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冯 欢 摄影/本刊记者 张立洁 《三月风·新闻人物》2007年第6期
上世纪七十年代，张立慧常常推着自行车，眼巴巴地望着北京大学校园里进进出出的工农兵大学生们，心里有一股酸酸的羡慕。
“文革”开始时，个子高高的张立慧总喜欢跟着读清华的哥哥和大学生们四处串联、郊游。30年后她曾戏称自己早就是“少年大学生”，“小学时代就过了把大学瘾”。“复课闹革命”时、她就近升到中学，竟觉得不习惯了。班级氛围“左”，班主任更“左”，她索性跑到别的班去听课。毕业分配时，她傻眼了：“三百多毕业生中但凡有一个被分到农村，那一定是我。” 她很清楚，父母50年代从美国回来的背景本来就不添分，更何况自己一不小心把管分配的班主任得罪了。
那天，天有点阴。一辆小货车来了，张立慧把行李一扔，上了车。这一去，就是8年。
上不了学，这辈子不嫁人
“马上又要‘三夏’了”，每年的六七月份，张立慧会不自觉地想到这些，“割麦、扬场……”事隔30多年，她还清晰地记得那些农活的每个细节。回想起来，张立慧十分怀念那段日子，也很感激村民们给自己的人生教育，那些苦和挫折成了她一生的财富。
张立慧特别能吃辣，是那时候养成的习惯，为了天天能把半颗油星都没有的熬白菜咽下去，只能就辣椒。从没做过农活的她挽起衣袖，卖力干活，甚至像男人一样干重活脏活累活，后来还当上了知识青年的标兵。她说政治上没想法，就是有一股不甘落后的劲儿。
没过多久，张立慧到农场的一个加工厂里开刨床。她看着刨床回刀时经常磕掉刀尖，凭着些许“液压”知识，居然弄了个技术革新，实现无阻力回刀，省力省材。因为有了这份“特殊贡献”，后来带薪上大学时别人拿二级工资，她拿三级。与此同时，张立慧追求知识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她坚持读尽可能找到的书，除了自学高中的数理化，还大量地看文学书籍。别的女孩学会绣个手巾织个毛衣什么的，张立慧没这种爱好，除了做工，就是看书。
村民们逐渐接受了这个“积极分子”。1971年工农兵开始上大学，张立慧连续被基层推荐了三年，政审都没通过。到了最后一年，她主动说，别推荐我了，浪费名额。每回清华大学到公社开门办学，她特别希望能去听课，却总是没她的份。直到现在，她还很不解：党在考验我？这个时期里，近乎疯狂的“文革”大潮，让她的父母遭受了厄运，母亲溘然长逝。张立慧把母亲的骨灰带回公社，埋在山脚下。站立在母亲的坟前，她默默发誓，上不了学，这辈子不嫁人！就和母亲在这儿呆着了。
改变一生的考试
从77年春天，她就开始了“地下党”式的复习。“一是怕万一没这事惹人议论，二是怕贫下中农对我失望，那时有一点点非分的想法都会遭到误解。”事实上，张立慧从没说过要扎根农村一辈子，就像初中毕业时从没报名表态上山下乡一样。她铁了心的是，上学，读书。
白天，她照常上工，只是隔一天挤出点时间，拿着书偷偷跑到山上看；晚上，打着手电躲在被窝里看到很晚很晚。吃饭，休息，所有能利用的时间全都利用上了。复习英语时，农村没有广播可听，于是下中班后，张立慧骑一个多小时的自行车，赶回城里家中。冬天的夜格外清冷，郊区小路无人夜行，她戴一顶大毡帽，学着男孩子的模样晃着蹬车，只有这样才安全，才能保证第二天早上至少有3个小时能听英语。
志愿填的是北大图书馆学系，“就是为了一辈子能有书看呗！”考完试，张立慧一边劳动，一边焦急地期盼着……妹妹考上清华，自己落榜了。正当她收拾书本回农场准备再次冲刺时，父亲一个电话打来了，“北京招生办来电话，让你去面谈！”张立慧绘声绘色地回忆了那一幕：铁栏杆外，一排排青年人翘首张望，在众多艳羡的目光中，她昂首走进了招生办。那一刻，是前所未有的骄傲与激动。招生办的老师说：“我们准备在分数不错的漏网考生中招一批，你没有报师大，但如果让你去师大上学，你愿意不愿意呢？”张立慧使劲点头，“我愿意！愿意！”
回到家，远远就看到父亲伫立在走廊上凝望着她，走近，父亲老泪纵横：孩子，每次你说想读书时，我都心痛啊！因为我你上不了大学，我这一辈子都会后悔！现在好了！
如果不行，我就去堕胎
大学时期的生活是振奋的，“七七”级是幸运的。本科毕业后，时为校学生会负责人的张立慧放弃去团中央工作的机会，一鼓作气考上研究生。“久违了校园，才学了四年，不够。”读研时学现代文学。然而在这期间，她对电影的兴趣却越来越大，从小就喜欢鼓捣照相机的她为电影声画带来的巨大震撼痴迷。
读完研究生后，她就不愿再读
她不在乎，一毕业就去了中国电影家协会，加入了鼓吹“第五代导演”的行列。很快，张立慧便感到一种压力。她对领导说，我有机会到美国去学习电影，能不能让我现在就出去？虽然服务期没到当时政策规定的五年，领导们都很支持她，因为电影界很需要送人出去学习，但国家没钱。“你什么时候联系好了奖学金，你就可以走。”这是影协为她破例开的绿灯。
等到联系好美国的学校时，她突然发现，自己怀孕了！出国学习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张立慧只好写信给校方，内容听起来真是有些“惊世骇俗”：贵校要是能给我保留学籍和奖学金，我就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如果不行，我就去堕胎，机会太难得了，生孩子以后还有空。校方马上回信：放心生你的孩子！我们答应你的要求。
