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广州6月15日电(记者郑天虹 肖文峰)导演、编剧、作家、推销员、设计师……未满16岁的王涛(化名)怀揣的种种梦想,就在3天前他拿刀砍向母亲的时候彻底破灭了。 一个寻梦的少年,为何如此惨无人道地蓄谋杀害自己的生身父母?“我知道杀人偿命,但只有这样做,我才能获得自由,才能完全解脱!”王涛反复对记者说的这句话中所宣示的仇恨心态,令人极度震惊。 13日,杀母少年王某涛归案后接受审讯 他向父母举起了屠刀 一个月前,住在广州瑶台向阳大街6巷21号出租屋协助父母做生意的王涛开始策划谋杀父母。6月7日,他曾准备用铁锤砸父亲,但因想到父亲会“很痛”而未实施。 6月12日下午,父亲外出进货,家里只留下他和母亲。王涛又一次开始实施 “计划”,并告诫自己这次一定要“意志坚定”。于是,他拿起木棒朝母亲使劲打去,母亲惊讶地喊:“你打我干什么,我是你妈啊!”但连续几次重击终于使她昏厥,王涛继而用菜刀向母亲颈部割去,直到确认母亲死亡。 半小时后,回家的父亲发现了一切,当即准备报警,王涛又用菜刀砍向父亲。父亲受伤后夺门而逃。案发后的王涛畏罪潜逃,公安部门于13日凌晨将他擒获。 一个不到16岁的孩子,为什么要丧心病狂地置亲生父母于死地?带着这个疑问,记者采访了王涛。眼前的王涛很镇定,见到记者点点头,不回避记者的任何提问。 记者:你为什么要杀你母亲? 王涛:因为我恨她。 记者:你为什么恨她? 王涛:因为她限制我的自由。 记者:你知道杀人偿命吗?你后悔吗? 王涛:我知道,但我不后悔。 这是为什么 在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外科大楼五官科住院,刚脱离危险期的王涛父亲对记者说:“我们农村人认为赚钱给儿子建了房子,娶了媳妇就是对得起他了,其他的从来没多想过。”他反复说着一句话:“我真想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的确,父母在经济上给了王涛很大的满足。没来广州时,父母虽然回河南看他的次数少,时间短,但每次总是从广州给他带一些“稀奇玩意儿”;王涛说,到广州后,“我缺钱就在他们钱包里拿,拿多少他们根本不管。” 他很多同学都没有他的钱多。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让王涛感到亲情的温暖。他说,近16年来,他和父母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只有4年。从刚有记忆时,父母就远赴广州打工,他被留在了河南安阳老家,托付给70多岁的奶奶抚养。 陪伴王涛童年的是冷冰冰的电视机,他鄙视课堂里所学的一切,“课本上的东西,我在电视上都可以学到。”到小学五年级时,他再也不愿上学了。辍学后,年迈的奶奶生了重病,再没有能力照顾他。2003年,母亲把他接到了广州。与父母的重逢,没有给王涛带来任何喜悦,除了感到陌生,还开始“生厌”。这种陌生和厌恶的情感竟然在短短4年间演变成了“仇恨”。 王涛跟随父母做烧烤生意。从晚上9点到凌晨3点,他都要在父母所经营的烧烤排档,给客人端茶送水,或送货到家。每天的睡觉时间是凌晨4点到中午12点。 这样的生活并不是王涛所要的。他喜欢写作,闲暇时开始构思小说。他说,在他头脑里已经构思了8部小说,开始动笔的已有2部。他尤其对历史感兴趣,他把自己撰写的小说起名为《宋王传奇》,并以南北朝为历史背景,认为目前描述这个时代的文艺作品并不多见。他希望自己的小说能被拍成电影或出版。 在王涛的印象中,父母仅给他送过一本书《中华上下五千年》,还是他主动要求的,因为他想了解南北朝的历史,进而完成自己的小说。当时父亲还很费解地问他:“你买这个干什么?”他也曾经把自己的想法跟父亲谈过,还把自己小说的开头拿给父亲看,第一次父亲表扬了几句,可后来,父亲只是随手翻翻,没有表现出更多在意。从此,王涛再也不愿把自己的想法对父母讲,认为“说了也没有用”。 王涛说,每次在烧烤排档帮忙时,母亲总是当着很多客人的面责骂他,甚至用很鄙夷的眼神看他。“他们不欣赏我,几乎不表扬我,只是挑剔我。”王涛感觉“很伤自尊心”。谈起父母,王涛说:“他们的生活乐趣就是做生意赚钱和买彩票想中奖。” 他说,唯一自由的时间是每天下午5点半到晚上8点半。他可以在这段时间去上网,寻找自己的世界。只有在网上,他才有机会跟家乡的同学聊天,告诉他们自己的想法。可是就连这个小小愿望也常常得不到满足。父母经常责备他上网花钱太多。 没有上学,更没有同学和同龄伙伴。