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些关于弟弟的文字,又想写写二姐。
二姐是我们姐弟六人中唯一没走出大山的,她所居住的地方离我们的老家有
从年龄结构上看,二姐比三姐大2岁,三姐比我大2岁,我也比弟弟大2岁,因此,在二姐读小学四年级时,三姐三年级,我二年级,弟弟一年级,我们同在一所小学校里读书。记忆中,每天清晨,外婆或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在油灯下煮猪食,待我们起床时,我们的早点——又甜又香的红薯早烤熟了。姐弟四人用那只泛着金光的铜盆里的半盆水洗过脸,二姐把红薯分为四份,依次按由小到大的顺序拿走一份,弟弟理所当然得到最多一份,最少一份每次会留给二姐,一边吃着红薯,一边向学校里飞奔而去。
一年后,二姐差点就念完小学五年级时,突然自行决定不再读书,主动要求回家务农。父亲和母亲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深刻剖析要想过上幸福时光,唯一出路便是念书,然而,在她强硬的态度面前,语言显得很无力,父母软硬兼施,甚至以武力相威逼,痛打了一顿,要求二姐重返校园完成学业,最终仍不凑郊,只得眼巴巴地看着她离开了校园。
随后的日子里,尚未成年的二姐便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之一,农忙时节下地做农活,闲时就做布鞋、绣鞋垫、绣枕巾……充分说明二姐是心灵手巧的。
到了我们放寒假,二姐就要带着我们上山打柴。我喜欢挖柴根,因为柴的根部更耐烧,而且,老家有个说法:大年三十晚上(城里人称“除夕夜”),全家人聚集于堂屋(城里人称“客厅”)里守岁时,就必须烧一个“柴疙瘩”——较大树木埋于泥土里的部分,所烧“柴疙瘩”大小将预示着来年所杀猪头的大小。因此,我特别希望能挖到一个较大的“柴疙瘩”,为明年能有个大猪头作点贡献。打柴的结果是:二姐拖着一大捆优质易燃的木柴回家,我挖得大小不等的几个柴疙瘩。
二姐出嫁后,父亲和母亲两人耕种10亩土地,心疼每天起早贪黑,但收获并不理想:站在远远的山坡上便可以轻易分辨出我家的稻田位置——别人家有足够的劳动力去照料稻田,因此稻苗绿油油的,我家缺乏劳动力,那些命运不好的稻苗长在我家田里,显得“面黄饥瘦”,确实“与众不同”。二姐也时常抽空带着孩子回来,帮助父母做几天活。
二姐所生活的村子属高寒山区,地里只能种植玉米和土豆,没什么经济作物。因此,二姐积极争取到一个参加缝纫培训班的机会,学习了缝纫技术,利用父母给她的陪嫁品——缝纫机在村街上为村民缝缝补补,做起了小生意,经过几年的磨炼,附近几个村的农民都喜欢请她裁缝的衣裤,几年下来,逐渐扩大了经营规模,家庭条件渐渐得到改善。
二姐与街坊邻居相处甚为融洽,经常主动帮助有困难的人。那些因经济困难来赊购衣物的农民,她也总会满足对方的心愿,而且也不要求写欠条。我问二姐难道不怕人家赖账?二姐说一般不会,如果真不给就罢了,算是资助他的。事实上,那些来赊购衣物的,绝大多数都会在手里宽裕里来如数付清欠款,往后,这些人便成了二姐店铺里的常客,在那条小小的村街上,二姐家的店铺总是最热闹的,这正应验了“善有善报”的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