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背影
非典四周年祭
策划/本刊编辑部 执行记者/张立洁 冯欢 陈涛
《三月风·新闻人物》2007年第5期
四年前的那个春天，你还能记起什么？张国荣跳楼？伊拉克开战？还是那场惊心动魄的SARS？记忆减退的速度令人乍舌，远在北京城
SARS——“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俗称“非典”被喻为“死亡的呼吸”，它并不是唯一一种让人类颤抖的致命疾病，黑死病、天花、疟疾、鼠疫……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发生在癸未年的非典太真实、太残酷。带着如一次性口罩一样薄弱的防护意识，赤手空拳的人们被推到致命病毒面前，插一次管，倒下一片，这俨然就是一场战争。
正当从鬼门关上挣扎回来的幸存者刚松一口气的时候，SARS后遗症又缠上了他们，肺功能障碍、纤维化，肝肾功能损害，心脏、血脂异常，最严重的当数股骨头缺血性坏死。
股骨头坏死素有“不死的癌症”之称，轻者行动不便，重者瘫痪、丧失劳动能力。在不明原因、全无经验的情况下，糖皮质激素被大量的用于非典病人救治，尤其是在非典大爆发的北京，而激素被广泛认定为骨坏死的“真凶”。非典、激素、股骨头坏死，这三者之间构成了一条隐形链条。
“幸存者”看似幸运，等待他们的却是更漫长的痛苦。非典以另一种方式折磨着他们和家人，这种折磨甚至远远大于非典本身。随着SARS疑云的渐渐散去、关注度的降温，即使面对苦难，他们也只能在记忆的死角孤独的生活，当年的天使、英雄们被永远的留在了SARS那拖长的阴影之下。
带着太多的追问，在
毕维杰 能活过来，我已经知足了
文/本刊记者 陈 涛 摄影/本刊记者 张立洁
午后的阳光穿过半开启的玻璃窗均匀地折射到房间里，屋外不远处施工场地机器的轰鸣清晰传进来，半躺在病床上处于恢复期的毕维杰冲着记者热情地笑着，皮肤很好，几乎看不到皱纹。如今年满55岁的她曾有过一连串“壮举”：全国唯一被做过股骨“换头”手术的“非典”患者；北京市“非典”病人中气管被切开却能够生还的第一人；治疗期间一度被传出因公殉职的消息，她戏称自己应该是北京第10位“抗非烈士”。
那一天她终于跑不动了
毕维杰应该属于那种办事情特别细心的人。她把自己出现感染征兆的时间精确到了分钟：
“那时候来医院的病人是真的多啊，”毕维杰让记忆继续往前推进，房间不够，就只能让病人暂时在走廊里的长椅上躺一会儿。2003年3月末的一天，那个后来被作为“北京早期第三条传染链”源头的王姓患者来到朝阳医院就诊，毕维杰参与了收治工作。直到后来才得知该病人在入院前就被某家医院已经诊断为“非典”却被推了出来。自此，毕维杰不可避免会在随后再接触的某天被“击倒”。坐在旁边的大夫递着话，“她当时完全可以不用出诊的。”
“医务处长就是一个协调员。”毕维杰这些评价自己当年的工作，她既要帮助安置病人，也要保障医务人员安全。为此她把医院里一个直到五月份才开门的“夏季肠道门诊”开辟出来作为临时病房。那时距离五月份“大爆发”还有一个月时间。“只是决定先用上，真没有想到后来会发展到那么严重。”她形容自己当时工作状态是“跑，楼上楼下的跑”，在各科室做工作，转移走医务人员，腾挪出一些地方作病房。“其实当时我已经是危险人群，不应该乱窜的。”而不跑的时候毕维杰就不停地往疾病控制中心打电话，希望能将医院已经确诊的病例转移到传染医院。“传染病房和医护人员办公室对角相邻，太危险。”这些场景在记者脑海中莫名幻化出“内政外交”四个字。
那个周五晚上快十点的时候，当她把呼吸机从急诊室挪到王姓患者床前后，就觉得格外乏力，再也迈不动步子了。以前她自认身体不比男同志差，这一次她却不想走动要“赖”在值班室住下来，最后在两个同事搀扶下才走上电梯回家。
