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百年话剧小7岁，欧阳予倩之子，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人艺建院四大元老唯一健在者，1942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健在者之一。

               文/本刊记者 李  樱   《三月风·新闻人物》2007年第6期

 

2007年4月到6月，为庆祝中国话剧百年，全国开展了很多庆典活动。近一个多月来，欧阳山尊忙得连去医院检查身体的时间都没有，他接受一家连着一家的媒体采访，“谁让我是一个出土文物呢！”

2007年5月11日到13日，欧阳山尊在医院呆了几天。刚回家，他又花了一天时间接待一个客人，他只能学着“机灵”些了，“犟犟地装傻”把打来约采访的电话给了夫人，让夫人帮忙挡驾，夫人柔声细语地解释，“为庆祝话剧百年，我们接受采访是一种责任，但他好不容易抽空去医院检查，也刚从医院回来，过几天好吗？”

欧阳山尊想利用几天时间，静下心来写几篇文章，“为几个故人写些回忆纪念的东西，再不写就来不及了。人越老就越发现，有太多的事情要去做。”

 

“小萝卜头”为百年话剧忙碌

这几年，欧阳山尊一直在写回忆文章，也仍为中国话剧踌躇满志。为迎接今年中国话剧100周年，他一年前就递交给文化部一份开展纪念活动的报告；而北京人艺重演经典名剧，他也都会参加建剧组会……众人以“人艺四大巨头”称呼，他谦逊而不乏趣味地说道：“不是巨头，是小萝卜头。”

2007年4月7日到8日的《纪念话剧百年经典话剧片段欣赏》专场演出上，欧阳山尊坐在轮椅上登台朗诵了鲁迅1925年创作的唯一一部话剧剧本《过客》中的《不思息》片段——“是的，我只得走了。况且还有声音常在前面催促我，叫唤我，使我息不下。可恨的是我的脚早经走破了，有许多伤，流了许多血……”。

去年9月，才从鬼门关拽回性命的他朗诵起来底气有些不足，牙齿也没剩几颗了，可却更能让人感受到他鼓动着最蓬勃的“真”的脉搏。朗诵结束后，欧阳山尊激情澎湃，在全场观众的掌声中，他竟然从轮椅上一跃而起，拿起身边的手杖，平日里从轮椅上起身都要别人搀扶的他，来了一个漂亮的转身，雄赳赳气昂昂地走下台去。全场惊呼，响起更热烈的掌声。

欧阳山尊出席每个活动，不管活动大小，都精心准备。2007年4月5日，第五届北京国际戏剧演出季闭幕式演出《吁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定在上午10点半开始，刚过9点半，欧阳山尊便已到剧场，恰好碰到了《吁天》主演濮存昕。

坐在轮椅上的欧阳山尊立刻掏出了一幅书法作品。原来，这是他为话剧百年作的一首诗，他想让濮存昕在发布会上替他念。认真的欧阳山尊特意让濮存昕进行了一次小小的排练。坐在轮椅上的欧阳山尊轻声说：“下面我请濮存昕帮我朗读一下。”濮存昕随后开始大声朗读他的诗作。空荡荡的楼道里，一老一少进行了好几遍正儿八经的“彩排”。旁边的媒体记者说，其实这只是一个简朴的、观者不会太多的新闻发布会。

“只记得革命年代”

有媒体记者打趣，可以谈论“话剧百年”的人艺老演员不过10余人，导演仅余下93岁的欧阳山尊，而他总是把采访者逗得啼笑皆非，因为100个问题在他那里只能得到一个答案——他只记得自己是如何参加革命的这段，而且说起来打不住。

1914年5月24日，欧阳山尊生于湖南省浏阳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过继给话剧艺术家欧阳予倩为子，从小就受到父辈的艺术熏陶。1920年他家由长沙迁往上海，大学期间，欧阳山尊跟随父亲学习苏联戏剧艺术理论和风格，也参与发起40年代剧社，演出夏衍编剧的《赛金花》《自由魂》等著名剧目。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事件后，上海的进步文艺工作者，纷纷组织抗日救亡演剧队，奔赴祖国各地，以文艺的形式进行抗日宣传。其中，由聂绀弩、欧阳山尊、贺绿汀等一批著名文艺家组成第一演剧队。他们由上海出发，北上做抗日宣传，走一站，演一站，对象不分国军共军，不分工厂学校，鼓动全民抗战。

该年年底，欧阳山尊跟随抗日救亡演剧一队到达了八路军总部的驻地山西临汾，丁玲、李伯钊两位文艺女将出来迎接。她们身穿戎装，一幅飒爽英姿模样，这让欧阳山尊很快喜欢上了解放区。

这期间还有段《游击队歌》出炉的佳话，贺绿汀在途中赶写《游击队歌》，因为隔天要用这支歌送八路军115师去山东建立根据地，贺绿汀在老乡土炕上的油灯下，写了一夜没合眼，这首歌在临汾刘庄八路军总部首演，当时没有钢琴，没有乐队，只有欧阳山尊吹着口哨充当伴奏。“游击战士唱着这首歌，好像注入了兴奋剂，敌忾燃得更旺，艺术可以如此直接发挥救国功用！”欧阳山尊深感文艺对当时革命的重要性。

