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有关统计表明，不仅是拥有较多社会财富的“富人”阶层社会责任意识比较薄弱，普通社会公众的慈善意识也令人汗颜。从世界范围来看，捐赠有三种方式：捐物、捐款、捐赠时间做义工进行慈善活动，我国这三个方面的捐赠都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我国每年的善款仅有１０％来自与民众，人均还不到１元人民币；而美国有８５％来自于民众，人均年捐赠额为８７６美元，尤其是其中个人捐赠资金总额达到１９９０亿美元，占全美捐赠总额的７６．５％。

2006年10月10，2006重庆慈善论坛在渝州宾馆开幕

    重庆奉节县慈善会会长吴应南指出，中国自古以来，政府对社会“大一统”的思想传统根深蒂固，加上部分行政官员顾及权力转移将削弱管理社会的能力和自身利益，致使政府转变职能的速度不快，制约了慈善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我国的慈善机构的管理人员大多有“党政背景”，长期的“行政经验”导致工作模式陈旧，其活动目的和运行方式上刻上了很深的“行政化”烙印，导致开发资源的动力明显不足，难以培养社会公众慈善意识。

    公务员小陈的感受很能代表普通公众对“慈善行政化”的理解。进机关３年多的他对捐款捐物甚至有些“反感”。他说，现在一有什么水灾旱灾，政府就下令各单位职工捐款捐物，说起来是自愿，但各单位还不是直接从工资里面统一扣一两百元。别人受了灾，的确应该发动大家捐助，但是靠行政命令既让人感到别扭，又培养不出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好象是“完成任务一样”。小陈说，最让人感觉“出了钱还不塌实”的是，慈善款物是否被滥用？是否发放到了受赠人手中？这些本应完全透明的情况很难了解，导致我国慈善事业的公信力很低。

    吴应南说，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国家对于发展公益事业要有完善的政策法规和释放足够的公共空间。因为，公共空间是慈善公益事业存在的基础，创造公共空间既是非盈利性机构的使命，也是当前阶段慈善事业发展环境的基本要求。现在的关键是要制定能促进公益事业发展的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各界向公益事业捐款，将部分社会公共事务职能从政府日常工作中分离出来，交由专业化慈善机构负责。同时，完善对慈善机构和捐赠款物的严格审核、监管机制，随时公布慈善款物的来源和流向，并建立完全透明的公众查询系统。

    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近日在重庆参加社会救助和慈善事业论坛时透露，根据我国的国情和慈善资源状况，力争用５年时间使慈善捐款总额达到５００亿元。他说，确定慈善捐赠目标不是目的，更重要的还在于让更多的人通过捐赠体会到“施比受更幸福”的感觉。

    重庆红十字会在过去１０年的遗体捐献工作实践中，以独特的纪念宣传活动引起了广大市民对这一事业的关注和支持，体会“施比受更幸福”的感觉。为了表彰捐献者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并给捐献者的亲人提供一个寄托哀思的场所，重庆红十字会建立了“重庆市遗体捐献者纪念碑”，将捐献者的名字刻于石碑上，每年清明节期间，都组织志愿者和捐献者家属开展纪念活动，成为了一个人道主义思想的教育基地，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在这种爱心的感染下，２００５年重庆实施遗体捐献者达６５例，是历年来接受遗体捐赠最多的一年。２５００名市民正式登记身后捐献遗体，近６０００市民登记身后捐献眼角膜。

    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郑功成指出，贫富差距持续拉大是我国当前面临的主要社会矛盾之一，它反映出目前我国财富分配的失范和显失公平。构建和谐社会，处理好财富分配问题让百姓合理分享改革发展成果，与创造社会财富同等重要。“慈善事业不仅可以弥补国家各项政策的缺漏，还具备维系社会健康、协调发展，减少社会冲突，提升公众社会责任与公德等多方面的功能”郑功成在社会救助和慈善事业论坛上说。

    不仅是专家学者不断强调慈善事业对于当前中国社会的重要意义，“先富”阶层也逐渐意识到，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也是他们的利益所在。民营企业家胡崇理说，一个稳定发展的社会环境，一个和谐兼容的社会关系，是民营企业生存之根本，帮助政府解决、减缓一些社会矛盾，特别是贫富差距的矛盾，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利益所在。

    重庆世纪民生能源集团董事长薛方全认为，民营企业家投身慈善事业平衡着最基本社会层面的心理杠杆。在我国，非公有制经济蓬勃发展是最近２０年的事情，有人说民营经济是典型的“草根经济”，民营企业家虽然敢为天下先，但从根本上与普通大众还是血脉相连的。这就使普通公众对民营企业家的态度有着鲜明的两面性，而非隔着距离的模糊性。一方面他们有对其创业才干的欣赏，认为靠自己的能力打江山，是真功夫；另外一方面他们对民营企业家在成功后所需面对的方方面面的压力理解较少，对民营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会有一个比较苛刻的心理要求。因此，民营企业家作为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先富起来的人，是严于律己还是飞扬跋扈，是乐于回报还是麻木不仁，对社会最基本层面的民众心态影响很大，在一定程度上甚至会成为公众观望社会价值走向的一个风向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