“转移，马上转移！”
采访中，毕维杰提到最多的字眼就是“转移”。从医院确诊那名王姓患者为SARS病人开始，她就催办起王姓患者转院的事情，不停和疾病控制中心联系。
当时情况是该患者为出租车司机，每天拉载客人很多，实在说不上来是谁传染给他的，他又暂时没有传染给下一家，包括和他成天亲密接触的家人。然而根据当时的规定，要确定为SARS，有好几条标准：首先得有传染源，即他的上家；第二条病情得符合相关特征；第三他要有传染的下家。据此他不能被界定为SARS。这下可把毕维杰着急坏了，她请来院长再次确诊后，以自己担保的名义让专家开具转院证明。“他就是SARS，我们就让他转院，不能总是这么搁着，医院怎么受得了。”记者发现一直说笑着的她也有沉下脸的时候。
医院随后又收治了一位年纪轻轻的黑人，当时他戴着口罩过来，不停咳嗽，而且对接诊医生说，“如果你们诊断是‘非典’，我就走了，不在这里看病；如果是感冒，我就在这里治疗。”得知情况后的毕维杰要求一定把他留下，并且紧急联系救护车转移，“我给救护车上的人交代说，他可一天都在想着往外面跑，我们几次把他拽回来，你们要把他送到传染病医院交给他的主治医师，可别让他跑了。”当时有人说，“他跑就跑吧。”气得毕维杰质问，“你贵姓啊，怎么这么不负责任。”一小时后那边给毕维杰回话说那个患者下车就跑了。“传染病法明文规定传染病人不得随意走动，却让他这样跑了。”再回首那段旧事，毕维杰还是颇为激动。
毕维杰是医院里第一个出现发烧症状的大夫，也是主动让专家出具证明第一个转院的，那位专家专门和她谈过一次话，“南方已经开始死人了，小毕，你一定要注意啊。”好几个护士对她说，“毕大夫，您千万别去了，传染病医院对抢救综合症不行，你去了就完了。”“我一个人不走，其他人还走不走，咱们医院受得了吗？”
北京SARS患者切管第一人
进到传染病医院后，毕维杰才知道自己医院防护措施远远达不到要求。一位穿戴帽子、口罩、眼罩、防护服的小护士到病房给毕维杰输液，站得远远地，过了一会儿，那个护士打来电话询问刚才她当时是否戴帽子了。“都吓成这样了。”
毕维杰被安排和一个体温四十多度的人住在一块。“我们俩就相互攀比谁的体温更高。”她要求赶紧隔离，得到答复是：“没有房间了，旁边屋子刚死了一个，你去不去。” 后来才得知他是世界劳工组织的那个官员，也是首位在北京死亡的“非典”患者。毕维杰说此前有人到楼下探视，她还可以扶着墙壁走到窗户边作个回应。自从进那间屋子后她就彻底不能下地了，病情越来越重，氧气管已经解决不了问题，后来使用“无创”氧气面罩“差点没被憋死。”
“插管吧，赶快插管。”有专家提议切开气管插管，毕维杰当时并不情愿。钟南山曾经说过切一个死一个，谁切谁得这个病，因为切口处将会直接散播SARS病毒。“切！切的人死也要往前走一步。”专家下达最后指令。那个负责插管的医生也说，“我还从来没有插管不成功的，我实在是不忍心了。”毕维杰成为北京“非典”患者中第一个切气管的。切开后插管的时候都不需要用麻药了，她完全没有了痛觉。醒来时毕维杰已经不能发声说话，只能用手不停地在床头比划，一位细心的护士给她递过去一张纸条，毕维杰在上面写到：请给我冬眠。医生让她睁开眼看看，“我十五天没有睁眼，不知道白天黑夜，全凭声音判断是谁来看望我了。”
此后她曾经拔过管，“受不了那罪。”监视器及时发出铃声，当医生赶到时发现她心跳只有三十左右。“真的很幸运，晚了就没命了。”其间，不时有亲朋打电话到医院询问“什么时候开追悼会”，网上也开始发布“朝阳医院毕维杰不幸以身殉职”的消息，还附有生平简历。出院后，毕维杰还能从网络上搜索得到。“北京为9名抗非烈士立碑，我应该是那第10个。”