不久，日本人打过来，轰炸前线，只能离开前线。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给了欧阳山尊一百块钱路费，他买了一辆破自行车，打前站，骑了八百里地，从前线到了延安。他到了延安就演戏，一演就是一个月，还演了《放下你的鞭子》，任抗日军政大学总校文工团副团长。1939年隆冬腊月，欧阳山尊被贺龙指名调到战斗剧社担任副社长。

1941年，为庆祝“八一”建军节，晋绥军区举行联合大公演，贺龙提出组织戏剧游击小组，到敌占区宣传演出。会后欧阳山尊立即调集剧社11位精兵强将，组建成了“游击剧团”,自任团长。除两个女同志佩带手枪外，其他9个男同志每人步枪1枝，子弹30发，手榴弹3个，每人还背一条夹被，晚上睡觉时盖，演出时扯起来连成一块幕布。所有演出用的服装、道具、乐器、化妆品大家分工带上，同时还从战斗部队调来了7名精壮战士成立了一个武装班担任剧团的保卫任务。

欧阳山尊比别人还多带一件物品，一只从鬼子手里缴获的装防毒面具的空筒，筒内装着他随时书写宣传品的“文房四宝”，以免被雨淋湿。靠着这“文房四宝”，一次，欧阳山尊竟亲自把宣传品贴到敌据点的寨门上，被传为奇闻。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记忆

在战斗剧社，欧阳山尊组织剧团给抗日军民演《雷雨》，但有的战士看完之后，成天学着戏里的周萍，吹着口哨叫“四凤，四凤”，而不是痛恨周朴园，“我之前怕战士看不懂，还特意先印制了资料给战士们看，但演出效果仍不好。”

1942年，欧阳山尊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解开了心中的疙瘩。延安文艺座谈会对中国文艺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欧阳山尊参与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整个过程，是参加过会议的健在者之一。5月2日，毛泽东到了座谈会现场。当他逐人握手走近欧阳山尊时，欧阳山尊感到一些紧张。“他用力握着我的手，不摇晃，用真挚诚恳的目光看着我说，‘欧阳同志，你从前方回来了’。我很意外，我离开延安三四年了，主席竟然还记得我。”

对那次会议的回忆，欧阳山尊充满了深情，对会上毛泽东所言所语蕴涵的“文艺大众化”思想他记忆深刻，而最有历史价值的记忆也就在他与毛泽东一来一回的信中了。会后，他向毛泽东汇报敌后军民对文艺工作的迫切需要，也谈了个人对文艺工作的意见。欧阳山尊预感毛泽东会回信，果然不久，毛泽东回信了，信的内容只有一句话，“你的意见是对的。”“在那个复杂的环境下，这句话是很有内涵和分量的。”欧阳山尊回忆。

欧阳山尊深受鼓舞，随后，他到延安汇报演出剧目时，没有跟风演《悭吝人》《北京人》等军民看不懂的“洋”戏，而是演再现根据地军民斗争题材的“土”戏，受到热烈欢迎。

为此，毛泽东后来给战斗剧社寄了表扬信，信的内容是：“欧阳山尊、朱丹、成荫：你们的信收到了，感谢你们。你们的剧我认为是好的，延安及边区正需要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戏剧，希望多演一些这类好戏，敬礼。毛泽东，十月二十三日。”这封具有纪念意义的书信，如今已被中央档案馆作为革命历史文献收藏。

1963年后，欧阳山尊对话剧抱有的战斗传统一直没有变。2005年，庆祝抗战胜利60周年话剧演出暨献礼，欧阳山尊还坚持要上台演出，那年他91岁。他的角色是在剧中跑龙套，扮演一个回族老人，为表现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抗战的决心而设计，人物有一句台词和一个磕头的场面。

因为年事已高，欧阳老先生担心老伴阻拦他，他自己偷偷地给这个戏的导演写了一封信，把自己的角色和台词详细地分析了一遍。众人阻拦，说他年事已高，磕头的场景就免了，他坚持，“磕头这个场面我一定要演，而且可以演，但是在起身的时候，可能要人扶一把。”

为了这个角色，欧阳山尊天天晚上背台词，睡觉的时候都想着，生怕记错了。上场时，他背着老伴带了心脑血管的急救药，也怕自己突然出事，他不是为了过戏瘾，而是认为这是一个战士要做的事情，因为当年他就曾带着战斗游击剧团深入敌占区，亲自出演过这一抗战独幕剧，这次他高龄再度出演，会更让人记住“战斗性是话剧的传统，这种传统不能丢。”

