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一切事情放在爱里，做到至善，便都成了艺术。我想写的这篇短文确实远离纯粹艺术的范畴，不过，我仍然觉得有必要以此来解读一件陈年往事。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国际战火和十几年国内风云，基本上还是一穷二白。但是，新中国的对外援助计划却始终开展着。今天，中国的老百姓对政府当时的援外政策有所抱怨，甚至有“打肿脸充胖子”的批评，但那多半是宣泄对有人恩将仇报的切肤之痛：我们的无私援助居然培养出了一两个仇人。

但是，我近日读的一本从地摊上买来的老书却让我大为释怀。这本书名叫《中国政策：六大洲的观点》(Policies toward China: Views from Six Continents)，是一个叫郝伯恩（A.M.Halpern）的美国人主编的，由McGraw-Hill出版公司1965年出版，当时的美国即便已不是中国的头号敌人，也是二号敌人。这个郝伯恩博士也大有来头，他在赫赫有名的兰德公司干了许多年，主要研究远东政策，又在芝加哥大学、密歇根大学和加州大学等学府教授过亚洲事务。当他编写这本书时，他是美国国会外交委员会的政策研究专家。

中美两国，一个有“政治挂帅”的口碑，一个有“政治正确”的传统，在火气上从来不相上下。在意识形态的分隔下，美国人几乎逢中必反，郝伯恩当然也摆脱不了美国对中国的一些传统偏见。但是，他在全书导论里，关于新中国援外政策却有几段显露学者良知的话，让我感到作为一个有爱心的国家的公民，是一种幸福。

郝伯恩写道，“中国的援外计划范围十分有限，和所有其他援助国一样，具体项目的表现也参差不齐，但它所引发的感激程度却很高。它的成功部分是因为比较而言，它没有附加什么政治条件，部分是因为援助项目本身的目标制订得体，部分应归功于中国援外人员的勤劳和乐于吃苦奉献的精神。”

他继续写道， “中国的援助具有一种类似‘寡妇的奉献’(widow's mite)的心理效应。”这句话不禁让我打开手边的一本《圣经》。在《马可福音》12章记述了耶稣看众人怎样对银库捐款的一幕：有好些财主往里面投了若干的钱。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

这种认识大约来自受援国家的人民，也许来自书的作者内心。无论如何，在回想起25年前，中国人民为了支援我们心目中的“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而自己挨饿的情景，我的双眼不禁泪水充盈。在阅读一本冷冰冰的外交政策专著时，这种感受真的好奇怪。

文章作者接着谈起援外项目中的一些失误。他看来对中国援外项目的情报掌握得十分透彻，甚至连中国在尼泊尔援建的水泥厂关门和在柬埔寨援建的一座三合板厂产品质量不佳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但郝伯恩先生提到，这些失误似乎也特别容易受到包容。

他客观地评价说：“中国的援外项目并不想与其他援助国竞争。中国人甚至曾公开对尼泊尔人说，中国援助的总额将有意识地定得比印度对他们的援助额小一点，这样即使在形式上，也免却了与后者竞争的顾虑。这样的援助即便不会被受援国说得天花乱坠，却也让他们倍感珍惜。它从来都不是必不可少的，从来都不会使受援国产生对中国的单向依赖，因此也从来都不是该国中国政策的根本因素，”

他继续写道，“但是，它却每每令人相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良好关系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别有良益。”

我想，他的话主要是对自己的政府说的。在中国史无前例地孤立的六十年代，我们意识形态的敌人、国家利益的冤家的外交专家如此评价我国的一项对外政策，不禁让我深深感慨。我们的对手在内心深处一定被我们打动了。或许，正是某种表面上若无其事的心灵震撼最终促使了中国外交的全面突破，使中美两个巨人化敌为友。

人们试图为中国的援外政策找到很多功利的原因，比如世界革命和国际主义使命，比如加入联合国的梦想，比如做第三世界领袖的雄心，以及远交近攻的地缘智慧等等。但是这些都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的援助没有附加任何条件，而受援国包括君主制国家、政教一体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甚至美国的盟国；将它解释为利他主义更显得苍白无力。

没有另一个国家的援外政策会牵动本国人民如此广泛而深刻的感情体验。无数援外人员的切身行动和全国民众的心理活动，包括我自己父母的言传身教，都告诉我，中国的援助更是一种爱的表达，一种对全人类的大爱的流露。它融化了意识形态的坚冰，穿越了国家利益的高墙，抵达并且震撼了靠近它的每个人，包括我们当年最顽强的敌人。它是无敌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它确实推动了地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