之争
美国女植物人案唤起了美国社会有关植物人的伦理讨论。
对一个正在遭受不可忍受的疼痛的临终病人，他有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利。但对植物人来说，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因为当事人已经处于意识丧失的境地，无法再表达自己的意愿。特丽的丈夫表示，特丽生前曾经提到，一旦她成为植物人，她愿意接受“安乐死”，但他并没有可用来支持这一说法的直接证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特丽的生死可由她的亲人来决定。当一方是她的丈夫，另一方是她的父母的时候，配偶一方更有决定权。
医学资料显示，在我国粗略估计有10万左右植物人。10万个植物人就牵扯着10万个家庭敏感的神经。而在中国，长期存活的植物人病例也不在少数，这部分病人主要依靠家属的护理和喂养维持基本的生命体征。
在医学上认为不可恢复的植物人，家庭和社会应该如何对待？
王医生通过多年的临床经验分析，中国的没有促醒希望的植物人大多数死于家属护理不当引发的并发症。而通过家属的精心护理，长期维持生命的植物人不在少数。有的病人甚至维持了十几年。大多病人在医学上其实并没有恢复意识的可能，但家属却不愿意放弃治疗，因此往往成为家庭的重大负担。
多年的临床经验使他发现了一个现象：一般是作为丈夫或妻子，还有儿女可能比较容易放弃对病人的治疗，而那些植物人的父母们却大多不愿意放弃。
与美国通过法律裁定是否继续维持生命相比，中国的植物人的生死大权其实更多地掌握在家属手里。
国家卫生部伦理专家委员会委员王延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对于自愿耗费大量精力长期照顾植物人的家属来说，他们当然有权利这么做，但是美国的案例也启示我们，在医学上界定为不可恢复的植物人的家属，社会应该赋予他们另一种权利，就是通过社会制定某种程序，在医生的参与下，提交伦理委员会讨论是否继续维持植物人的基本生命，或者通过法律途径申请对植物人的“被动安乐死”，来减轻心理压力，这符合针对植物人的伦理规范。但与此相关的伦理和法律问题在中国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也没有出现患者家属主张植物人“安乐死”的案例。
她同时认为，从情感上说，这种观念似乎很难为中国的患者家属接受，这与人们长期以来对生命的认识有关。但人是具有社会性的，植物人属于生物人，没有人格生命，但许多家属往往把病人仅仅活着当成一个重要的感情支持途径。从社会的角度讲，维持这样的生物意义上的生命其实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她认为，接受死亡也是对生命的一种尊重。
但在钟健这漫长的7年里，即使整个家庭为年轻人的植物状态深深煎熬，他们的亲属却从未想过让他像夏沃一样死去。“不管怎么样，我们得让他活着，活到有新的促醒药物研制出来的那一天。”母亲说这是全家人的愿望。
“谁能忍心看着面色红润有体温的孩子饿死呢？”钟健的母亲抽泣着说。
图：苏醒过来的一位70多岁老人在学习认图，她因脑血栓而陷入植物状态
什么是植物人
在我国，中华医学会急诊医学学会意识障碍专业组根据多年工作经验，提出了植物状态的定义应是———“一种临床特殊的意识障碍，主要表现为对自身和外界的认知功能完全丧失，能睁眼，有睡眠—醒觉周期，丘脑下部及脑干功能基本保存”。
植物状态持续一定的时间，即诊断为持续性植物状态，这段时间各国规定并不统一。美国神经病学会于1993年规定为1个月以上。但日本大多主张以3个月为界限。为了统一标准，美国多学科研究组提出，急性外伤性或非外伤性脑损伤后1个月的植物状态即可诊断为持续性植物状态，而变性或代谢性疾病或发育畸形所致的植物状态必须持续1个月以上才能诊断为持续性植物状态。我国的意识障碍专业组于1996年4月提出，凡植物状态持续1个月以上者即可诊断为持续性植物状态(PVS)，就是人们俗称的“植物人”。
PVS的病因多而复杂，总的可分为急性脑损伤，变性及代谢性疾病和发育畸形三类。在我国有明确病因的临床报道的1104例患者中主要是急性脑损伤，其中包括脑外伤，脑血管病，脑瘤术后，脑炎，心肺复苏后(麻醉意外、溺水、扼颈窒息、自缢、电击伤、失血等各种原因所致)缺血缺氧性脑病，中毒性脑病(CO、毒品等)。
医学认为，颅脑创伤后长期昏迷或持续植物状态的病人在病情稳定的情况下，可接受一系列综合治疗措施，如早期颅脑损伤的正确处理、各种严重并发症的防治、催醒药物应用、高压氧治疗和各种催醒训练的康复治疗等。但到目前为止，尚无一种方法或药物被证明对颅脑创伤后长期昏迷或持续植物状态患者有确切疗效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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