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二十年前的一个故事。那时我才十七岁，刚下学，跟援藏队去西西格里修公路。和我住同屋的有个老乡大叔叫马大山，背地里我们都喊他马大哈。西西格里一年四季里最不缺的是风沙，最少见的是绿色和女人。白天还好，大家垒石头、填土，忙着干活。到了夜里，听着蒙古包外呼呼的风声，偶尔传来几声瘪人的狼嗥。

那时通讯还不发达，就是发达了，电话也扯不到荒山野岭去。所以家信就成了我们筑路工人盼望得到和寄托思念的惟一方式。虽然书信有时要在路上走两个月，但那薄薄的纸片传递的却是父子情、母子情、夫妇情、兄弟情。

马大叔不会写信，每每看见别人收到信后的喜悦表情，他总是躲到一边去吸烟。出来有多半年了，那几天看他心事重重的样子，我也不知他怎么了。这一段他对我特别地好，干活时尽量让我干轻点的，吃饭时好几次把菜拨给了我一些。

那一天晚上，他终于艰难地说出了心事。

“小不点，大叔求你点事。大叔没文化，大叔老早就买好了笔、纸和信封。大叔求你给家写封信，问问娃子上学怎么样，家里没事吧?”

“咳，就这点事，你怎么不早说。我帮你写，现在就写，明天就寄走。想婶子了吧?”我知道老马为什么这段时间对我这么好了。

老马的信寄出后，他又还原成了原来的老马。干活从不惜力气，脸上也偶尔露出笑容。

　　过了一个月，又过了一个月。老马的信还没来，那天我主动提出，又帮老马写了封信。 www.

过了些日子，又过了些日子。老马家里终于回信了。那天下午正干着活，文书到工地上分发了来信。拿到信，老马激动地把信封看了又看，用手摩擦着，随后小心地放进衣兜里。有人喊：“老马，给大家念念。”老马只是脸红了红，并没把信拿出来。

没过一会，我去厕所，老马也来了。在厕所外边，他喊我：“小不点，你给我念念。”我接过信封，看笔迹肯定是他上小学三年级的儿子写的。撕开后，我掏出一页纸，他把信封拿过去，又用手去掏。内文和信封不是一种笔迹。内文像一年级小学生的字体。我认真看完内容，说：“不念了吧。”他紧张地凑上来：“怎么了，怎么了，信上写的什么。快给我念念，大叔求你了。”

信上只歪歪扭扭写了几个字： Db5t9
　　大山：

　　娃很好，我想和你睡觉。

　　娃他妈

我念完，老马还目不转睛地看着我。见我把信递给他，忙问：完了?我答：“完了，就这些。你媳妇会写信?这信封和内容不是一个人写的。”

“她不会写信，她没上过学。”

后来那时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我，把老马的信当笑话讲了，许多人见老马的面就开玩笑：我想和你睡觉。

没多久，我被爷爷病重的电报召回了家，往后再无缘见到老马。

再后来，我想老马的媳妇一定是一天或几天向儿子学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慢慢描下来的那封信。那是一个山里女人对在数千里之外自己男人的一份思念。

(摘自《中国新闻出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