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77
《三月风·新闻人物》2007年第6期
又到六月，一年一度高考时，人声鼎沸。
30年前的冬季，中断11年的高考恢复，很多人说，那年的中国没有冬天。
听闻高等院校恢复招生的消息，年轻的人们激动得彻夜难眠，接着就是疯了似地找资料，挤时间复习。曾经梦想破灭的他们觉得生命有了希望。10年积压，一朝应考。从田间地里放下锄头，从工厂车间丢下扳手，从学校课堂留下书本走来的人们拥挤到了同一个考场里，他们说，考试那几天是永远阳光灿烂的冬日。
我们不应该忘记这样一段历史。1977年8月，复出工作不久的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和与会专家学者商议高校招生问题。邓小平问：“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了？”大家回答，今年改还来得及，最多晚一点。邓小平当即拍板：把上报中央的既定招生报告“追回来”，从当年起恢复高考。那一年的高考，有太多“破例”：第一次破例在冬天高考；第一次破例，为解决考卷用纸，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迄今为止，那是报考人数最多的一次高考；……
高考的恢复改变了此前的“唯成分论”，让出身与社会关系不再决定人生命运，知识和才智重新成为主宰。此举不仅仅是恢复人才选拔制度，更重要的是建立了一种公正、公平的社会秩序。改革开放促进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巨大飞跃，高考的恢复则直接为它培养储备了大量人才。教育不仅改变了个人的命运，还改变了国家民族的命运。鉴于此，有人说，无论怎样抬升当年高考恢复的重要性都不为过。
古语有云：三十年为一世。有些事情过去30年就恍若隔世，然而1977年的高考在每个“七七级”心底却永远感觉就在昨天，他们说对准考证上面的数字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在2007年高考来临之际，本刊走访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77级九位同学，他们高考前后生活不尽相同，然而那一场考试也带给他们太多相似。■（文/陈涛）
上世纪七十年代，张立慧常常推着自行车，眼巴巴地望着北京大学校园里进进出出的工农兵大学生们，心里有一股酸酸的羡慕。
“文革”开始时，个子高高的张立慧总喜欢跟着读清华的哥哥和大学生们四处串联、郊游。30年后她曾戏称自己早就是“少年大学生”，“小学时代就过了把大学瘾”。“复课闹革命”时、她就近升到中学，竟觉得不习惯了。班级氛围“左”，班主任更“左”，她索性跑到别的班去听课。毕业分配时，她傻眼了：“三百多毕业生中但凡有一个被分到农村，那一定是我。” 她很清楚，父母50年代从美国回来的背景本来就不添分，更何况自己一不小心把管分配的班主任得罪了。
那天，天有点阴。一辆小货车来了，张立慧把行李一扔，上了车。这一去，就是8年。
1966年，正在北京二中上高一的汪澎踌躇满志，“考进二中，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大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的他把自己的人生轨迹安排得很有条理。但是，马上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彻底粉碎了这个梦想。停课闹革命、大串联、无事逍遥便成学校生活的主要内容。
学习的完全荒废，全民内战的高昂气势，令年少的汪澎不可逆转地顺应着时代的步伐。1968年高三毕业，汪澎像其他数以百万的年轻人一样，响应党的号召，从城市奔赴边远的黑龙江呼伦贝尔盟农场。一待，就是两年，而后参军到福建，在部队又呆了整整五年。直到1975底，经过多次波折，才招工回城。
多年颠沛流离，他的大学梦早已破灭，他想，这就是自己的命运吧。
见到颜铁声之前，就听闻他同学介绍，目前他正在经商，做房地产的，很大一片楼盘都是他在操作，还半开玩笑说，采访间隙你们不妨在购房问题上和他来一番讨价还价。
一身红色T恤，发胖的身材，镜片底下是有些深陷的眼睛，略显浑厚的声音，颜铁声就这样出现在我们面前。在沏上一壶茶，坐定后不久，几乎没有“惊动”记者注意下，他又很自然地点燃一支烟抽了起来。
“您是什么时候弃文经商，进入房地产行业的？”记者很想知道一个30年前念中文系的学生在商界的生活状态。“这个其实也谈不上是房地产，它更接近于物业管理，对公寓楼群出租层面的管理。”随后，他话锋一转，“你们采访的初衷是不是把我定位在商人的角色上，如此说来你们可能在我身上找不到兴趣点了。”一阵爽朗的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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