王涛用“孤身一人”形容自己,就算是打游戏和打台球这样的娱乐项目,他都是一个人玩。 王涛认为父母是扼杀自己自由和梦想的罪魁祸首。长期孤独,对生活的不满,对理想无法实现的失望,种种情绪终于积累成了对父母的深刻仇恨。“只有杀掉他们,我才能完全解脱。”他得出了这样一个荒谬而罪恶的结论。 社会该为王涛的悲剧负什么样的责任? 王涛用“等待梦想”为自己的博客命名,他在博客里说自己是“寻梦之人”。他告诉记者他想当导演、编剧、作家、推销员或设计师,可是“梦想很大,现实很小”。 当“等待梦想”遭遇“教育真空”,社会将为王涛的悲剧负什么样的责任? 民进广东省委教育工委主任李伟成说,像王涛这样的从留守儿童到进城务工人员子女,长期处于教育“真空”,政府尚无专门的部门对这个群体进行管理;而现阶段的政府部门对外来工“管”得多,服务、帮助得少。李伟成说,据不完全统计,广州目前有39.2万名义务教育阶段的外来工子弟。按政策,外来工子弟教育以流入地为主,公办教育为主,广州需要多盖400所学校,教育部门面临很大压力。但实际上广州市难以也还没有对庞大的外来工子弟提供公办教育,对于大城市来说,外来人员子女的教育正在成为越来越迫切的现实问题。 广州市青少年文化宫副主任陈冀京说,尽管王涛的悲剧是一个极端的案例,但仍能反映出多数外来工子女潜在的心理问题。在农村,他们是留守儿童,与父母有严重的“疏离感”,认为父母亏欠自己,甚至怨恨父母;来到城市后,他们觉得与城市孩子差距大,是“边缘人”,自卑感强。于是他们把所有的不满转化成与父母的对抗,一旦父母满足不了他们的要求,就很容易引发家庭冲突,如同“定时炸弹”拉开了导火线。 专家建议借鉴香港的做法:政府鼓励相应的社会工作机构在对外来工子女进行广泛社会调查基础上,向他们提供适应期内的专项培训,包括语言、社会文化、政策法规等,为他们尽快融入大都市的生活,特别是心理上融入新的文化环境提供必要的帮助。对于一些公共文化体育设施,应免费向外来工子女开放,政府还可为他们的提供一些如《生活指南》《新市民须知》等城市生活指导性的册子。同时,公办学校要降低门槛,让外来工子女就读;大力扶持外来工子女学校,加强对其教学指导和管理督导,对主动承担部分外来工子女义务教育的学校给予补助。 |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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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弑母砍父案"追踪:三重世界下的"追梦"少年
阿涛被警察抓住后依然是一副不在乎的样子。 越公宣 严明 摄
阿涛的父亲目前已脱离危险
昨日,杀母少年王某涛归案后接受审讯
■少年弑母砍父案件追踪
对至今还躺在陆军总医院进行治疗的王建军来说,这几天前来“叨扰”的媒体已经很多了,白布包裹中的脸庞显得很憔悴。憔悴的不只是他的脸,还有他的心:在反复被媒体问及自己儿子的情况后,他似乎不再愿意去触碰“儿子”那个伤口,伤痛之后的麻木,他够了,他只愿意通过媒体告诉孩子“自己当时只是想把刀夺过来,爸爸并无恶意”。
与此同时,他的儿子阿涛已经被送往看守所,“无拘无束的生活”,在他心中还是那么坚定。“弑母砍父”引来如潮关注的时候,他似乎并不在意,“大不了判死刑”,这是他的话。
第一重世界
游走农村城市之间,呈碎片状态的社会化过程
父亲王建军和母亲张×红,从2005年起,就带着自己的独生儿子阿涛,每天如钟表一样固定穿梭于矿泉街向阳六巷。
早在几年前,阿涛来过广州,在毗邻矿泉街不远的棠景一间小学上四年级。这次上学的记忆,对阿涛来说可能并不好,因为在这里,他跟不上班,学校的老师回忆起来,对他也是毫无印象。
之后他回到河南又上了半年学,还是四年级。半年之后,他的求学生涯戛然而止。“只有傻瓜才坐在教室里”,他不觉得学习是什么,他相信自己可以做得很好,“知识完全可以从电脑上、从电视上学”。就在昨天与记者的对话中,他还流露出对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不屑一顾。
2005年到广州之后,他的身份正式演变成父母生意上的“小帮手”。而这些“不是大事的、琐碎的事情”可能成了他对父母“不爽”的催化剂,而父亲对自己的“管束”,母亲“有时看起来很鄙视的眼神”,让他“往往只是强忍”。
他觉得自己很孤独,同时又没有自由。而对此,把精力一直放在生意上的父母,基本上无暇顾及。父亲王建军说:“很少有沟通,也不知道他脑袋里乱七八糟的想些什么。”按照父亲的理解:“就这么一个儿子,挣钱还不是为了他?”
