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报告
外地人在北京：家住刘娘府
文/图 本刊记者 吴志勋 李青青
在北京有许多外地人相对集中的“城中村”， 刘娘府就是其中之一。
艳阳高照下的刘娘府村灰头土脸，街头冷冷清清。这里是一个城乡结合部，占地面积还不到一平方公里，有1600多居民，而其中外地人就有1140人，是本地人数两倍多。这里有出租屋487间，租住这些房子的都是外地人，而出租房屋是刘娘府的北京人的主要收入来源。琅山社区居委会李艳慧说，刘娘府很快就要拆迁了，面对拆迁，不论是外地人还是北京本地人都不太愿意。一旦拆迁，外地人就要搬家，搬到离城区更远的郊区，而刘娘府的本地人再也无法靠出租房屋来增加收入。
沿着刘娘府大街向前走，不到
刘娘府的外地人相对比较集中，主要来自4个地方，安徽、河北、河南、湖北。安徽人主要做保洁；湖北人主要从事装修工作；河南人在刘娘府从事的工作主要是收废品、拉拆迁的渣土；河北人主要是做装修和小买卖。
居住在刘娘府的外地人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他们一般居住时间很长，最长的已有十多年，他们已经和本地人融在了一起。
安徽人：吃苦耐劳做保洁
安徽人在刘娘府这一带一般都是干保洁，因为安徽人勤劳，吃得苦。刘娘府的环卫工人有很多是安徽人，而附近的保洁公司的员工安徽人也占了很大比例。
陈金苗是安徽安庆人，1986年就来京打工，在一家招待所负责水暖工作。1996年，妻子黄春梅也来到北京，在这家招待所作保洁员，一做就是十多年。
陈金苗今年52岁了，妻子黄春梅49岁，除了口音，他们的生活方式、衣着穿戴与北京人没有任何区别，他们将北京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可是，他们仍然感觉到来自北京人对他们的歧视。
“北京人看不起我们外地人，不管我们在北京干了多少年，他们还是看不起我们。我在那个招待所做了13年多，可后来房子调整，让我们搬家，新搬的地方没有自来水，左邻右舍家里都有，就我们家没有。我们喝水用水都要到二楼去提。”
黄春梅找领导去理论，结果她和丈夫陈金苗都失去了工作。失去工作后，便搬到了刘娘府，租了两间房子，开了个小卖部，卖些食品和桶装水，平时陈金苗外出打些散工。
“那份保洁工作我干了十多年，手和腿都让开水烫伤过。”黄春梅伸出胳膊给记者看，“走了后我才知道，如果我干满15年，招待所就该给我退休金了，有一个外地人干满了15年，就真的给了她退休金。我原来不知道，要知道，我就忍一忍，也就一年多的时间。说白了，就因为我们是外地人，要是北京人，他们敢吗？”
尽管在北京生活20年了，但陈金苗现在的生活没比在刘娘府的其他外地人的生活好多少，租了两间房子，一间既是厨房又是卧室，另一间是小卖部，放了几个货架之后就满满当当了，而那间一家三口的生活起居室，就更显拥挤。用两个衣柜将房子隔成两半，外面那半间放了一张大床，是老两口的卧室，里面半间放了一张上下两层的架子床，就成了小儿子的独立空间。两间房子有
陈金苗的大儿子在浙江当兵，小儿子今年23岁了，一直很他们生活在一起。小儿子去年交了个女朋友，在一家商场工作，一个月收入有两千多。小儿子学过厨师和电工，考了电工证，工作还是不稳定，有活就干，没活就在家待着，一个月就挣一千多块钱。“这点钱哪够他们结婚的呢？结婚得有房子啊，总不能让他们在我们这间小屋里结婚吧？”对小儿子陈金苗很担忧。
陈金苗说他从没想过在北京买房，家里有一幢两层的小楼一直闲置着。因为父母都去世了，他们也很少回安徽老家去，大儿子探亲，从浙江直奔北京，一家人就在北京团聚。
“等再老一些，在北京没法挣钱了，我们就得回老家去。不过我儿子他们的想法不同，我小儿子就说要留在北京，至于能不能成为北京人，就看他们自己的造化了。”
河北人：胆大心细干装修
