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史活化石”张仃[图]
2007-03-09


文革,虽然没有硝烟的弥漫,对个人来说却有着大脑中真理与谎言、个性与逐流的对抗。在这场比生死还要严峻的斗争中,张仃保持了对真善美的追求、对他人的关怀和对中国画的信心。但是这场斗争不会不给张仃留下任何痕迹,张仃的画风由此为之一变,色彩不再给他以激情,取而代之的是黑白二色给他的素朴、澄明的安慰。






文/本刊实习记者 顾震宇 摄影/本刊记者 张和勇   《三月风·新闻人物》2007年第2期

 

黑白的国画世界

张仃的住所是自己设计的,用石头做墙,木头做木行架,很少繁复的雕琢,整个建筑呈古朴的北欧民居风格。时值岁末,当我们来到张仃家里时,张仃正坐在客厅的藤椅里看书。张仃的夫人理召女士给我们披露了一个小小的细节:最近有一次住院时,张仃先生看见自己的床头边有一个带色彩的热水瓶,敏感的张仃立即叫人把它拿走。张仃对色彩,尤其是红色的敏感源于江青的“红色海洋”(文革中有所谓的“灵魂中刺刀见红”)。这种厌恶直指心肺,历久不衰,所以张仃的家里几乎没有彩色的东西。
近几年,为了身体,张仃改吸了一种无明火、无焦油、无烟丝的电子烟——“如烟”。这种烟,多了一分环保和健康,这和老人的年龄、身体状况颇为相合。和张仃握手寒暄后,我们开始了与先生的近距离交谈。
因为身体原因,张仃近年不再能登山涉远,也因此不怎么作画,但是每天还会坚持练字,喜欢写篆书。2005年宋楚瑜访问大陆时,负责接待的清华大学在送给宋楚瑜礼物时,想到了自己美术学院的前任院长张仃。于是张仃手书一幅篆书——黄遵宪写给梁启超的《赠梁任父同年》——赠予这位友人。本来,写字并不一定比作画耗费更多的体力,张仃的只写字、不作画证明了“不受感动,我不作画”的原则是发自张仃先生内心的。篆书的平静、舒展正合他目下静谧的生活状态。只有从张仃案头经常摆放的《鲁迅全集》才能看出他早年战斗过的痕迹。张仃一生在精神上追随鲁迅,从鲁迅的杂文里张仃读出了战斗的力量,从鲁迅的小说中张仃读出了印象派的色彩,所以张仃用漫画抨击国民党暴政。这种绘画受文学影响的心理体验可以说是奇特的,张仃曾著文《漫画与杂文》《鲁迅作品中的绘画色彩》予以说明。艺术的体验到了一定程度是可以超越媒介限制的。
晚年变法使张仃把“焦墨”这样一种绘画技法变成了一门独立的绘画语言,另辟了山水画的蹊径。与此相伴的是,张仃把家安在了北京西郊一个颇为偏僻的地方,这里是太行山的余脉,周围是山林树木,张仃自己把它称为“大鸟窝”。读鲁迅、听蝈蝈叫、欣赏挂在自己家里的民间艺术作品,加上生活中张仃朴素的色调,现实的生活仿佛同他画的黑白焦墨融为一体。
张仃说:“只有中国画家的危机,没有中国画的危机。一个人由于修养不够,经常会碰到创作的瓶颈,但这是能够克服的;同样,一段时间的画坛也会出现创作的瓶颈,这也是能够克服的。笔墨是画画的技法,更为重要的是个人修养的灌注,一个人有多少修养都体现在画
中。”


毕加索+城隍庙

虽然山水画才是张仃一生不能割舍的最爱,但他的艺术创作是阶段性的。在国事危难、不能从事国画创作的年代,张仃的笔墨,向外,有着刀马般的力量;向内,有着自我拓展的意义。在“怒向刀丛觅小画”的岁月里,张仃没有停止过对黄宾虹、齐白石、石溪、程邃的喜爱,也没有忘记向西方的绘画大师学习。毕加索正是西方绘画大师中张仃最愿意学习的一位。


