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站在
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鞠躬之后,悲从中来,心内思潮汹涌,如惊涛骇浪,眼泪自然流出。杜甫有诗:“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我现在是“焉知五十载,躬亲扫陵墓”。此时,我的心情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积八十年之经验,我认为,一个人生在世间,如果想有所成就,必须具备三个条件:才能、勤奋、机遇。行行皆然,人人皆然,概莫能外。别的人先不说了,只谈我自己。关于才能一项,再自谦也不能说自己是白痴。但是,自己并不是什么天才,这一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谈到勤奋,我自认还能差强人意,用不着有什么愧怍之感。但是,我把重点放在第三项上:机遇。如果我一生还能算得上有些微成就的话,主要是靠机遇。机遇的内涵是十分复杂的,我只谈其中恩师一项。韩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根据老师这三项任务,老师对学生都是有恩的。然而,在我所知道的世界语言中,只有汉文把“恩”与“师”紧密地嵌在一起,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名词。这只能解释为中国人最懂得报师恩,为其他民族所望尘莫及的。
我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机遇,就是我一生碰到了6位对我有教导之恩或者知遇之恩的恩师。我不一定都听过他们的课,但是,只读他们的书也是一种教导。我在清华大学读书时,读过
二战期间,我被困德国,一呆就是十年。二战结束后,听说寅恪先生正在英国就医。我连忙给他写了一封致敬信,并附上发表在哥廷根科学院集刊上用德文写成的论文,向他汇报我十年学习的成绩。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问我愿不愿意到北大去任教。北大为全国最高学府,名扬全球,但是,门槛一向极高,等闲难得进入。现在竟有一个天赐的机遇落到我头上来,我焉有不愿意之理!我立即回信同意。寅恪先生把我推荐给了当时北大校长
在此后的三年内,我在适之先生和锡予(汤用彤)先生领导下学习和工作,度过了一段毕生难忘的岁月。我同适之先生,虽然学术辈分不同,社会地位悬殊,想来接触是不会太多的。但是,实际上却不然,我们见面的机会非常多。他那一间在孑民堂前东屋里的狭窄简陋的校长办公室,我几乎是常客。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后辈,在他面前,决没有什么局促之感,经常如坐春风中。
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心中浮想联翩,上下五十年,纵横数千里,往事如云如烟,又历历如在目前。中国古代有俞伯牙在钟子期墓前摔琴的故事,又有许多在至友墓前焚稿的故事。按照这个旧理,我应当把我那新出齐了的《文集》搬到适之先生墓前焚掉,算是向他汇报我毕生科学研究的成果。但是,我此时虽思绪混乱,但神智还是清楚的,我没有这样做。我环顾陵园,只见石阶整洁,盘旋而上,陵墓极雄伟,上覆巨石,墓志铭为毛子水亲笔书写,墓后石墙上嵌有“德艺双隆”四个大字,连同墓志铭,都金光闪闪,炫人双目。我站在那里,蓦抬头,适之先生那有魅力的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突然显现在眼前,五十年依稀缩为一刹那,历史仿佛没有移动。但是,一定神儿,忽然想到自己的年龄,历史毕竟是动了。可我一点也没有颓唐之感。我现在大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感。我相信,有朝一日,我还会有机会,重来宝岛,再一次站在适之先生的墓前。
摘自《季羡林散文全编》(有删节)
附人物简介:
季羡林,语言学家,比较文化学家、佛学家、翻译家、散文家。1911年出生于山东临清县。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至1945年留学德国,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任北京大学教授至今,为
胡适,中国现代学者 [w1910年留学美国,入康乃尔大学,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从学于杜威,深受其实验主义哲学的影响。 1917年初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编辑《新青年》,并发表论文《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出版新诗集《尝试集》,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很有影响的人物。1919年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改良主义。1920年离开《新青年》,后创办《努力周报》。l923年与徐志摩等组织新月社。1924年与陈西滢、王世杰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1932年与蒋廷、丁文江创办《独立评论》。1938年任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离开北平,后转赴美国。1958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一生在哲学、文学、史学、古典文学考证诸 方面都有成就,并有一定的代表性。 著有《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胡适文存》、《白话文学史》、《中国章回小说考证》 等。代表作品:《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