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冯  欢  摄影/本刊记者 张立洁   《三月风·新闻人物》2007年第6期

 

 

1966年，正在北京二中上高一的汪澎踌躇满志，“考进二中，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大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的他把自己的人生轨迹安排得很有条理。但是，马上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彻底粉碎了这个梦想。停课闹革命、大串联、无事逍遥便成学校生活的主要内容。

学习的完全荒废，全民内战的高昂气势，令年少的汪澎不可逆转地顺应着时代的步伐。1968年高三毕业，汪澎像其他数以百万的年轻人一样，响应党的号召，从城市奔赴边远的黑龙江呼伦贝尔盟农场。一待，就是两年，而后参军到福建，在部队又呆了整整五年。直到1975底，经过多次波折，才招工回城。

多年颠沛流离，他的大学梦早已破灭，他想，这就是自己的命运吧。

 

为他人“壮胆”进考场

“一走7年，我终于回到北京了！”一贯表现好、在部队就入了党的汪澎分到了当时挺红火的北京照相机厂。虽说在一线车间做光学镜片，工作环境不好，天天与苯、沥青打交道，但有北京户口，还有一个月几十块钱的工资，比起插队，已经很幸运了。

父母从五七干校出来，妻子也有了几个月的身孕，汪澎很知足，以为生活就会这样延续。所以1977年秋天，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30岁的他压根没想考。然而这平地一声炸雷，还是让车间里的小学徒工们纷纷拾起了课本，斗志昂扬。这些70届后的毕业生，文化大革命前只上到初中，高中的东西一点也没学过，都来找汪澎辅导。汪澎倒也乐意，一有时间，就给大家集中补习。等到报名时，没见过考场是啥样的小学徒工们胆怯着央求汪澎一块去，给壮壮胆。就这样，汪澎“稀里糊涂”报了名。考试结果实在太戏剧化，整个车间居然就他一个人考上了，并且数学还得了满分。

 

3月3日开学，4月1日当爹

孩子马上要出生，怎么上大学？汪澎在填志愿时只考虑两点：离家最近；学业轻松。听说文科没什么作业，啥也没想，就报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最终这个“娃儿他爹”和差自己好些岁甚至一辈的小伙子小姑娘们做了同学。

阔别11年后重回校园的日子，汪澎过得比较特殊。入学不到一个月，儿子出生了。父母身体不好，幼儿园都没有恢复，爱人要上班，有时还要倒夜班，汪澎只能自己带儿子，白天上课做学生，晚上回家当爹，把孩子哄睡着了，再拿出书本自习，“大家都在拼命地学，不能不抓紧”。第二天，必须早早起来，在第一节课前赶回学校，以至于常常踏着老师的后脚跟进门。就这样，四年里，他一天假也没请过。“我上四年大学，把孩子也带大了。”

 

他们很有勇气和魄力

毕业二十多年了，大班长还是大班长，汪澎热心地给我们找出大家的联系方式，“上个月我刚组织了一次聚会，你放心，绝对是最新的！”又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照片，照片上，青春的面庞神采飞扬。现在，这132名学生中，大部分都去了政府机关、大学、报社、出版社等单位，成为了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部级干部、厅级干部、大学教授、媒体管理者等，不少人还主动下海，在企业高层任职。“这既是历史赋予我们的机遇，也是我们应当承担起的责任。”

在当时整个社会氛围还比较“左”的情况下，作为资历最老的党员，汪澎一进校门就毫无准备地被推荐做了中文系的学生党支部书记、年级大班长。除了日常学习，同时组织各种学术、文艺、体育活动。“这一届学生学习热情很高，思想空前活跃。”对文化的饥渴，对独立思考的崇尚，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幸运儿，有着强烈的使命感。经历文革摧残的大学校园在70年代末尤显生机勃勃，学生刊物风行，民主思潮悄悄蔓延。

然而思想解放是有代价的，是亲身经历的这一代年轻人所要付出的代价。汪澎提到了80年那次著名的自由竞选活动，当局极为恼怒。“我一次也没参加。”对这个敏感问题，汪澎反应异常迅速，回答得十分谨慎。比大多数同学年长，历经文革、插队、参军的丰富阅历，他的政治嗅觉格外敏锐、老练，但在内心，他被撼动了，“他们很有勇气和魄力。”

毕业后，好学生典范的汪澎被中纪委点名要走，一干就是20年，办了一系列类似胡长清、许运鸿等大案要案。后来实在觉得有些压抑，主动调到了进出口银行。对于现状，汪澎十分满足，“北京照相机厂早就倒闭了，要不是高考，我可能也下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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