窗外机器轰鸣声依旧，一栋新楼工地上正热火朝天。医院同事介绍，那是毕维杰康复出院后主持兴建的，她曾经说过，“朝阳医院花多少钱救我，我就帮朝阳医院把钱挣回来。”“我看治她10个这样的病例，这楼也挣回来了。”
据了解，比照目前的科技水平，股骨“换头”后只能维系15年，此后可能就完全瘫痪了。毕维杰似乎并不在意这些，她打算在下半年继续为另一条腿“换头”，她说希望能早一天站到新楼前看看。■
姜素椿，78岁，解放军302医院传染病专家。
感染原因：抢救华北第一例输入性非典患者时感染，已是74岁高龄的他，是中国抗非第一线年龄最大的医生；而后冒着生命危险用自己的身体进行血清治疗SARS试验，成功康复。
现状：无任何后遗症。现已退休在家。
姜素椿 很遗憾，血清疗法没有推广
文/本刊记者 冯 欢 摄影/本刊记者 张立洁
刚走出电梯，等候多时的
救治华北第一例输入性非典患者
“那个病人没有抢救过来，我一直都很难受”，提起非典，老人无限感慨。这位病人正是华北地区第一例输入性非典患者，也是将非典传染给姜素椿的“毒源”。
这是从山西来的一家三口。女儿半个月前曾到广东办事，翌日飞回太原发烧不退，一家9口已被传染7人。
医院考虑姜素椿年事已高，又患过鼻咽癌，虽已痊愈，但因放疗导致一侧鼻泪管不通，经常流眼泪，且鼻孔没有鼻毛，呼吸系统的免疫力相当弱，要求他在病房外指挥。“一个医生见不到病人，怎么抢救？”姜素椿急了，套上工作服直奔病房。戴口罩前，特地向护士要了两块纱布加在口罩内。事后证实，在早期防御措施比较差的情况下，这两块纱布较好地阻挡了病毒侵袭，让他比同时参加抢救的人都晚一些发病，病情也轻一些。
姜素椿全力组织抢救，6位医生轮流给患者做心脏按摩，患者已经插管，呼吸道中的分泌物横飞，溅得到处皆是。“无疑谁都有被感染的可能。”一个小时后，患者终因病情过重未能得救。停止抢救后，姜素椿第一件事就交代所有参加抢救人员下去先洗澡，把衣服鞋袜都更换消毒后才能回家。
“说实话，我看了一辈子传染病，像非典这么厉害的不多见。半小时前病人还吃过东西，怎么死得这么快？到底是什么引起的？”姜素椿建议连夜讨论疫情，着手尸检准备，一直忙碌到凌晨1点多。次日，他同中国预防医学病毒所的院士
我知道自己逃不掉了
到了第4天，情况突变，插管的医生首先发病，参加抢救的部分人员也相继感染发病。“我知道自己逃不掉了。”
第二天，体温升至
确诊为非典后，躺在病榻上的姜素椿对自己约法三章，少麻烦护士，以免传染他人；能自己做的事尽量自己做；积极寻找治疗“非典”的有效途径。“睡好觉，吃好饭，一定要闯关！”
拿自己做实验
最先发病的山西女孩经治疗病情明显好转时，他就设想过：能不能等她康复后，提取她的血清，注入其母亲的体内，使其获得新的免疫力？谁知天公不作美，母亲没能等到女儿康复那天，就离开了人世，并成为继丈夫之后的北京第二例“非典”死亡患者。
胸透x光片显示，姜素椿肺部阴影越来越大，病情越来越严重。一个大胆的念头冒出来：亲身试验一次！
“您就一点不害怕？”
“一点不害怕是假话，但我相信科学，心里有数。我都74了，我不冒这个险谁去冒？万一有危险也总比让年轻人来好吧？”
注射血清是一种特异性的疗法。早年没有抗生素，在传染病治疗上一直沿用这种传统办法，现在已很少使用，因为它有风险，如过敏反应，特别是血清里可能有丙肝、梅毒、艾滋病等病原，会对病人造成额外的伤害。作为专家，姜素椿比谁都清楚这个风险，可一想到不试验就不知道效果，可能就会有更多的非典病人死去，他决定豁出去了。他戏称自己有湖南人的“霸蛮”劲儿，要做的事谁也拦不到。
为了慎重起见，医院专门召开了三次论证会，最终同意他的要求，并派人到广东寻找非典康复者的血清。临出发前，姜素椿找来自己带的两名学生，隔着病房的玻璃窗交代：“得病时间最好在一至两个月之间，那时抗体最好。每个血型都找一些，以备将来成功后别的病人用。”