1986年，生完孩子不到七个月，离开农村整8年的张立慧就飞往美国，开始了人生另一段新的旅程。这一走，又是8年。
我叫张立慧，来自中国
刚去报到，只有张立慧一个中国学生有助教奖学金，当教授与学生面对面双向选择时，她只会说两句背熟的英语：“我叫张立慧，来自中国，曾自学过暗房技术。”等所有学生都被挑选走了，一位女教授选择了她。她问为什么，教授回答“女人要帮助女人。”时至今日，这句话仍被张立慧奉作女权主义的精辟解释。
有人把出国叫做“洋插队”，一点不假。学习上的困难可想而知，生活上的窘迫就不用说。为了少付生活费，张立慧住在美国人家里，不用交房租的代价就是打扫卫生，割草修树，种花浇水，铲树叶，修玫瑰丛…… 自从上大学就没干过体力活的张立慧又重操旧业，吃苦耐劳。以至于这么多年，每个房东都问：“中国女孩都像你这么能干吗？”
因为从小就喜欢在暗房里给大朋友们打下手，张立慧又找了份洗照片的工作。她能吃苦，干得很麻利，一天能洗一百多卷，一看底片就知道怎么调光调色，不需要返工。一年后她成了华盛顿这家“立等可取”大连锁店的优秀员工。哪个点最忙就把她派到哪个点。
她还有个“特别棒”的兼职——在一个艺术电影院放电影。叽叽唧唧地转动着大转盘，必须很仔细，弄不好会绕断胶片。最多时，张立慧一人看管八台机器。虽然机器的噪声很大，但能顺便看许多免费的好电影，对学电影的张立慧而言，是天上掉馅饼的美差。
“说实话，在国外很累，也很寂寞。但是经历了农场那段日子，什么苦我都能吃得下，也经得起寂寞。”历经风霜的她，目光里是不可抗拒的坚毅。
第一个影视学博士，报国无门
1996年春天，一部叫做《廊桥遗梦》的美国大片不知感动了多少中国观众。而上映第一天，仅北京市17家影院票房总收入就高达54万元。人们都不曾注意到，是谁将这部影片推荐到国内？也不会想到，这个叫做张立慧的中国女性，是怎样艰辛地走过自己的人生“廊桥”。
张立慧留学时成绩一直不错。她拍的纪录片《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眼见为实》上了华盛顿电视台。她的一部学生获奖片拍得挺不容易，有钱的学生，拍起来一卷又一卷，耗片比可以1∶10，而她，只能是1∶1.5，每个镜头多长，先算计好再拍。一次拍人自杀前的恐怖心理，少算了两个镜头，又实在没钱补拍，她干脆把旧素材剪到一起用，人自杀前思维混乱，乱就乱吧！
作为母亲，张立慧原想读一个硕士学位就回到女儿身边，然而1989年她决定继续留在美国读博。之后，张立慧转到南加州大学的电影学院，这是美国最好的电影学院。1994年年初，即将完
回国教书，用所学知识改变中国电影教学的现状，或者到电视台，拍些自己喜欢的纪录片。张立慧很想学以致用，联系了国内三家相关单位。然而，一个多月后，她接连收到某电影学院、某大电视台、某地方电视台的回复，分别以“人才过剩”“编制超标”“学历太高”为由拒绝。怎么会学了半天没人要？没工作，我回国干什么？难道还要在国外继续漂着？张立慧不能相信这就是她期盼得到的回音，仰面躺倒在床，真想哭。这么多年，她想念家人，但是没有哭过；她受到不公平待遇时，也没有哭过。
在美国仅有的两次流泪，都为自己的祖国，可如今报国无门，她痛彻心扉。后来，这件事情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海归”相应政策陆续出台。而张立慧却走了另一条路。
失落之际，一个偶然的机遇来了。张立慧读博士时，为了把美国的资金和电影技术引到中国去，曾做了一些文化交流方面的建议，接触过好莱坞最著名的电影公司。听说“那家公司的总裁刚从中国回来”，她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把自己的项目计划传真过去。一个星期后，总裁邀请她面谈。原以为是去谈投资，结果，张立慧被对方任命为该公司驻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
她问总裁：“为什么要我？”回答很简单，“因为你将是影视学博士。”
接下来，她辞掉所有工作，靠着一大堆方便面和西红柿煮鸡蛋，用4个月的时间写完了博士论文，顺利通过答辩，而有人可能为此要花费五年甚至更长。“这完全得益于我在国内读研受的训练，有一套缜密的逻辑思维。”当她走上毕业典礼台，从学长、《阿甘正传》著名导演罗伯特·泽梅基斯手里接过博士证书时，她感慨万千。“一位穷孩子曾以母亲的话励志：上学可以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而且只需一代人。暂且不言贫富，我们这一代人又何尝不如此？！”
1995年，张立慧终于回国了，虽然当了美国电影公司的代理人，但她相信，一样能“曲线救国”。回首往事，她始终直言，决定她一生命运的是1977年的高考。而深知读书改变人生的张立慧，秉承父亲遗言，正帮助老家穷孩子们走上改变命运的道路。她称，这是77年高考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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