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市收银员:数着别人的钱,过自己的日子
文/叶艳霞 王永清
随着大型超市的缤纷林立,超市收银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一般的大型超市的收银员都有几十个,再大点的甚至上百个收银员。像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里几乎有上百个大型的综合连锁超市,全国的超市收银从业人员能有几十万人。
收银员是连接超市与顾客的纽带,他们每天都要笑脸迎接成千上万个顾客,手里接过四面八方的不同数值的钱币,耳边听着感应条码机“的的”的声音。她们是清一色的女孩子,正处在18到28岁左右,正是青春洋溢的时候,她们为生活为超市献出了青春,而在忙碌的收银生活中她们又如何去面对呢?
结婚七年不敢要孩子
每天早上六点四十分左右,在小红门的一家早餐摊上,都会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来吃早餐,有时是两根油条一碗小米粥,有时是一碗豆浆外加半屉小笼包子,消费总是在两声块钱左右。女人风风火火,五分钟就解决了早餐,然后跨上停在路边的自行车,使劲猛蹬几脚,拐两个弯,穿过一条铁路,就来到了南四环上。
这个女人名叫郑铺燕,今年30岁,是北京市成寿寺家世界超市的一名收银员。
“这段时间我上早班,每天七点多就要到超市。六点就要起床,夏天还可以接受,冬天六点多天还黑着呢。我们超市有三种班,分为早晚班和两头班,我总觉得我们的排班有些不合理,早班七点多就要来,晚班晚上十点多才能下班,两头班就是中间休息四个小时左右,再接着上班。比如早上九点半到晚上九点半,中间十二点半下班,下午四点半再上班。你说这多耽误时间啊,离家远的中间休息四个小时也不能回家,只能在超市附近转。我住小红门离这近点,休息时还可以回去睡一会,或者干点家务活。有次我上完夜班再加班理货到十二点多,拖着疲惫的身体去停车处找自行车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车子不知被谁给偷走了。我都急得直想哭,那时候已经没有公交车了,打车又太贵了,只好一路走回去了,三四站走回去要半个多小时。晚上路一片漆黑,大路上还有街灯,快到家的小路上连个灯也没有,就那样摸着黑回家了,到家里便瘫在床上睡着了。可是第二天上早班,六点多还是照样要起来上班。没办法,这就是生活啊。”说到这里,郑铺燕脸上的表情渐渐地由原来的不满变成了无奈。
郑铺燕租住的房子在南四环外的小红门,离家世界大约三四站地,租的是平房,月租200元,再加上水电费、每月必要的吃穿住行的消费,加起来要一千多块钱,再加上手机费,偶尔生病,或者换工作花钱,每月郑铺燕和她老公不到两千块钱的收入几乎是入不敷出。“我每月工资也就800元,扣了三险之类的,拿到手里的最多也就是700多元。刚来超市的时候还说有奖金,可是我来四个多月,没有领到一次领金,别人也没听说领过。我从不指望什么奖金,不扣钱已经是万岁了,我们迟到20分钟以上就扣全天的工资了。我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现在办张月票还得45块呢,能省点就省点。”
郑铺燕结婚已经7年了,却一直没有孩子。问她原因,她说了一句:“不敢要孩子,要不起。超市收银员吃的是青春饭,你看看那些小姑娘,都只有20岁,像我30岁还做收银的真的很少了,主要是我有经验,以前在物美也干过收银,要不然,家世界是不会要我的。现在年龄大了,没个特长找工作真难。我老公是个司机,每月能拿一千多块钱,工作也不是很稳定,最近还想换个工作。现在两个人都生活得这么紧巴巴的,要是有了孩子,我不能上班,这日子还过得下去吗?”看着郑铺燕低落的心情,我正想找话安慰她几句,没想她用手挼了挼额前的头发,又乐观起来了,“养个孩子不孝顺,还不如以后到养老院呢。我就准备现在多攒点钱,以后老了,咱就去敬老院,只要给钱,他们照顾得要多好有多好。”