据说河北人在刘娘府大多都是做小买卖的，开个小店，或者在路边摆个小摊，卖个瓜子、烤个香肠什么的，这就是一家人的生活来源。除了小专卖，河北人在刘娘府还从事着其他各种各样的工作，其中以干装修的为多。
许丽萍家就是干装修的。许丽萍是河北保定人，2000年来的北京，来北京后就一直住在刘娘府，可算是刘娘府的老居民了。可是这个老居民却很少与人交往，一般情况下都待在家里。她的丈夫赵占京自己不会装修活，却弄了个装修队，雇了些工人干活，多的时候，装修队能达到80人。许丽萍的工作就是给这些工人洗衣做饭，几十人的茶饭浆洗，使她没有多少空闲的时间。两年前，她又生了第二胎，儿子刚刚两岁，就更没时间了。
许丽萍的孩子是在北京生的，因为舍不得花钱，无论是有孕在身，还是生孩子，她都没有请人照顾，而且，生孩子这么大的事，她也没有去医院，请了个医生，在租住的那间十来平方米的小屋里就生产了。
“去医院得花好几千块钱呢，我舍不得，也拿不出那么多钱来。我请了个河南医生来家里接生，只花了500块钱。”许丽萍真的是很幸运，她租住的那间屋子低矮昏暗，屋里的东西塞得满满的，屋顶上糊着报纸，通风、采光、卫生条件都很差，可她敢在这里生孩子，而且，她请的医生也不是正规的医生，仅仅以前在老家乡下干过赤脚医生而已。
河北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胆大心细，他们什么事都敢干。赵占京刚来北京时在一个朋友的装修公司做业务员，成天外出拉一些装修业务，而他自己却不会干装修活。慢慢地他有了些资源，便干脆自己单干，回老家招集了一些有装修技术的工人，一个装修队便有模有样的建立起来了。
可这年头装修活也不好干，赵占京能联系上的活要么是装修房子，要么是修民房，都不是大活，一个单子能签到两万块就算不错了，有时几千块的单也得做，毕竟工人要吃饭。家里的花销是很大的，工人们都是包吃住，房租水电一个月得花200元，一天的伙食费怎么着也得20元。工人的工资大工一天60元左右，小工一天30元左右，工人每年发三次工资，一次在收小麦的时候，一次在秋收，还有一次就是年底。赵占京说发工资的时候是他最头痛的时候，因为有时工程还没有完，但工人要回家，你就得东拼西凑地去借钱给他们发工资。都是乡里乡亲的，赵占京从忍心拖欠他们的工资。再说，今年的工资你要是不给，明年他就不跟你干了。
“明年我想将儿子送到幼儿园去，他老跟我待在家里不是个办法，接触的人太少。他去上学了，我也去找个保洁的工作，还可以兼顾到家里的活。我得存钱啊，得好好培养两个孩子。”
河南人：敢想敢干拉渣土
今年38岁的石大姐是河南信阳孙家寨村的人，自从1992年结婚以后，丈夫应辉就和同村的很多年轻人一样，开始在外地打工。应辉也去过广州，但是在那干了不到一个月，就丢了身上所有的钱和驾驶证，一气之下，他就回了家，从此对治安环境很差的广州没了好感。
之后，应辉一个人到北京的建筑工地打工，石大姐留在家里照顾年幼的儿子和几亩地。因为过分操劳，她竟然累病了。丈夫回来以后，她生气地说：“你要是再出门就把我带上，要不就别出去了，咱们一块在家种地。”2000年，他们反复商量之后，将儿子托付给公婆，土地交给别人，两口子一起来到北京。
早年来北京的信阳人，买了货车在各运输工地拉建筑材料和废料渣土，挣了些钱。慢慢的地，信阳人发现这是一条发财的门道，都开始干这个。
“河南人做生意，挺大胆的。”石大姐说。她说的“大胆”就是敢干，比如说，跑运输需要买车，一辆货车怎么也要好几万，不管以后的生意怎么样，信阳人都会动挪西凑地把钱借到手，借不到就贷款，反正先买再说。
石大姐家今年刚把旧车卖了一万元，又添上家中三万多元的存款，换了一辆载重1.6吨的二手货车。“虽然车是旧的，但是大一点，拉得货多，能多挣一些。再说家里不用背债，轻松一点吧。”石大姐说起自己家的车，眼里有些笑意。
在刘娘府跑车的信阳人，多是在干个体。他们除了等熟人打来电话，介绍他们去哪个建筑工地干活以外，就是聚集在刘娘府桥周围等生意。一般，刘娘府桥能聚集将近三十辆车，清一色的蓝色货车，整齐地停在那里。