两名学生先后两次飞往广州，一下飞机就马不停蹄，一共找来6份。采集血清并非易事：采集对象不仅要是“非典”康复者，而且血型必须与姜素椿相同。康复者的意愿更是个未知数，“很多健康人都不愿献血，何况大病初愈的他们。”一位女研究生开始有些犹豫，后来从互联网上查到姜素椿的名字，被老人的生死试验感动，马上捐出血清。拿到血清后，马上检验血液的健康，“一份疑似艾滋病，一份疑似丙肝，都被排除了。我从剩下的挑了一份最好的，得病40天的那份产生抗体浓度最高。”
很遗憾，血清疗法没有推广
“奇迹出现了，我的身体没有出现任何异常反应，一周后觉得呼吸变得顺畅，配合其他药物治疗后，住院23天就康复出院了。”临走前，姜素椿特意来到隔壁的病友房门外，透过玻璃窗对病友说：“放坚强些，我这把老骨头都挺过来了，你一定能够挺过来！”
痊愈后的姜素椿仍积极要求上一线，他觉得有了抗体，不会再被感染，同时要求献血。“虽然我年纪大了一些，但身体还很好，又得过这病，应该可以献。”院领导怎么也劝不住，只好拿出法律武器“威胁”他，“他们说50岁以上不让献血，我就没有办法，我不敢犯法。”
与此同时，最初经姜素椿治疗的山西5位“非典”患者也均已康复出院。女孩得知姜素椿的感人事迹后，几经辗转通过电话找到他，“
血清试验成功，引起了海内外的关注。许多医学专家都认为这是目前人类抗击“非典”过程中的一个有效方法。可是，让姜素椿遗憾的是，血清疗法并没有在国内推广，“后来卫生部开会，我第一个发言，毫不客气‘怕什么呢？不就是输血吗？外科手术要不要输血？艾滋病什么的可以查呀！’”最后得到多数与会讨论专家的认可。不久，香港开始了这种治疗试验。
坏死股骨头最终要换成人工关节
由于及时控制了激素剂量，姜素椿的身体没有落下任何后遗症。他这样解释：骨头坏死的原因有多种，如激素、外伤、酗酒等。但是，即使在非典发生以前，临床使用激素导致骨坏死早有发现。
“当时用激素是有道理的。肺部感染严重时，激素能抑制炎症反应，保护肺脏等脏器，度过难关，但长期用、用量大会引起血管收缩，脂肪挤压血管通道，造成股骨头缺血性坏死。可惜当时经验不足，没有酌情酌量。”姜素椿回忆，非典三四月间，一般用320甚至640毫克以上。他坚持要保守，最大量只接受了一次80毫克，总量约1000毫克，比起我们所见到的后遗症患者相当微小。
“人的股骨头是像珠子一样的圆球，套在髋关节臼里，可以承重又可转动自如。当骨组织破坏后，圆球就不圆了，也转不动了。坏到一定程度，在人体压力下产生塌陷，这一塌就坏了。目前来讲，早期手术还是有一定效果，把坏了的骨髓拿出来，再把自体正常的输进去，但成功率不是100%，影响到皮质层就没法做了，最终还是要换成人工关节。”
姜素椿亲眼目睹几位和自己同期感染非典的医护人员由于落下后遗症，生活极其痛苦，他深深体会到他们的无助，也非常关注骨损害、肺损害对患者的心理影响，“病友们能活过来了就值得高兴，后遗症也应乐观应对。实事求是对待的话，有关部门应该认真做好诊断检查。这部分人范围不大，有问题的好好治疗，国家会负责任，没问题的就不要疑神疑鬼，好好工作。这是一个谅解和和解的问题。”
“还会发生非典吗？”“潜伏一段再来完全可能，但是今后个例或局部发生的可能性比较大。就说随非典而来的禽流感，首先来自东南亚，而后波及全球。我国家禽养殖发达，发生禽流感疫情也多，但明显的反差是人禽流感发生比率最少，死亡比相关国家更少。为什么？主要是非典的教训变成经验，无论管理意识、检测水平、预防治疗措施、物质供应均明显提高，无疑今后面对任何疫情，我们信心更强。当然，我也要争取多活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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