华君武对张仃有一个著名而简短的评价:毕加索+城隍庙。在调侃的同时也说出了张仃受毕加索影响之深及其兼具的中西方美术修养。张仃漫画所呈现的线条的张力、感情的充沛等很多方面都显示出毕加索的影响,但是所画的风情和人物又明显是中国的,“毕加索+城隍庙”可谓一语中的。而毕加索对张仃的影响不止于“纸上谈兵”,其经历中与毕加索的因缘史在中外美术交流史上已经传为美谈。
武侠中大凡晚年冲淡、平和的老人,年轻时多半有非凡的经历。仅仅从这一点来说,张仃的生涯是武侠式的。1932年,16岁的张仃在北平美术专科学校读书时偶然看到了毕加索的画册,里面正巧有很多毕加索“蓝色时期”和“玫瑰色时期”描绘底层人民生活的作品。张仃被震撼了。1932年是中国“国破山河在”的时代,人民流离,国运惟危,毕加索关心民众的主题引起了张仃深深地共鸣,而毕加索饱含激情的绘画手法,不拘一格的绘画布局又给了张仃很多艺术的启发。这一次给了张仃一生的毕加索情缘。
1934年张仃因组织“左翼文艺家联盟”遭到北平宪兵团的逮捕,入狱苏州。由于张仃年龄很小,狱方给他办《自新报》的机会以反省,但是张仃却趁机凭着记忆画出了毕加索的《小丑》。在毕加索的画里,小丑象征的是民间对社会的反抗力量。虽然滑稽、可笑,却不妥协、不低头,用不为人注意的智慧讽刺社会的不合理。张仃把自己对社会的意见寓于这幅《小丑》的画像里。此后,张仃的画风里,毕加索的影响显而易见,那夸张的曲线、色彩的层次、个性的张扬都不是中国本土文化孕育出来的。
抗战爆发后,张仃到了延安,对政治气氛十分迟钝的张仃在鲁迅艺术学院里讲起了自己喜爱的毕加索,这引起了时任美术系领导蔡若虹的反感。一次,蔡若虹把剁下的鸡头称作“毕加索”,并豪言,毕加索这样的“立体派”他每天都可以做出几十幅。这样的讽刺并没有使张仃丝毫减低对毕加索的喜爱,外在的作品可以用检查来控制,艺术的心灵却永远是自由的。

1956年,张仃在跟随中国代表团参加巴黎世界展览会期间终于拜会了毕加索,还应邀参观了他的海滨别墅。令张仃惊异的是毕加索的工作室,因为他是当时世界上最有钱的画家。“可是,在这位大画家的画室内,除了作品是新的,一切陈设全是破旧的,墙上是不断脱落的灰迹,沙发旧得已经露出了弹簧。”艺术内外的对比令张仃惊异,也使张仃钦佩,对张仃日后艺术人生观的形成有深远影响。
对于张仃“到中国来访问”的邀请,毕加索的回答颇为机智:“中国太好了,但我年纪大了,怕到了中国后,(艺术上)又有一个大的变化,自己会受不了。”张仃送了毕加索一套水印的《齐白石画集》。毕加索显然很喜欢这个礼物,因为他按照这本《齐白石画集》画出了中国画习作,并在张大千拜访他的时候展示给张大千看。“我最不懂的,就是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跑到巴黎来学艺术?”——毕加索对张大千说的这句话指的就是他对于张仃送他礼物的喜爱和敬仰。
张仃说:“我不想谈,因为我喜欢毕加索。我所知有限,尤其是绘画艺术,用语言解说,往往徒劳,甚至歪曲。”

“怪人”——设计家——教育家

仅仅从才华上来说,郭沫若是少有的才子,抄起历史书就是历史学家;对着甲骨文拿起放大镜,就是古文字学家。时代的要求同样使张仃成了一个多面手,且每一面都大有可观。
毕加索的画风和做人都被视为是特异的,可能是受到毕加索的影响,加上张仃天生东北人率直的性格,在鲁迅艺术学院里,张仃被视为怪人。