工作挤掉了爱情
余丽娜,河南省开封人,23岁,瘦小的个子,人长得很清秀。来广州四年多了,一直在好又多超市做收银员。4年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就这样给了那台冰冷的机器和那些不同面额的钞票。
“我的生活就像摆钟一样规律,每天早上八点,准时来到她上班的好又多超市。超市八点半钟正式营业,八点十五分的时候,我必须站在自己的柜台前,超市里有规定,收银员必须在开业前15分钟到达自己的岗位。工作就从站到岗位让的这一刻开始:清洁整理工作区域,补充收银必备的物品和前置货架内的商品,领取备用金并清点确认……天天都是如此,当超市的大门打开,我就完成进入了角色。”
对余丽娜来说,一天中最舒服的时候就是中午换班吃饭的时候。在这里工作吃饭是要领班安排的,这里没有饭堂,都是自己带饭过来的。中午12点左右,领班叫余丽娜去吃饭,她收拾好自己的台面,拿出暂停服务的牌子摆在上面。进了个休息室,余丽娜拿出从家里带来的饭,找了块硬纸板往地上一铺,就靠墙坐下来了,伸直了腿,一脸的舒服样。
趁着吃完饭的空隙,我问起余丽娜的爱情,没想这一下戳在了她的痛处。她低着头沉默了好一会,才抬起头来,咬着嘴唇说:“我们刚刚分手了。”
余丽娜和她的男朋友是中学同学,高中毕业后丽娜选择了打工,而他却考取了广州的一所高校。“因为他来广州我才来广州的,我一直以为我能追随到我的幸福,然而,我怎么努力也跟不上他的脚步。”
余丽娜一直以为与他生活在共同的城市,就能牵住爱情的风筝。来到广州后,在表姐的帮助下应聘到好又多做收银员,但是工作后她才发现现实并不是她想得那样美好。“刚开始工作的时候经常是累得回到住处就躺在床上睡觉,什么都不想做,那里都不想去,而我男朋友在学习的同时还兼顾着三份家教,我们很长时间才能见一面。就是见面也是匆匆忙忙的,因为工作太累,我有时和他说着说着话就睡着了。”距离就这样慢慢地拉开了,在男朋友毕业的那天,他提出分手,因为他要到深圳工作了。“在他提出分手的那一刻,感到了自己的工作的低微,其实以前他也和我说过让我换一份工作的,只是我没有太在意。在那一刻,我决定重返校园,不是想去挽回什么,而是为自己的生存着想。”
现在,余丽娜正在夜校学习会计,学制是两年的,已经上了一年了。“现在每天晚上回去不管多晚,我都要看几页书,我得好好珍惜这次学习的机会。现在的广州就业形势很严峻,不知道不做收银员会不会找工作,但收银员是做不长久的,我想出去闯荡下,趁现在还年轻,规划下未来。”
站着工作,穿高跟鞋是一种奢望
超市收工作是一种劳动强度很大的工作,余丽娜说,除了每周休息的那一天,其他的每天都是在重复前一天的生活。“我觉得自己有时候不是在工作,而仅仅是一种条件反射,工作的时候,我们很少看人,通常只是看到眼前的货物,低着头对顾客说声‘您好,欢迎光临’,然后就快手手快脚地扯下购物袋,左手拿物品,右手拿感应条码机,自顾自的忙碌。我们忙起来那是真忙,手不停,嘴也不停,超市要求我们在结算时必须唱收唱付,每扫描一件物品,同时还必须将价格报给顾客,一个班上下来,往往口干舌躁。累得你什么都不想说。”
经常逛超市的人如果稍微留意一下,就会发现一个现象,超市收银员不论高矮,没有一个穿高跟鞋的。余丽娜今年23岁,正是爱美的年纪,但她却穿着一双老土的平底鞋。“每天站八小时,谁敢穿高跟鞋啊?那不是自己找罪受吗?我们除了中间吃饭和上厕所时间,最少也要站上六个多小时。刚来这里的时候根本不习惯,一天下来,小腿的肌肉好像要膨胀起来,硬硬的,很酸,膝盖根本不能弯曲自如。我们这种工作虽然不像那些劳力,但是运动量也挺大的,顾客买什么我们都要拿过来输条形码进电脑,不管是饮料还是大瓶的花生油。如果遇上假期,双手是没有得停,经常是累得手都抬不起来。我们最怕过节或者店里搞促销活动,商家赚得盆满钵满,我们累得半死。”
