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华办公楼背后，权力伴生灰色收入

严循东  2007年5月2日

在过去的历史长河里，中国到处是记录着过往辉煌的纪念碑式建筑，大到长城、故宫和兵马俑，小到各地的楼房庙所。现在，从繁荣的沿海地带到广阔的西部内陆，从寒冷的黑龙江到炎热的海南岛，中国各地的官员们则希望以大兴土木，建造更豪华的办公楼来“留下历史的印迹”。

这样的情况似乎不能自动停止了。于是“清理政府部门豪华楼堂馆所，已被中纪委、监察部确定为今年的一项重要任务。”中国监察部有关官员公开表示：2007年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将全面清理政府机关近年来兴建办公楼、培训中心等情况，严肃查处违纪违规行为，对典型案例进行曝光。

●　斥巨资竞造大楼

近年来，各种各样关于“中国豪华办公楼”的消息和情况不断被媒体和互联网公诸于世。

“现在，不少地方、部门和单位讲排场、比阔气，花钱大手大脚，奢侈之风盛行，群众反应强烈。这种不良风气必须坚决制止。要严格控制行政机关新建、扩建办公大楼，严禁建设豪华楼堂馆所，切实规范公务接待行为，堵塞管理漏洞，努力降低行政成本，建设节约型政府。”2007年3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确认了这些情况的存在和严重性。每年的政府行政管理费用已经膨胀到7000亿元以上。

2007年3月，中国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大年在北京展示了一本相册，里面的133张照片拍自全国各地，展示了城镇化建设的各种怪相：有地方政府违规兴建的豪华办公楼，有规模惊人的开发区，有疯狂占地的“大学城”。叶大年说：“我们并不是不要实现城镇化，但如果超出了现阶段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水平所提供的可能，就潜伏着巨大风险，也给资源、环境基础带来巨大压力，这股风必须刹一刹。”

●　权力伴生灰色收入

“各地的豪华办公楼说明了政府机关在行使权力时有大量的灰色收入。” 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任建明表示。

事实也有佐证。2004年10月，中国公安部警务督察局在河北省公安厅的协助下，查处了张家口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大肆罚款创收，继而盖起造价2000万元的宿舍楼和豪华办公楼的情况；2004年11月，云南省红河州中级法院花费3000多万元建盖办公楼，超出财政预算1000万元，由于无钱支付工程款被建筑公司告上法庭；2006年5月，山西省浑源县检察院利用参与公路治超的机会，动用了上千万元罚没款建盖豪华办公大楼被查处。

事实上，除了正常的税收外，现在公安、工商、卫生、计生……几乎每一个有行政收费、罚款等经济来源的地方政府部门都在千方百计“创收”，尽管国家规定了“收支两条线政策”，但是各种部门“总是有办法把大部分钱要回来”，除了部分用来发放员工福利外，更多的款项都被用来进行各种基础建设。

现在，中国很多地方政府把修建豪华办公楼当作政绩，美其名曰“展现地方形象”，为了“招商投资”。但是各种“形象工程败坏形象”的事例也在不断出现，“一些地方向企业和下级单位敛钱，甚至挤占挪用农村养老金等各种专项资金；有些地方通过执法罚没收入，买卖手中审批权限等方式筹集资金；有些地方是从银行贷款，还长期拖欠工程款”。

作为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通过土地买卖获取的收入也有很多部分用于搞形象工程。

除了豪华的办公楼外，各种政府机构下辖的豪华培训中心也伴随而生，尤其在北戴河、三亚、桂林、昆明、庐山、黄山、葫芦岛……这些著名的旅游风景地，新华社调查后表示：豪华培训中心可谓遍地开花，目前中国尚未进入商业酒店序列的各级党政机关、大型国企培训中心至少超过1万家。与此同时，这些利用各级财政资金所办的机关事业宾馆却亏损浪费严重。

当前，中国各党政机关以及国有企事业单位等培训中心的功能已发生严重异化，培训中心已变相成为相关部门和机关的创收工具、“权力寻租”的黑洞和滋生经济犯罪的“温床”。

●　办公楼应该怎么建？

中央政府一直在探寻如何遏制地方政府热衷于基础建设引发的困境，甚至已经开始借助卫星图像发现边远省份的非法建筑项目。但是前者过去常用的行政性指令──下令国有银行停止贷款、限制土地出售以及暂停政府对大型项目的批准，不再像以往那么有效，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后者早有应对之术了。

已有“热心人士”为对付这些情况而“出谋划策”：制订相关法律严格控制政府机关办公采购，行政大楼建设和内部改造必须经上级人大批准；立即停止对政府大楼项目的审批；制订政府办公条件标准，严禁超标准采购和建设；立即制订计划，有计划地变卖现有的超标准政府大楼，变现收入应用于改善医疗、教育和科研等等领域条件；对违反规定的有关责任人应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甚至追究刑事责任。

但是情况也许不再那么简单，因为建盖政府大楼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政治行为和需要了。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程度，很难靠政府指令进行调控。蒲勇健说：“现在，中国高层领导人要解决的最大难题之一是如何让那些执行其具体政策的下级官员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整顿楼堂馆所的历史其实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2003年以来这一波兴建豪华办公楼的风潮却与规范政府收入和支出有关。任建明认为，灰色收入透明化以后，钱用不出去，相关单位就把收入用来盖办公楼和购置办公设备。

一些地方政府能够斥巨资来建豪华办公楼，监督缺位的原因是显然易见的。政府对大量预算外资金的使用是在人大监督之外的，人大无法监管预算外资金，监管上的缺失使得地方的一些领导官员“放开了手脚”。而在西方大多数国家，地方行政管理比较透明，例如从法国财政部的网站上可见一斑：任何人可从网站上查到所在市镇、省和大区一年的收支详情。

“问题的症结似乎已经找到。”蒲勇健说，“政府的预算内和预算外资金必须要纳入人大和社会的监督视野之内，特别要真正赋予人大监督权和决定权。”

在许多人看来，清理政府机关豪华办公楼的实质应该是究责。尽管媒体对于各种政府豪华大楼、工程曝光不断，但是却很少有官员为此而承担责任，无论是下马还是检查。与此同时，各种被曝光的地方政府却不断为豪华大楼“找出合理的建造理由”。

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最近也披露，2003年以来仅基建审计就核减工程款550多亿。

2007年，“严控新扩建办公楼，清理已建成的行政机关超标的办公楼等楼堂馆所”已经成为一项箭在弦上的工作，很多人希望“清理中，一定要本着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除解决建设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外，更要对决策者进行严肃的处理”。

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到今天，各级政府最基本的设施需要——办公楼应该怎么建，好像突然变成了一道难解的题。

（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