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寨红旗”的升起与飘落
严循东 2007年6月13日
“大寨红旗”在中国大地上飘扬过十余年。高擎这面红旗的陈永贵，从互助组长、合作社长、大队党支部书记到县革委会主任、晋中地委副书记、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直至走进中南海，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他的名字在中国也叫响过十年。本文讲述了“大寨红旗”从升起到飘落的演变过程。
● 陈永贵走出寨门，在人民大会堂介绍大寨人抗天斗地的事迹
1863年8月，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几乎给大寨毁灭性的打击，造成山流地冲、房倒窑塌，70%的农民无家可归。山西省委得知这一严重的灾害后，决定调拨一批救济粮和救济物资扶持大寨。陈永贵婉言拒绝。他以超乎常人的思维和勇气，领导大寨人同这场毁灭性打击抗衡。他没有怨天忧人，悲观泄气，而是坚定不移地把战胜灾害、克服困难的基点定在依靠群众、依靠集体力量上；他没有像其他社队那样因遭灾而向上、向外伸手，而是响亮地提出坚决实施“三不要”（不要国家救济粮、救济款、救济物资）、“三不少”（向国家卖粮不少、社员口粮不少、集体库存不少）的救灾方案，最终使大寨闯过了难关，夺取了当年的好收成。
为此，1963年11月，山西省委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农村基层组织，向大寨党支部学习，党员要向陈永贵学习。1964年初，《人民日报》发表了《大寨之路》的通讯，大篇幅地进行了报道和宣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予以全文播诵。
1964年1月19日，陈永贵走出寨门，应邀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报告大寨抗灾救灾事迹。他朴实的语言和忠厚的形象，赢得了全场人员雷鸣般的掌声。陈永贵还未离京，报告会现场录音就已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传送到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这一切举措，为大寨和陈永贵后来走向全国做了很好的铺垫，它标志着大寨经验已得到中央首肯，大寨和陈永贵已走到了国人面前。
● 毛泽东说，大寨是一面旗帜，并发出指示：“农业学大寨”
1964年3月，毛泽东出京巡视。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当面向毛泽东汇报了大寨和陈永贵的先进事迹。尔后，巡视火车每到一地，毛泽东都兴致勃勃地宣传大寨和它的领路人陈永贵，毛泽东说：“大寨就是一面旗帜。你们学不学？农业要过关，没有大寨那种精神不行哪！”
1964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一次扩大会议上说：“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靠自力更生。要多出几个大寨，多出几个陈永贵。”8月，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规划时又说：“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它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后来，毛泽东从“反修防修”的高度发出“最高指示”：“农业学大寨”。
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的那一天，极少请人吃饭的毛泽东用自己的稿费在人民大会堂小宴会厅请客。有幸得到邀请的，仅有中国的火箭和导弹专家钱学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带头人邢燕子、董加耕，大庆“铁人”王进喜和大寨的陈永贵。这是毛泽东与陈永贵的第一次见面。宴会间，毛泽东夸赞陈永贵是农业专家，搞出一个大寨，很好。
从这时起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寨，这个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成了中国农村的圣地，数以千万计的取经者从全国的四面八方汇聚于虎头山。乃至一些来华访问的外国元首、政府首脑，也千里迢迢地到这个小山村里领略一番中国农民的智慧和力量。
十年“文革”很多东西被取消了，停止了，但“举大寨红旗、学大寨运动”仍呈燎原之势
“文化大革命”中，虽然很多东西被取消了，停止了，但“学大寨村、举大寨旗”的活动在中国没有停止过。1970年《人民日报》发表《农业学大寨》社论。此后，陈永贵在中央的授意下，奔走于长城内外，播撒大寨种子。学大寨运动以燎原之势，遍及神州。
在这种特定背景下，1973年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陈永贵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1月又当选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走入权力顶峰，大寨和学大寨也同时被推到了狂势的峰巅。国人当时猜测，陈永贵要担负起按照大寨经验解决几亿人吃饭问题的领导重担。陈永贵虽然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但却不脱农籍，不拿国家工资。既当副总理，又是农民身份，在中国，除他之外，没有第二人。
1975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上发出“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号召。当时的意图很明显，欲造成一个由大寨村到大寨县，再到大寨省、大寨国的滚雪球效应，以彻底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
● 浩劫结束，拨乱反正，人们对学大寨提出疑问
“四人帮”被粉碎后，华国锋担任党政军最高领导职务，继续高举“农业学大寨”旗帜。1976年12月，陈永贵协助华国锋召开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他作了《彻底批判“四人帮”，掀起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新高潮》的报告。这次会议，由于极左路线的延续，将学大寨运动推上了极端。不仅农业学大寨，而且教育、卫生、司法、财贸等行业和部门都要学大寨。
从1978年春天开始，“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的呼声渐渐盖过“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各地在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的同时，强烈要求纠正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极“左”的做法，如要求归还农民的自留地、自留树，开放集市贸易，允许农民养猪、养鸡、搞家庭副业等等。
1978年12月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这个时候有两件事对大寨冲击很大。一是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支持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并波及全省农村的包产到户。二是四川将自留地扩大到总耕地面积的15％，还开放了自由市场。这两件事都得到了中央的肯定。而直接冲击“大寨红旗”、指出农业学大寨存在问题的是万里同志。这是1964年毛泽东树立大寨红旗以来第一个由共产党高级干部说“不”。
紧接着，1979年新华社内部刊物先后刊载了几篇揭露大寨、昔阳真实情况的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山西日报》也相继刊发了文章，揭发、批判“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极“左”错误。这样，大寨、昔阳的声誉开始下降，“大寨红旗”在人们心目中大打折扣。
● 理性总结，痛定思痛，“大寨红旗”最终飘落
1979年3月初，中共昔阳县委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和县委扩大会议。县委领导对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一些蛮干行为、家长作风提出了批评。
后来，《人民日报》、新华社等新闻单位组成联合记者组到大寨做了40天的采访调查。他们在各方面的支持下，写出了两组内参。这些详细的调查报告，为党中央重新认识、审视大寨提供了更加翔实与可靠的材料。
在山西省召开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和省政协四届十二次常委会议上，陈永贵先后被解除了昔阳县、晋中地区和山西省的领导职务。
1980年8月中下旬，中共山西省委多次召开常委会议或常委扩大会议，指出大寨、昔阳犯了极“左”的错误。可以说，这给“农业学大寨”运动作了最后的总结，也预示着这场在中华大地上风风火火闹了10多年的运动即将终止。1980年10月21日，山西省委将《检查报告》上报中央。11月23日，中共中央将原报告连同批语转发全国，肯定了山西省委的基本结论，也肯定了大寨、昔阳及山西省的过去的贡献和成绩。报告同时指出，“文革”以来，大寨和昔阳“左”倾路线造成的严重后果应由陈永贵负主要责任。就全国范围内来说，主要的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
后来，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陆续接受了陈永贵提出的辞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请求。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陈永贵对大寨和自己的过去进行了认真的反思，曾对前来看望他的大寨干部说：“我那几年算是吃够亏了，上面提出九十九，我就能干出一百一。今后可不能再犯了。”
至此，“大寨红旗”最终飘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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