“阿涛自回河南老家上了一个学期之后,再也没有接受过教育,因此自辍学到来广州期间,对阿涛的监管是一个空白。这段时间里,奶奶管不了阿涛,远在外地赚钱的父母管不了阿涛,辍学后对阿涛的学校教育也没有了。恰好就是这段时间,阿涛正经历着生理与心理的变化。”广东省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曾景华分析。
从社会化的角度而言,“正常情况下,一个人应该在持续稳定的过程中完成其社会化的过程。“国内著名青少年犯罪研究专家、中国政法大学青少年犯罪教研室主任皮艺军教授分析:阿涛经历了“来广州”——“回老家”——“辍学”——“再到广州与父母一起卖烧烤求生存”这样一种颠沛流离的生活过程,他的社会化过程是被中断、不完整的。
而“这种呈碎片状态的社会化过程中,父母却忽视了对他的关心。如转学,孩子从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这期间孩子将承受着周围人全部变化的压力,沮丧、怨恨情绪很可能由此产生,而转变成为越轨甚至攻击行为,这种情况并不鲜见。”
阿涛的发泄“管道”很简单:迈开街门,走不了多远就是网吧,那里他能找到同学朋友聊天,在那里他“很享受孤独之前的那种快乐”。
第二重世界 网络上的梦想,现实中的逼仄 在网络上,他开创了自己的小小天地——“等待梦想的BLOG”。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并不是网瘾少年,网络只是他“享受孤独前的自由”的方式,和朋友沟通的方式,寻找自己梦想的地方。他把自己的一篇文章,命名为“追梦的人”。 博客上,梦想是唯一的主题。他这样写道:“每个人都有梦,有梦的人活着才不会孤独,才有动力……只有你的梦是你的一切。我要给自己创造舞台创造机会,永不放弃。”在这篇文章里,他向“圣心瞳”敞开了心扉,甚至邀请他到自己的博客,并欢迎加他的QQ,准备两人来个“梦和梦之间的沟通”。 “圣心瞳”曾经因为坚持认为自己很丑,执着地要整容,而迎来媒体的采访。事实上,他并不丑,除了家境不错之外,他还曾在酒吧唱歌,比较活泼。按照阿涛的理解,“圣心瞳”和他一样,属于追逐梦想的人。这篇文章写于今年3月29日。 为了追逐梦想,他甚至在博文里表达到“追梦的过程是艰辛的,就是追不到,也没有百火(白活)。”他还说道:“梦想的舞台,为梦想而战,永不后悔。”在博文中,他反复表达的主题是“我要追梦”。 他曾经写过两本武侠小说,分别取名《雪山剑派》和《十八金甲将》。他对这两部作品抱有相当大的希望,将其视为自己“梦想起飞的舞台”,且一度想向报社投稿。 能够展示阿涛“才气”和“想法”的,是他博客中唯一较长篇幅的博文。在这篇文章里,阿涛表达了对新版三国电视剧的看法。 “赵云、马超、周喻(周瑜)、姜维,这几位都是少年英雄。先说马超,他的扮演者呢当然要帅,性子还要急,暴糟(躁)。周喻(周瑜)的扮演人要有点自以为是的样子,眼睛还要很歼(奸)诈,自然要是个周郎的样子嘛。姜维一定要有自信,还要有聪明的样子,人嘛帅点好。” “赵云我可要好好说说,‘我乃常山赵子龙’,听到这句话,第一个反应是‘英雄’,在少女心目中更是‘帅’,所以他的扮演人当然要帅,还要点冷酷不怎么爱说话,但性格要活泼,年轻嘛,正所谓一身是胆。” 他爱很酷、一身是胆的英雄赵子龙,甚至把自己的QQ取名为“赵子龙”。而关于新版三国的评语,部分反映了这个未满16岁的年轻人尚不成熟的价值取向。 两年前,他把自己写好的小说给父母看,父母说写得不错,但接着就没有下文了。终日奔波劳累的双亲对此,显得毫无用心。在王建军的印象里,儿子很听话,叫他干什么就干什么,对“自由”和“孩子写书”的理想,他对前者压根没有想到,对后者觉得“不可能,吹牛”。 对这种逻辑,皮艺军表示:“目前很多家长都存在一个大问题,就是忽视孩子的愿望,不尊重孩子的真正需要,把成人价值观强加到孩子头上。其实孩子的梦想非常宝贵,但有时候家长的一句粗话就把孩子最心爱的东西践踏掉。” 皮艺军认为,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许多家长都认为除了读书考大学之外,任何梦想、需求如上网、写小说等都是不正当的,因此会很不理性地予以阻挠。但是“恰恰很多孩子对于愿望的实现表现得非常执着,一旦得不到满足就会产生偏激的想法。” 