1938年,刚到延安的21岁的张仃沿袭着自己自由知识分子的作风,脚蹬马靴,身穿吊带裤。更为不和谐的是,张仃用自己的钱请几位朋友吃了一次牛肉,为此,组织多次对他进行批评。有一次,张仃终于忍耐不住了,中途走人。他一走,作曲家杜矢甲便起立唱起了《跳蚤之歌》,以示支持。后来张仃碰到他,竖起大拇指说:杜矢甲,你真够朋友!
当时与张仃同在延安的作家、画家等文艺界人士还有很多,包括丁玲、艾青、萧军等人,其中很多和张仃有着很好的私人交往。张仃于是给二三十位文艺界人士画了漫画像,在鲁迅艺术学院办了展览。据说萧军被画得像土匪,刘白羽像只小白兔,华君武瞪着眼睛,嘴里还说“妈的”。漫画本身夸张的手法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不多见的,鲁艺的领导也不甚喜欢。张仃因所谓“丑化革命作家”再一次遭到批评。张仃对此却毫不在乎,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张仃不可能呆在鲁艺很久,不久,张仃到了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敌协会。
为了作家们能有一个固定的场所进行交流和聚会,张仃把一个普通的废旧房子改造成了“作家俱乐部”。张仃用土布做成布艺沙发;用羊毛毡和木头框做成屏风;用筛面用的箩做成壁灯;蓝、白土布围起一个酒吧,在酒吧服务的是萧军夫人王德芬。在张仃的改造下,变成了时髦的文艺场所,毛泽东等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很爱去那里跳舞聊天,与许多作家有着广泛的交流。张仃还为“作家俱乐部”设计过一个“部徽”:一把钥匙上点燃着火炬,像普罗米修斯为人间盗取天火光明。“文抗”的文艺家们喜欢接一些小孩子在“作家俱乐部”学唱歌,演童话剧,这些小孩子还戴著张仃做的黑色面具观看外国名画复制品,和许多中国抗日救亡漫画、木刻。艾青和李又然谈法国风尚、巴黎艺术家的生活和工作情况。萧军用俄文唱《五月的夜》。张仃演小品,一个人演罗密欧又演朱丽叶……有几次在山坡平坝上,像古希腊人那样,人们把白色被里拆下来,披在肩上裹在身上,在月光下跳舞。
在艰苦的抗战时代,延安“作家俱乐部”成了精神交流的乐园。艾青说,“张仃到哪里,摩登就到哪里”指的就是张仃对“作家俱乐部”的神奇设计。张仃后来还成了八路军生产成果展览会的设计师,当延安的话剧演出、秧歌队演出需要他时,他又成了舞美设计师和服装设计师,这些都是实用美术的范畴。所以当1950年诞生不久的新中国成立中央美术学院时,张仃担任了实用美术系的系主任。1957年,张仃参与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筹建工作。张仃在漫长的美术教育生涯中培养了大批的人才。张仃是个很有个性的美术教育家,多年后丁绍光还会面带微笑的回忆张仃支持他“流氓”行为的故事。
丁绍光在大学时代热爱西方美术,一次,他在北京图书馆看到了毕加索的一幅优美的裸体画《苹果树下的少女》,丁绍光临摹得很专心,以至于没有注意到年轻的女图书管理员异样的眼神和羞愤的表情。管理员立即按照丁绍光学生证上的地址打电话到工艺美术学院,声称有个流氓学生在北京图书馆阅读不健康材料。院长张仃在得知这一情况后,叫来了丁绍光。得知所谓的“流氓学生”临摹的是毕加索的画后,张仃暗喜,不但没有批评他,还把自己可以借到“内部读物”的借书证借给他。有时候“教育家”不光是指他能教给学生多少知识,更重要的是他的艺术胸怀和眼界给予学生人生的指导。
张仃总是能根据时代的需要发挥自己各方面的美术才能。以前是漫画家,建国后的张仃是国徽设计者、新中国第一套纪念邮票的设计者、首都机场壁画创作的壁画家、美术教育家。在美术这条路上张仃不停地探索,不知疲倦,直到最后走到自己美术生涯的栖息地——焦墨山水画。2005年中国美术馆举行了“张仃艺术回顾展”,对张仃的艺术生涯做了一个很好的回顾,为总结艺术思想出版了《张仃画室》(13卷),包括漫画、装饰画、水墨画、焦墨画、艺术设计、文存等,同时出版了《它山画语》(“它山”是张仃的“号”)。在《自序》中他说:“我喜形象思维,不善逻辑思维,读书往往不求甚解,也很少引经据典。可以聊以自慰的只有:这些心得都是来自具体的艺术实践,虽不高深,却是有感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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