在北京成寿寺家世界超市,所有的收银员也都是统一的平底鞋。那天我穿的是平底鞋,在郑铺燕旁边站了两个多小时,我不停地左脚换右脚,右脚换左脚,两个小时下来,脚已经酸痛得不行。而郑铺燕手脚麻利地工作,好像没事人一样。“你的脚不痛吗?”我忍不住问她。
“哪能不痛呢?我是腿脚麻木了,感觉不到痛。我现在小腿上的血管已经变粗了,时间长了都成了职业病了。每天回去的第一件事,就是躺在床上休息会,尤其是头天上晚班,第二天上早班的时候,就感觉有些休息不过来。”
刚到广州的时候,余丽娜买了两双当年最流行的高跟鞋,但只穿过几次,鞋还是簇新的,就被她收起来了。“不是不想穿高跟鞋,而是实在没办法穿,穿着高跟鞋站6个小时,谁受得了?习惯了穿平底鞋,现在我一穿高跟鞋就别扭,感觉脚都不是自己的,连路都走不好。如果不换工作,我看我那两双鞋只能永远陈列了。”
我们也想微笑服务,可有时实在笑不出来
工作辛苦却不被人理解,这是超市收银员最感委屈的。郑辅燕就遇到过一个有些无理取闹的顾客:“一次顾客买东西,找零钱时,因为一块钱的面额不够,所以我拿了两个五毛的硬币给他,可是顾客不要,他说‘你给我两钢崩,我不好放,你给我换张纸币。’我把仅有的一块钱纸币给他,顾客又嫌脏,还是不要。为了一块钱,一个大男人娇情那么久,身后等待结帐的人都排成长队了他也不管。后来还是向同事借了一块钱才打发他。
在笔者采访余丽娜的这天,她也遭遇了不顺心的事。那天,刚吃完午饭的余丽娜一回到岗位,立即有反应快的顾客转投这边,很快余丽娜面前也聚集了一支队伍。有个顾客买了一购物车的商品,但是在刷卡的时候那卡总是过不机了,可能是卡的磁性受损,顾客身上又有没有带现金,惟有不买了,但是所有的商品的条形码都已经输进电脑,如果要删除此次交易必须找领班才行,只有领班才有权处理取消交易,当领班取消完这项交易时,费时不少,后面的顾客已经是怨声载道,有人说这个收银员怎么连这个都不会,怎么工作的,有人说这个收银员的动作太慢了,对自己的本职工作都不熟悉。余丽娜只能对着埋怨的顾客苦涩的一笑,说声不好意思。可是我分明看到她的笑容是尴尬的,是包含着无奈,几分伤心,本来是顾客的问题现在却要她背黑锅,
余丽娜说:“像今天这样的事情差不多每天都会上演,很多时候顾客在排队时,如果收银员动作慢点,或者前面有意外时,他们就会发牢骚。现在很多顾客都埋怨我们工作时面无表情,但是他们在买单的时候又有多少人是面带微笑的,还不都是一副冷漠的面孔?也许是大家都冷面相对惯了,有时顾客对你一笑,你真的会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有一次,一位先生结完帐后,看着我的很真诚地说了声‘谢谢’,我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愣在那里。我真的想不到他会这样说,按理应该是我们说的,我没说,他说了,我多少有点不习惯。”
经过了几次这样的“意外惊喜”之后,余丽娜终于习惯了,而且变得主动,在将小票和余钱交给顾客的时候,她都不忘说一声“谢谢,欢迎下次光临”。
尽管刚背了一次黑锅,但对工作,余丽娜还是一丝不苟。几分钟后,一位抱着小孩的妇女来结帐,那小孩紧紧地抱着抱抱熊无论她妈妈怎么哄她都不肯放松,她不松手就无法结帐,原本很顺畅的工作一下子卡壳了,身后的人越排越多。余丽娜在她们的商品中挑了一个果冻,在小孩面前晃着,笑着对小孩说:“小朋友,乖啊,要听妈妈的话哦,不如我跟你换,好不好啊?”小孩盯着果冻看了下,犹豫地把抱抱熊给了她,那妇女说;“还是你行,呵呵”。
假币、短帐,收银员的噩梦
超市收银员的工资并不是很高,广州收银员的工资水平和北京差不多,一般是在 800元到1500元之间,郑铺燕的工资是800元,余丽娜目前的工资是1200元。“如果不赔钱的话,这个收入还是可以的。”余丽娜笑着说,“不过刚来的时候,交了很多‘学费’。”