第三重世界 柔情良心和消除障碍杀人动机的冲突 对阿涛的“理想”,父母无暇顾及。“自己郁郁不得志,只是把完美的梦想埋在心里”,再加上做生意的时候,父母叫他办事,当他不尽力时,就用家乡话骂他,说他“得罪了客户”。 冲突开始了,阿涛向父母提出换个生意,但父母“迟迟未见行动”,他觉得自己“心都碎了”,因为“梦想无法实现,自己只有脱离了这种生活,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他的考虑就是:实现梦想只有一个途径,就是杀了自己的父母,从此无拘无束,享受自由和梦想。 皮艺军分析,在心理学上,有一种杀人动机叫做“消除障碍”,比如追求女朋友时遇到情敌或是受到家人阻挠而发生的情杀、亲杀案件就属于这一类。阿涛就将父母假设成了实现梦想的障碍,所以产生了杀人的念头。 事实上,他几次在动手的关头,都被“柔情和良心唤醒”。但他最终还是下了决心,酿造了悲剧。 事实是:阿涛最终以“弑亲”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赵子龙“一身是胆”的追求。 2006-12-25 有人跟我说“没剧本”,听后我很难过。我空有好剧本,可就没人知道。经典再重派(拍)就不好。哎!再想起三国,真是“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阿涛博客文章摘录 |
■专家说法 迷失在当下,阿涛何止一个? 皮艺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中国社会普遍没有把理想个人化,只知道一味地追求“崇高教育”。但是孩子连对生命的尊重都没有了,崇高又从何谈起?当然,这也跟中国整个的功利氛围有很大关系。 阿涛对正规学习上升通道视而不见,事实上,现在的中考、高考制度其实都是成年人按照自己的想法设置的,家长成了“压力锅”,使得很多孩子都没有了梦想,本来好学的孩子也变成了厌学。 阿涛在广州三年期间,没有一个朋友,在外在强大的物质诱惑下,他只能以农业社会的心态来面对一个工业化社会,“最终只有迷失于其中。”和阿涛有相同境遇的外来小孩在广东不只一个,只是没有那么极端而已。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从1980年到2003年,中国从西部到东部、从中部到东部的区域差别与城乡差别在逐年扩大。一位广东学者认为,广东周边的省份与广东的差距不断拉大,大量流动人口因此高速流入广东,“广东在很大程度上承受了不只是广东本身,还有中国西南、中南数个大省的社会转型之痛”。 事实上,阿涛何止一个?阿涛的故事,又何止于外来工子女?父母对孩子缺乏沟通,日积月累使孩子出现问题的情况普遍存在,皮艺军如此认为。(记者 刘中元 实习生 卢颖) 王建军:我没想伤害他 昨日下午,记者随同广州市共青团“12355”专线心理问题专家与市预防办人员走进陆军总医院,看望了弑母砍父少年阿涛的父亲王建军。 据医生介绍,目前王建军已无生命危险,不日即可出院。在和王建军面对面交谈的过程中,他的话语中有几分无奈的平静。 “你们有没有去看他(阿涛)”,王建军喃喃自语地说,“是应该去看他的,真希望他能认识到错误。” 回忆前日的不幸时,王建军声音很低沉,低沉得难以让人听见,“当时我把刀夺过来后,根本就没有想伤害他!” 谈起自己的不肖子,王建军感叹,“他口碑好、诚实、不偷不抢,平时都很听话。但做出这样的事,不是一时糊涂,是长时间的糊涂啊!”尽管如此,躺在病床上的王建军,还不时把在身边照顾自己的侄子当成了阿涛,迷糊中好几次叫错了人。 心理问题专家称,对处于逆反期的青少年来讲,家长应当多花点时间与孩子交流,排除两代人间的隔阂。而此次悲剧的最终酿成,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过早和同伴隔离,家长控制过于严厉,双方间少有交流,是造成惨案的主要“凶手”。(记者/谢苗枫 实习生/罗伟民)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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