年纪越大，欧阳山尊对话剧传统继承也越来越关心，听说剧院又在写一个讲述北京古城墙改造的剧本，欧阳山尊就为剧本不能紧密结合现实生活而着急，他会感叹：“不要光写一些北京味的东西。北京是多种多样的，也不止是老北京那一块。北京人艺应该到中关村去考虑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问题，应该到农村去了解三农政策。战斗性、民族化和现实主义是中国话剧的优良传统，因为中国话剧是伴随着国家命运和民族兴亡而诞生的。”

 

鲜为人知的首都剧场建设过程

欧阳山尊的经历奇特，抗战结束后，东北解放，搞文艺的他转而负责接收沈阳汽车厂，把几家汽车厂合并在一起组成汽车总厂，就是现在的一汽的前身。1950年春，中央组织部调他回北京，先在中央燃料工业部任直属燃料机械制造处长，不久，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欧阳山尊被劝说来到人艺，先后担任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兼副总导演。在北京人艺期间，欧阳山尊负责筹备组建工作，做了很多鲜为人知的重要事务。

做话剧要有自己的专用剧场。欧阳山尊讲述，首都剧场是在周恩来的一次次批示下，由他全程负责掌握修建起来的。1953年1月18日，欧阳山尊和曹禺等给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呈送了报告，考虑到国家的经济困难，剧院没敢提建新剧场，只是申请将大华电影院交给人艺使用。吴晗接到报告后马上与文化部进行会商，并书面报告周恩来总理。报告中提出：“有必要立即修建条件较好的小剧场一座，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管理使用。”“市政府的重视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这的确是人民的剧院啊！”欧阳山尊感慨。

周恩来接到报告后，在那年农历正月初三正过年时，邀请曹禺、焦菊隐、老舍和欧阳山尊到他那里商谈修建剧场之事。周恩来认为剧场容纳900人，太小，最好能大些，定下1200人的，并要欧阳山尊估算经费。欧阳山尊提出向民主德国订购灯光、音响、通风设备，总理当场表示同意。欧阳回院后，一方面忙着选址、拆迁、设计，一方面邀请林乐义等专家研究，测算出需资金约255亿旧人民币。

此后不久，欧阳山尊参加一个外贸订货会。由于外汇有限，订单上没有人艺的货。当时欧阳山尊认为这已是既成事实，就没再向周恩来汇报。不料3月20日凌晨2时，周恩来秘书韦明给欧阳来电话，说总理正在审阅外贸部报送的订货单，问为什么没有北京人艺的项目？欧阳回答外贸会已经决定，现在无能为力了。韦明听了笑着说，你真傻，既然总理过问这件事，怎么会无能为力呢？欧阳于是连夜做报表，次日一早交给韦明，这才保证了剧场建设的进度。设计逐步落实后，发现原先计算有误，总共需要575亿旧人民币。欧阳又向周恩来申报补款。

首都剧场即将建成时，又出现了一次小波折。文化部通知欧阳山尊说，首都剧场可以演出各类剧种，不能由人艺专营专用，因为建院经费是从文化部款项中拨出的。欧阳山尊很沮丧，后来趁一次周恩来看戏时，他讲了这件事，总理出面，首都剧场才交给了人艺。欧阳山尊边回忆边嘿嘿笑。

虎脾气的副院长

老一辈的人艺演员回忆，“副院长欧阳山尊虽然去过延安，却特别洋派，爱穿花格西装、戴法国便帽。他常开玩笑，一点架子没有。全院上下没人管他叫副院长，都是张口‘山尊’，闭口‘山尊’。星期天，我常见他骑着自行车，他的夫人和孩子则坐在前面的三轮车里。年轻一代的导演跟他讨论剧本，也根本不会考虑他是‘副部级’，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可以在他家从早晨8点半一直争论到下午4点，然后突然发现都忘记吃午饭，他一个‘副部级’赶紧往锅里下面条给大家吃，大家也都吃得理所当然。”

只是这位属虎的“山尊”发起脾气来，也会让人目瞪口呆。因为经历过革命战场，欧阳山尊深感严明纪律的重要性，对无故缺席和迟到深恶痛绝。一次在剧院排戏，有一个年轻的女演员迟到，她又是第一个上场的人，大家等了她10分钟。欧阳山尊克制地说：“请您明天准时到排练场——开始排戏！”他声音不高，却是威严的命令。第二天，那位年轻的女演员又姗姗来迟，而且超过了10分钟。坐在导演席里的欧阳山尊呼吸急促，脸涨得通红，他走向女演员，“扑通”跪在她面前，“请您明天准时到场！”他咆哮般的声音和慑人的举动把全剧组的人都镇住了。

欧阳山尊也有孩子般单纯的一面，正如他自己所言，演员在演出时必须“象孩子一样单纯”，挨一巴掌就哭，接到一块糖就马上破涕而笑。摸了摸阎王爷鼻子又回来了的他，也常常在危险之余，做做打油诗娱乐自己，“天生犟性不想改，我为敌人喝牛奶。年届九旬不糊涂，老而不死且莫怪。”他解释，在大是大非面前不能糊涂，为了“革命的战斗”要喝牛奶，保证好身体，调侃完，他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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