忙了一个中午,超市里的顾客渐渐少了,余丽娜把队伍里最后一个顾客送走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两点多了,离她下班还有一个多小时。余丽娜说:“这个时候是容易出错的时分,站了一整天,不仅是身体疲劳,大脑也想睡觉,而且超市里面的顾客很少,没有工作忙,一停下来就特别的累。有一次,就是这样站着睡着了,顾客来买单时,当我把商品的条形码输进电脑时,看到电脑上面显示的是168.5元,他给了我两百块,我竟然找回给他168.5元,还好那顾客是个好人,他提醒我说‘我买了168.5元,怎么还找回168.5元?姑娘是不是算错了?’幸好那次的顾客不是贪心的人,要不然我得赔呢。”
做收银员4年了,经过余丽娜的手的钱不计其数,对于自己假钞的辨别能力很有信心,但是就是这样,她还是会中招,所以收钱的时候会特别小心,毕竟收到假钞是要自己垫上去。余丽娜说她刚来工作的时候,一个月间或会收到些假钞,虽然在上岗前培训有教辨认假钞,但是现在的假钞越来越逼真,甚至连验钞机都被蒙骗,更何况是肉眼。“最惨的就是刚做这份工的第一个月,收了300块的假钞,垫出后第一个月的工资所剩无几了,之后我把那些假钞跟真钞对比,仔仔细细地比较它们的不同,手感、图象、水影、条纹……每个晚上我躺在床上的时候我都会花上一个小时去辨别它们。一个月过后我可以比较快速地辨认出钞票真伪,但是也不敢说绝对完全对,起码加快了我收银的速度和减低了收到假钱的几率。现在我一般都没有收到假钱了,可以保证钱包的收入,呵呵。”
郑铺燕交的‘学费’也不少,有时候自己柜台的钱不够找,就要找旁边柜台的收银换钱。一天忙下来,忘了和谁换的钱了,最后加上找顾客钱也有失误,经常会赔钱。如果电脑里的数目与现金数目不吻合,不够的钱,就要收银员自己掏腰包了。本来挣的就不多,加上赔钱,令收银员更是苦不堪言。有一次,郑铺燕不小心收了100块钱假钱,结果最后盘点的时候发现了,只能自己出了。而她的一个同事,曾经一天就亏了300块。
做收银员,外地人必须有本地人担保
收银员工资不是很高,但是应聘的条件有些苛刻,余丽娜说,一个外地人想在广州应聘收银其实还是很难的,除了学历和年龄,最难的就是要有本地人担保,如果没有本地人替你担保,你条件最好也没戏。
外地人应聘收银员必须有本地人做担保这条规定,不光只有广州这样要求,据了解,很多大城市对收银员都有这样的限制。郑铺燕所在的家世界超市里的收银员全是北京人,一个外地人也没有。
在应聘到好又多超市之前,余丽娜就曾经因没有本地人替她担保失去了一次很好的机会。“那次有家大超市招收银员,我感觉自身条件都不错,就去报名,结果你猜怎么着,人家一看我身份证,不问我学历,也不问我的工作经历,头也不抬地说‘外地人啊?外地人不行,除非你有北京人作担保。’第一次听说外地人找工作还要本地人担保的,我挺不服气地,问他‘凭什么外地人要本地人担保啊?’“嘿嘿,小姑娘你来劲了是吧?告诉你,这是和钱打交通的,每天那么多货款,你一外地人没人担保,你要是拿着钱跑了,我上哪找你去啊?’我觉得这是一种歧视,严重的歧视,难道外地人就准会拿他的钱跑吗?本地人就不会拿他的钱跑吗?拿不拿钱跑,可不是地域的问题,而是个人品质的问题。我和他们辩了半天,最终还是名都没报上。来好又多,我也还是费尽周折,是我表姐找了好几层关系,托人找了个广州人做担保才成功。”
其实,超市收银员的工作技术含量并不高,余丽娜说:“只要通过了公司的应聘考试,正式成为员工后公司会组织我们参加培训,学习一些基本的技术,了解了公司的各种营运作业及促销活动,能够解答顾客咨询,安全、快捷、准确收回货款,你就可以上岗了。这个过程一般只需要三天时间。只要你帮着老收银员装几天袋,你就能基本掌握收银工作的要领,就能胜任工作了。”
来源:《蓝铃》杂志