应大哥以前在一家园林公司打过工，他买车以后，那家园林公司就成了他的主要客户，应大哥经常给他们拉树苗和土方。也有老乡打电话来给他介绍活，他需要随叫随到。忙的时候，应大哥能一天跑十几趟，挣千把块钱，几天回不了家；生意不好的时候，一天只能跑一两趟。“说不上，有的时候活好，有的时候不行。”石大姐介绍说。
每年11月入冬以后，土地上冻，建筑工地就停工了，这些靠给建筑工地拉材料和渣土的货车也没有生意可做，只能等来年转暖。一年中，他们真正工作的时间只有七八个月。所以，他们要在这些时间里，抓紧时间干活挣钱。一年下来，像石大姐一家信除去生活开销和汽车的养路费、汽油等费用，至少能挣一两万。生意好的话，挣七八万也不是问题。
石大姐的儿子在在老家读书，今年6岁的女儿和自己生活在一起，一家人住在刘娘府大街路边的一间门面房里。房子的材料是石棉瓦盖的，冬天特别冷，夏天特别热。面积有十四五平方米左右，顶棚很低，有的地方已经裂缝了。房子里有一张床、一个小电视、一个柜子，还有一些简单的厨具。墙上贴着女儿在学校里得的几朵小红花，和从一张报纸上剪下的福娃。门上贴着“拉渣土”几个字。这间房子，一个月的租金是250元。石大姐说，租这个房子，主要是因为它在路边，虽然贵一点，但是方便别人看见了找我们干活。有的时候，石大姐在老家上学的儿子放暑假来了都没地方住，要不睡地上，或者睡车上。
丈夫干的活没有固定的时间，说不定什么时候回来就需要吃饭，所以石大姐一直没有工作。很多信阳来的妇女都是这样，每天在家只是照顾孩子和老公，平时除了做家务，就是打打扑克，消磨时间。只是最近，石大姐才开始去附近的“爱心商店”上班，在那里工作一天有20元工资，她说想锻炼一下自己的能力，以后能帮着丈夫要要帐什么的。
石大姐说，到北京以后，不用再干农活，轻松了很多，而且自己也开始学着说普通话，懂得礼貌用语了。她希望存些钱让孩子上大学，生活总会好起来的。
湖北人：夫妻俩都工作
“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湖北人的精明，这句俗语很能够形象说明。在刘娘府也生活着很多湖北人。先不说湖北的男人是如何能够吃苦耐劳，湖北的女人就很有特点，相比其他地方来的妇女，她们大多打扮得比较整齐漂亮，而且笑的声音很大，离得很远，你就能听在她们爽朗的笑声。
从湖北来的小章和丈夫在刘娘府的一个小院子里租了一间五六平米的小平房。她的丈夫是油工，每天至少要工作八个小时。
听小章说，干活的时候丈夫一般不回家，睡在工地，除非干活的地方离家很近，他才会回来。夫妻两个虽然同在北京，实际上相聚的时间也不多。
小章的儿子很小，只有三岁，留在老家由公婆照看，她已经半年没有见到孩子了。自从2002年结婚以来，今年是小章第一次来北京打工。现在，小章在一家KTV找到了工作，每天下午两点上班，晚上凌晨两点下班，一个月600元工资。因为要忙到午夜，她经常需要白天补觉，生物钟有点颠倒。
“我们湖北人平时闲了就喜欢打麻将、串门、聊天，这在刘娘府都是有名的。”小章笑着说，“都是在外面打工的，平时闲得无聊，所以就在一起玩玩。”打麻将几乎是在外打工的湖北人唯一的娱乐方式，在刘娘府经常能在街边看到支起的小桌和兴致勃勃的人们。小章自己也打，她说自己手气不好的时候，一个月也输几十块，
小章说，北京的生活很好，到冬天都能吃到西红柿、菠菜，隔三岔五还能吃顿肉，要是明年条件好点，就把孩子带来。
和很多湖北人一样，小章也想好好打工把钱攒下来回老家盖房子，“我们村很多在外地打工的人都给家里盖起房子了。外地人在北京没有稳定的工作，我们在这里生存不了，将来还是要回去的，这样以后回去总有个好房子住。”
但是，小章对自己也没什么具体的规划，过一天算一天，按照她自己的话说，是“瞎混”。
来源：《蓝铃》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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