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应该立法保护慈善事业的参与者，保证他们不被欺骗、敷衍，让捐献人有信心，这样只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做慈善。如果这点都做不到，人家可能就不在大陆做慈善了。
    
   
    愤怒的慈善 
   
    余彭年不怕得罪人。黄如论对某些捐赠的最终执行情况可以睁只眼闭只眼，余彭年做不到。接受我们采访时，这位80多岁的企业家刚做完一个腰部小手术不久，正躺在广州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病床上，长发散乱，很像电影中的武林耆宿。
    
   
    随着胡润慈善榜的发布，余彭年的名字被广泛地传播，因为排在他名字后面的捐赠数字过于庞大：20亿元。尽管有人怀疑彭年酒店是否真的具有如此大的价值，但这并未影响余彭年的“首善”形象。对于自己在民众中的好口碑，余彭年说：“因为我是真地在做事情。”
    
   
    事实上，余彭年很早就开始了慈善行为。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香港媒体如《星岛日报》、《东方日报》上，经常可以看到余的名字。1987年，在一次济贫募捐中，余彭年和李嘉诚基金会一样捐了两万港币，《星岛日报》写道：“余氏在港台从事工商业发展，颇负盛名。余氏成立慈善基金会，推行各种善举，对本报济贫运动历年支持。”该报道中，余彭年和李嘉诚的照片一下一上。
    
   
    余彭年说香港的基金会规模不大，主要是针对养老院里的老人。而在他倾力捐赠的大陆，他却时常会感到愤怒。  

    
    1988年，他捐赠给湖南省某医院10部进口三菱救护车。“里面安装的都是最先进的仪器设备。一次捐10辆，这在当时国内是没有的。”余彭年对《中国企业家》说。“我行善50多年，用的都是在海外拼搏的血汗钱。”时隔未久，余彭年发现这些救护车被当地官员改成了办公用车。这让他感到震惊。他为此在写给湖南省政府的信《略论“海外侨胞的民族情谊”》中写道：“既然侨胞能慷慨无私地把钱捐献给家乡，当地的干部和人民就要时刻牢牢记住他们捐献的钱实在来之不易。可以说每一块钱都凝结了他们的血汗，包含着他们的辛酸，没有任何借口可以毫不爱惜地把它浪费掉。”余彭年认为，这种行为“比贪污更恶劣”。而对于自己在长沙市捐建的广场，余彭年也非常不满：工程一拖再拖，合同一签再签，但“每次都不照约履行，等于废纸”。而工程的质量也难以保证。“这让我相当灰心。”余彭年对《中国企业家》说。“我已经两年没去过湖南，心里不舒服，在湖南做慈善也做得不多了。”
    
   
    “我们需要的不是表面的鼓励，”余说，“我们需要实质性的积极的配合，不要刁难，按照合同办事。一个地方省长好，市长好，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的人对老百姓的痛苦无动于衷。”现在，余彭年对捐赠的款项，“一万块钱都要考虑了”。始于2003年的为白内障患者免费手术的“光明行动”中，经常可以看到余彭年的身影。“在香港不需要亲力亲为，靠得住，在大陆靠不住。我要看得到摸得到，做一例付一例的钱。”余彭年发现，越是穷困的地方对这种慈善越重视，富裕的地方大多显得“不在乎”。而在“光明行动”中，项目组也要和当地的民政局、残联等部门合作，少不了送些香烟、小礼品：“这不是大问题，都是清水衙门，可以睁只眼闭只眼。”
    
   
    2000年6月，余彭年宣布将其所有的彭年酒店的纯利润永久捐献给教育和福利事业。2002年，余向深圳市人大法制委员会递函申请保障他所捐献的财产的安全和合理使用，时至今日未果：“没有过这样的先例，都不肯担责任嘛。”本来，余打算把自己的财产交由工商银行代理，但对方缺乏这方面的经验，现在，他已经与汇丰银行签订了代理合同。
    
   
    “政府应该立法保护慈善事业的参与者，保证他们不被欺骗、敷衍，让捐献人有信心，这样只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做慈善。如果这点都做不到，人家可能就不在大陆做慈善了。”
    
   
    手术后的余彭年住在中山医院的“邱德根楼”里。邱德根是香港远东集团主席。“邱德根楼”的旁边是“曾宪梓楼”。余彭年说自己认识邱德根，“(慈善)他也做得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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